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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很多当代人一样,我的“青年崇拜”启蒙来自梁任公戊戌之变后的名文——当然还有《新青年》同仁当年振聋发聩对青年的热望。当我们审视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以青年为主角的社会思潮,其内涵无一不是缘自成熟知识分子群体的启蒙。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德国青年运动”,也必须要回到1914年前后的德国社会。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基本完成工业化,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工业强国。然而,机器文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封建制下条块分割的农业社会,被迫进入城镇化的进程。而城市是一个商品急速流动、由理性原则作用于水泥森林建构出来的空间。个体原来所熟悉的世界不见了,再找不到传统的自我认同方式,正如浮萍。这种对现代性的不适感,让身处其中的德国人回想起农业社会的集体化生活,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弥漫着乡愁,一个刚刚进入现代的国家转而怀念前现代的田园生活场景。这一时期出现的“乡土文艺”,成为社会思潮的主要表达。它明确提出反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艺术主张,病态的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偶像,代之以健康善良的农民形象。这种精神乡愁的文艺反映,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反理性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已经出现了源于血统的种族主义苗头:犹太人被视为工业化和商业化运动的化身,也即对德意志原生性的威胁。后来海德格尔对故土的存在论阐释,更是在文化层面上表达了这种反犹主义。这样的精神氛围促成了“1914观念”的成形。
1914年10月,93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宣言《致文化世界》,为当时德国的扩张主义辩护。这是一战爆发后德国知识分子集体发出的民族主义声音。宣言称,军国主义的战争,是为了保卫德意志文化,军队行为与民族思想合一,所以这是一场以“文化”反对“文明”的文化战争。德意志作为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神圣遗产的继承者,将把这场文化战争进行到底。“1914观念”是以英雄主义号召人们凝聚于国家意志之下,以对抗用商业精神通过社会“瓦解”国家的势头。“文化”与“文明”的对抗模式,日后成为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基本形态。韦伯认为,这是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而保守主义政党在魏玛后期“引狼入室”,使纳粹在议会获得执政多数席位已是后话。
以知识分子视角而言,对这场德国青年运动最易产生审美共鸣的,是其兴起阶段,也即“候鸟运动”:这是一场市民阶层产生的运动,其理念和话语,表现出这一时期德国市民阶层独特的文化心理。任何时代的社会转型期,人们都会抱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准则受到威胁,本能地对现代性充满失望,然后集体性地产生怀旧心理,在旧的价值中寻找精神家园。恰在此时,德国社会也出现了一种“青年崇拜”的思潮,这便是候鸟运动的思想和社会背景。1896年,柏林旁边的一个小城市施特格利茨,一群中学生发起野外徒步漫游活动,其范围遍及德国本土。漫游这种形式,是浪漫派传统的思想遗迹。这是寻根之旅,探寻的是真正的德意志生活方式。三年中,这种风气逐渐盛行,吸引了许多德国青年,小小的漫游活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以反对工业文明,回归自然,追寻民族根脉为理念的候鸟运动,在德国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青年亚文化。1913年11月13日,不同的青年运动团体在迈斯纳山上汇聚,为全国各种青年运动团体寻求一个共同的平台,会后发表了“迈斯纳宣言”,影响深远。
以“候鸟运动”发轫的德国青年运动,最初是一场与浪漫派传统有着深厚渊源且较为温和的抗议运动。魏玛时期,青年运动团体和组织成为各政党的主要争取对象,其中就有纳粹的“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运动的推动下,魏玛后期社会上充斥着暴力、列队游行的政治文化。在此期间,德国青年运动遭遇了“被激进化”的命运。研究者普遍认为,虽然同种同源,但纳粹对当时青年的民族情绪的盗取,只不过是德国青年运动显著的思想价值长河中的一段逆流,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抹杀其在德国民族思想史上的地位。后来许多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如黑塞、舍勒、本雅明等,以及成千上万德国各行业的普通民众,都曾深深地着迷于青年运动的价值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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