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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17日 来源:百道网
时间:
《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维迎 主编
出版时间:2013年05月
(一)
从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邓小平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5 个年头。
35 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刚刚过去的10 年,或许是最不寻常的10 年,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我的一个基本评价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看,它是最好的10 年;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它是糟糕的10 年;从改革的角度看,它是失去的10 年。
这10 年间(2003~2012 年),中国的GDP 保持了年平均10% 以上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6 位(2002 年)上升到第2 位(2010 年);进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2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002 年的2 864 多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33 100 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无疑,10 年间,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10 年间,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官员腐败发展到“全民腐败”,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大有失控之势;收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青睐政府职位就是一个佐证;官民对抗,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维稳费用越来越高;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群体缺乏安全感,移民海外人数越来越多;社会信任度下降,道德危机比生态危机更为严重。10 年前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与10 年前相比,今天的社会更不和谐了,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满意的人群。
在改革方面,这10 年倒退多于进步。经济体制由“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势,民营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企业的“36 条”政策一直得不到真正落实;政府直接投资越来越多,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越来越不公平,企业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法治精神退化,以“维稳”代替法治,政治权力干预司法和主导法院判决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人们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丝毫进展。
为什么在体制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过去10 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一些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所谓“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的主导。我的看法是,过去10 年的高增长并不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是来源于之前25 年的改革红利。这些改革红利包括: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银行系统呆坏账的处理,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入世贸组织(WTO),等等。没有这些之前的改革所创造的改革红利,过去10 年的高增长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在2001 年进入WTO,中国的贸易出口额怎么可能在过去10 年增长5 倍多,从2002年的3 256 亿美元增加到2012 年的20 498 亿美元?如果没有出口的高增长,怎么可能有GDP 年平均10% 的高增长?加入WTO 不仅对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也通过阻止体制的倒退为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间接贡献。如果没有加入WTO,过去10 年体制的倒退会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过去10 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趋向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为什么过去10 年会出现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因为我们的理念变了,我们也缺少了真正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我们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稳定压倒一切”,从注重财富的创造转向注重财富的分配,从相信市场的力量转向迷信政府的权威,从相信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转向依靠国有企业的垄断力,从相信法治转向相信控制。这样的理念转变,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变化,自然会导致市场化进程的停滞。失去了改革的理念,既得利益者就获得了操纵政策的自由,设租和寻租活动就变得猖狂起来,市场化进程就开始倒退。
以我的判断,过去10 年的高增长已经几乎耗尽了前25 年所积累的改革红利。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有个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国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型。如果不能重新启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开始以建立宪政体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增长转型不可能成功,未来10年中国经济要达到7% 的增长率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增长速度掉下来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会更加突出,社会稳定将更难维持。
(二)
无论是进行增长方式转型,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改革是我们的惟一出路,这在今天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改革是否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还依赖于有理念、有魄力的领导力。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 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而且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废除贵族的大革命是贵族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种新思想,它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人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没有的。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他们在危机的时候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共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危机。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19 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1832 年第一次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1928 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改革会爆发革命。
总而言之,我讲的是,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能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或许,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的层面。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我们现在成了一类人。你看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公务员,我们的法院院长也是公务员。这是很荒唐的。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官僚像职业经理人,政治家要像企业家。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自身面临着挑战。全国13亿人,实际上是把国家“承包”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就是怎么选出最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经营这个“公司”。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选拔为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 5 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10 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5 级,又10 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10 年。这3 个10 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了,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只有官僚领导国家。只有官僚领导国家就变得很可怕了。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的层面,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代,而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8 年,亚当斯干4 年,杰克逊再干8 年,麦迪逊又8 年,这4人一共干了28 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把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60 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这样,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家庭背景,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从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中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10 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错过这个“窗口期”,麻烦就大了,因为以后出伟大政治家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三)
改革需要理念先行。而理念的形成,有赖于学者的探讨。
本书第一版以《中国改革30 年》为书名于2008 年出版。这次再版,保持了原版的基本结构,但对“推荐阅读”部分重新做了调整,主要从各位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有关经济改革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文章中选了一些重要文章,并尽量将每位作者的著作列全,以使有兴趣的读者做更深入的阅读。
5 年过去了,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或许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但本书中10 位作者提出的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观点并没有过时。10 位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发出的都是理性的声音。
他们在5 年前发出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
改革之路仍然漫长。希望中国不要再失去未来的10 年。
2013 年3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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