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修义，张翼星，等编 编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1957年1月，为了响应“百家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号召，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群贤毕至。短短五天的哲学讨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痕。今天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这次会议正是当时学术生存困惑的现实折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批学者对真理的矢志与曲折求真。

1957年1月22日~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俄文楼二层南头的大教室举办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参加者中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早已成名的哲学家，也有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有其他学科著名学者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人。前来旁听的学生近百人，另有多家媒体记者数十人。本书便是对这次会议发言以及台前幕后的辑录。

短短五天时间的哲学讨论，却留下了深深的辙痕。这次讨论，不仅仅是一次基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的学术交流，还像是一次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大争论，更像是一次学者试图基于学术自由发声的努力尝试，尽管短短数月后，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将这次讨论湮没于历史。

当时的中国哲学面临着这样的特殊背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给哲学史如此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日丹诺夫的哲学定义体现了简单的二元性和斗争性。受苏联哲学以及社会体制的影响，国内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唯苏联是论，对苏联哲学特别是日丹诺夫的哲学定义顶礼膜拜，并以此作为唯一真理，排斥其他发声；二是在学术探讨范畴锲入了政治因素，以赞成政治方针与否划党而治。如有人就指出，“听了贺麟的发言很气愤，拿列宁和苏格拉底比，这样的提法表明贺麟国民党的本质没有改变”。

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解放前那些本来有着举足轻重学术地位的哲学家如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等，解放后却莫名失去哲学家头衔，而只能委身于哲学史研究之列。当真正的哲学家失去了学术界传经授道的特殊身位，作为一个社会学术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显得扭曲和残缺。

1957年5月份后，敏感地感受到社会风声渐变的冯友兰和贺麟，开始有意识地淡出一些活动，这也是他们后来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中得以自保的重要原因所在，当然也是受到一些人指责的重要“证据”。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下，这次哲学大讨论一度春风荡漾。像贺麟和任继愈等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定义委婉地提出了质疑，贺麟甚至专门补遗了一篇《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的短文。从此文的修辞上看，作者刻意引用大量领导原话。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讲话并非基于学术性质的引用，由此足见在当时的语境下，学者守道之不易。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还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北大哲学系的这次讨论本就是为了响应“百家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号召，从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也可看到，无论批判对象是谁，与会者大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观点，同时又尽可能保持应有的礼节。这样的礼节并不显得多余，因为后来给无数人留下痛苦记忆的政治运动式批判，彻底将斯文辱没。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礼节也是学术式批判与运动式批判的区别标志。

恩格斯曾指出：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后来急剧发展的结果却是，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思想被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一些参会者有的“因言获罪，被划入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心的检讨”，“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

这次短暂的大讨论，为后来彻底抛弃日丹诺夫的哲学观奠定了基础，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批学者充分运用学识和智慧，对真理的矢志与曲折求真。

今天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至少应从两方面吸取营养抑或是教训。一是本次讨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那便是对日丹诺夫哲学观的坚决批判；二是守道者展现出的那些勇气和智慧正是当时学术生存困惑的现实折射。

学术求真守道之路并非一马平川。不过，在学术认识求真上的曲折尚可包容，而人为制造的“弯道超越”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并非幸事。或许，这才是这段历史的镜鉴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