杨奎松的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是一本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祛魅的著作，他希望通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个案，对以往知识分子研究主流话语重新审视。

过去的知识分子研究，多半出自民间思想者之手，其笔下的知识分子，莫不是头顶光环的自由主义者。在权力面前，他们都昂首挺胸，傲然自立，带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风骨。即使到了1949年以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检讨、忏悔，不过是迫于强大政治压力的无奈之举，既不自愿，也不自觉。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到储安平、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谱系。他们的存在似乎足以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卓越的知识分子传统。

然而，在杨奎松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在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的序言中讲道：“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

从这些论断来看，这是一本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祛魅的著作，他希望通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个案，对以往知识分子研究主流话语重新审视。

个案研究展现差异

先说张东荪。在建国前后，张东荪一直想充当谋士的角色。他在西柏坡向中共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希望与毛泽东等达成某种共识却未能如愿。他害怕美国方面将中苏视为一体挑起世界大战，害怕蒋介石反攻大陆，为了“在政治上起大作用，在国际上产生大影响”，他开始主动秘密联络美国外交官，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影响中共的努力。他希望美国人知道，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推动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结果，他的这些行为构成了所谓“叛国罪”，公民权被剥夺，成为“人民公敌”，“文革”中死在监狱。张东荪虽然是个案，却可以反映知识分子天真迂腐，缺少政治经验的一面。

再说王芸生。为了保住《大公报》和自己在新中国舆论界的地位，他宣布“投降”。这种“投降”使其继续执掌《大公报》。其后，王芸生“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在镇反、三反、五反中，他成为批判的舆论先锋。因为表现积极，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顺利过关，甚至躲过1957年的“反右”。为了进一步自保，他写出了数万字的长文《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这张唯一获得过密苏里新闻奖的中国报纸，坚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众喉舌，极尽贬低之能事，进行最彻底的打倒。这篇文章也断送《大公报》的未来。王芸生的行为，体现了知识分子恐惧、软弱的一面。

最后是潘光旦。建国伊始，他未被新政府重视，在政治上备受冷落。得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后喜出望外，逐渐由消极转为积极。他开始主动研究马列书籍，试写适合新政权的文字，适应那套话语。他主动批判“美帝”，歌颂土改，学习自我检讨。不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阴差阳错地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历时一年才勉强过关。潘光旦缺少成熟的政治思想理念，一旦转变便非常彻底。从此他更加真诚地在学术和思想上“跟党走”，比如响应中央的民族政策，通过调查研究为土家族单一民族的地位正名。然而，这个正名工作却触犯了某些地方利益，导致在“反右”中被打倒，成为“章罗联盟”的陪绑。潘光旦的表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幼稚病。

知识分子的祛魅化

杨奎松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天真、懦弱、畏惧和主动迎合，从某种程度上破除了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神话。由此可见，这些知识分子和我们别无二致，我们一般人有的缺点和问题，在他们身上也一样存在。然而，我们以往对他们的研究，多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一定要将他们塑造成毫无瑕疵的高大全形象。比如我们谈严复是启蒙先驱，却不谈他是个鸦片鬼；谈吴虞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却不提他纳妾狎妓；谈罗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却不谈他当街调戏妇女；谈瞿秋白是政治家是革命烈士，却不谈他的真正志向是做一个小教员；谈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却不谈其年轻时候的志向是“多日几个女人”。更有问题的是，很多人从《胡适文集》中摘录一段话便大加诠释，将其打扮成先知先觉的先驱，或拎出王国维一句“以共和始，以共产终”的论断，就证明他是什么天才的政治预言家，这些都是不够客观的治史态度。

杨奎松研究国共政治史，不以阴谋论之类的思维理解历史人物，而是将其放在历史脉络当中，发现其行为的合理性。而今出于“忍不住的关怀”，跨界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他首先将知识分子当作常人看待，从人性的角度诠释他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和行为。虽然是为知识分子除魅，其立意却不在于批判，而是认为他们“毕竟是书生”，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也有时代局限性。他也毫无那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身处那个时代，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得体。

至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如此软弱，他未进一步说明，但隐约可见他从民族文化独特性来解释的思路。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转变而来，虽然已经没有了儒家的道统外壳，却仍然延续了儒家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但是，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极度世俗的理论与道德学说，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类似于上帝之类的终极依托，内心缺乏真正的凭借，不足以对现实构成有效的批判和反省。当政治权力不合作的时候，所谓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更是无法落到实处。

不应忽视思想理路

杨奎松选择三个个案来研究知识分子，是因为意识到任何的概括性描述都存在问题，有必要通过更多的个案来了解知识分子的内部差异，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不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都属于自由主义一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经历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似乎选择党内、党外，左翼、右翼立场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性的个案研究，才是更恰当的处理方式。而且，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似乎还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迂腐懦弱的最好代表。相比之下，冯友兰以及郭沫若才是比较典型的研究对象。

而且，虽然说杨奎松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概括都存在问题，还是免不了某种概括。比如序言中说“国民政府开始当政，政策发生变化，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这些知识精英对政府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那些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自然也就继续坚持独立和批判的立场，以至多数变成了政府的反对派。”似乎在对知识分子祛魅的同时，又将他们视为奔逐利益之徒。实际上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建国前并非不受重视，如果他们向国民政府“投诚”，无疑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他们执意扮演一种批评者的角色，也并未表现出什么恐惧和懦弱。因此这个结论似乎要慎重判断。

实际上，知识分子虽然是人，但也并不能完全作为常人视之。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一种社会批判和反思的职责。在民众的心中，他们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也具有特殊地位。近代知识分子更是常常以一种“吾曹不出苍生何”的精神自命。因此，在对他们的独立性进行祛魅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完全从常人的“软弱”来理解，对他们发生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也应该同样重视。作者当然了解这种内在理路，意识到他们通过思想改造之后，深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可能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展开深论。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重温许纪霖当年对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经典论述。他提出的“自觉而不自愿”说，至今仍有强大的解释半径。那就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是不自愿的，理性层面又是自觉的，觉得应该被改造，愿意接受改造。而且，出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考虑，他们对党怀有一定的期待，抱一种真诚的合作态度。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考虑的是国家民族富强的具体问题，而不是那些关于人类命运的普世性问题。不仅是他们，今天的我们一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