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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的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是一本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祛魅的著作,他希望通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个案,对以往知识分子研究主流话语重新审视。
过去的知识分子研究,多半出自民间思想者之手,其笔下的知识分子,莫不是头顶光环的自由主义者。在权力面前,他们都昂首挺胸,傲然自立,带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风骨。即使到了1949年以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检讨、忏悔,不过是迫于强大政治压力的无奈之举,既不自愿,也不自觉。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到储安平、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谱系。他们的存在似乎足以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卓越的知识分子传统。
然而,在杨奎松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在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的序言中讲道:“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
从这些论断来看,这是一本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祛魅的著作,他希望通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个案,对以往知识分子研究主流话语重新审视。
个案研究展现差异
先说张东荪。在建国前后,张东荪一直想充当谋士的角色。他在西柏坡向中共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希望与毛泽东等达成某种共识却未能如愿。他害怕美国方面将中苏视为一体挑起世界大战,害怕蒋介石反攻大陆,为了“在政治上起大作用,在国际上产生大影响”,他开始主动秘密联络美国外交官,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影响中共的努力。他希望美国人知道,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推动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结果,他的这些行为构成了所谓“叛国罪”,公民权被剥夺,成为“人民公敌”,“文革”中死在监狱。张东荪虽然是个案,却可以反映知识分子天真迂腐,缺少政治经验的一面。
再说王芸生。为了保住《大公报》和自己在新中国舆论界的地位,他宣布“投降”。这种“投降”使其继续执掌《大公报》。其后,王芸生“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在镇反、三反、五反中,他成为批判的舆论先锋。因为表现积极,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顺利过关,甚至躲过1957年的“反右”。为了进一步自保,他写出了数万字的长文《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这张唯一获得过密苏里新闻奖的中国报纸,坚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众喉舌,极尽贬低之能事,进行最彻底的打倒。这篇文章也断送《大公报》的未来。王芸生的行为,体现了知识分子恐惧、软弱的一面。
最后是潘光旦。建国伊始,他未被新政府重视,在政治上备受冷落。得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后喜出望外,逐渐由消极转为积极。他开始主动研究马列书籍,试写适合新政权的文字,适应那套话语。他主动批判“美帝”,歌颂土改,学习自我检讨。不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阴差阳错地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历时一年才勉强过关。潘光旦缺少成熟的政治思想理念,一旦转变便非常彻底。从此他更加真诚地在学术和思想上“跟党走”,比如响应中央的民族政策,通过调查研究为土家族单一民族的地位正名。然而,这个正名工作却触犯了某些地方利益,导致在“反右”中被打倒,成为“章罗联盟”的陪绑。潘光旦的表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幼稚病。
知识分子的祛魅化
杨奎松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天真、懦弱、畏惧和主动迎合,从某种程度上破除了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神话。由此可见,这些知识分子和我们别无二致,我们一般人有的缺点和问题,在他们身上也一样存在。然而,我们以往对他们的研究,多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一定要将他们塑造成毫无瑕疵的高大全形象。比如我们谈严复是启蒙先驱,却不谈他是个鸦片鬼;谈吴虞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却不提他纳妾狎妓;谈罗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却不谈他当街调戏妇女;谈瞿秋白是政治家是革命烈士,却不谈他的真正志向是做一个小教员;谈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却不谈其年轻时候的志向是“多日几个女人”。更有问题的是,很多人从《胡适文集》中摘录一段话便大加诠释,将其打扮成先知先觉的先驱,或拎出王国维一句“以共和始,以共产终”的论断,就证明他是什么天才的政治预言家,这些都是不够客观的治史态度。
杨奎松研究国共政治史,不以阴谋论之类的思维理解历史人物,而是将其放在历史脉络当中,发现其行为的合理性。而今出于“忍不住的关怀”,跨界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他首先将知识分子当作常人看待,从人性的角度诠释他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和行为。虽然是为知识分子除魅,其立意却不在于批判,而是认为他们“毕竟是书生”,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也有时代局限性。他也毫无那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身处那个时代,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得体。
至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如此软弱,他未进一步说明,但隐约可见他从民族文化独特性来解释的思路。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转变而来,虽然已经没有了儒家的道统外壳,却仍然延续了儒家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但是,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极度世俗的理论与道德学说,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类似于上帝之类的终极依托,内心缺乏真正的凭借,不足以对现实构成有效的批判和反省。当政治权力不合作的时候,所谓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更是无法落到实处。
不应忽视思想理路
杨奎松选择三个个案来研究知识分子,是因为意识到任何的概括性描述都存在问题,有必要通过更多的个案来了解知识分子的内部差异,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不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都属于自由主义一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经历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似乎选择党内、党外,左翼、右翼立场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性的个案研究,才是更恰当的处理方式。而且,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似乎还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迂腐懦弱的最好代表。相比之下,冯友兰以及郭沫若才是比较典型的研究对象。
而且,虽然说杨奎松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概括都存在问题,还是免不了某种概括。比如序言中说“国民政府开始当政,政策发生变化,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这些知识精英对政府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那些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自然也就继续坚持独立和批判的立场,以至多数变成了政府的反对派。”似乎在对知识分子祛魅的同时,又将他们视为奔逐利益之徒。实际上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建国前并非不受重视,如果他们向国民政府“投诚”,无疑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他们执意扮演一种批评者的角色,也并未表现出什么恐惧和懦弱。因此这个结论似乎要慎重判断。
实际上,知识分子虽然是人,但也并不能完全作为常人视之。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一种社会批判和反思的职责。在民众的心中,他们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也具有特殊地位。近代知识分子更是常常以一种“吾曹不出苍生何”的精神自命。因此,在对他们的独立性进行祛魅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完全从常人的“软弱”来理解,对他们发生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也应该同样重视。作者当然了解这种内在理路,意识到他们通过思想改造之后,深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可能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展开深论。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重温许纪霖当年对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经典论述。他提出的“自觉而不自愿”说,至今仍有强大的解释半径。那就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是不自愿的,理性层面又是自觉的,觉得应该被改造,愿意接受改造。而且,出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考虑,他们对党怀有一定的期待,抱一种真诚的合作态度。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考虑的是国家民族富强的具体问题,而不是那些关于人类命运的普世性问题。不仅是他们,今天的我们一样如此。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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