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欠债

    有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大债？前一段都在聊，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有些法国的报刊就说，你中国不是一个思想输出国，现在还要向人家学习，谈什么大国。我认为他们讲的是实话、真话。百年来中国没有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思想家，能够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国的历史那么曲折，全世界很多社会改革方案都到中国来实验。再加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胆子很大，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实验；到后来邓小平扭转了历史行程，又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里面，我想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需要从中上升到理论。但这个工作应该讲做得很差，没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人类欠债。这个总结工作必须做；不然的话很可能重蹈覆辙。当然不一定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会有很多类似的错误出现。

    面对这个任务，广东人文社会科学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很难讲。虽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学术上应该讲是比较后进的地方，左的势力很大，守旧的东西很多，真真正正敢开拓的很少见。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轻的学者们。我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提出这个报告的原因，还在于最近看了一些东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惊，老在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玩艺？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国社会在进步，多元的观点可以发表，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观点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发表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几篇文章，值得找来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强世功写的。他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一看题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是宪政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人可以领导党政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是现代宪政和法学常识。各国宪政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学者，你说我要推翻现代宪政理论，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来。要另外建一个宪政和法学理论体系，非常伟大，应该热烈欢迎，期待他做出这样的贡献。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在中国讲主席领导下三位一体，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明目张胆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个人凌驾于集体以上的体制。这不是要把国家主席推到炉火上烤吗？理论上站得住吗？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堂堂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提出这样的理论，我感到很震惊。

    中国学术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几个比较大的争议提出一些意见，也许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首先，什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这个定义蕴含三点要义：1.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结合，促成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

    过去流行一个观点，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论断已被历史事实否定了。上一世纪五零年代开始，为了“注经”吧，很多历史学家起劲地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参与的人很多，出了好多书，不少人靠这个评上了教授。不幸，从整体看绝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费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冲破思想牢笼，没有认真研究中西社会差别，也没有认真读马、恩。

    马克思老早就讲过，作为资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国先秦殷商，就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但一个传统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社会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经济成份问题，而是社会条件允许不允许把这些经济因素转变为完整的现代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分封制，没有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众多因素结合起来，它不可能自行转化为一个现代社会。这个论断首先是由顾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会像顾准那样思考问题，比较中西社会，学术方向搞错了。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前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这样讲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对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中医，而且它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又比如中国史学典籍的丰富，中国诗词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国家很难比美的。又如独特的思想资源，丰富的伦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从理论思维领域，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轴心时代——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致相当于古希腊。中国有没有政治学的观点？有，各种各样治国安邦的主张都有，但我们没有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完整的理论。我国古代数学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实际运算，没有上升为完整理论。我们没有《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几何学。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萌芽，一些学者还在《墨子》里面寻找中国逻辑学的起源，但是有一条学术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孟子他们论证问题就是不讲逻辑的。例如：“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 一下子就下结论：这是无父无君，没有逻辑论证过程。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知识阶层无需接受的数学教育；数学、天文，是少数人的专门学问。西方中世纪讲七艺，是知识层一定要学的，其中一项就辩论，实际上是逻辑课程。他们有数学课，有法律课，这在中国的古代教育里面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后来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系。

    古代落后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后了。承不承认？作为学者面对这些事实，不能不承认。它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世界上所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某一个方面，文化成就和学术，不能讲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了。恰恰这个时候满清入关，1644年，同一个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国。大家分道扬镖，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纪三个大革命中诞生的三个文件很重要。英国革命的《权利请愿书》；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继承、总结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十七条，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它有这点、那点不足，我认为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个结论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无罪推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这些有什么不对？这三大文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过去说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但现在史学界多数人同意的结论是相反的。正是因为英国确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才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说得好：

    “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

    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经济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用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话来说是：

    “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人自由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物质繁荣”。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上述三个大革命产生的三个文件内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诉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们有没有差距？我们为什么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追求富强始终受到挫折？说到底是强大的封闭堡垒，思想和制度的堡垒，不愿意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继续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争论非常激烈：人类往何处去？苏联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答案，过去认为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阶段，现在看来是一个噩梦。历史证明苏联走的那条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代价非常沉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同样是人类的灾难。这些都是事实判断。

    面对这两个国家的实践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态认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什么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前两个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结晶。后两个自由，是社会主义实验正面和负面经验的总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是大恐怖，他还搞意识形态恐怖。苏联搞的也是恐怖统治。克格勃怎么监视老百姓众所周知，社会精英包括知识阶层和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监视、被屠杀触目惊心。罗斯福提倡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验，对它的负面东西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定会实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领域都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下，俾斯麦德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树。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提出不虞匮乏的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理想是对的，但是路径选择不同，后果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各国政治家和人文、社会学家共同研究，联合国接连制定了几个文件和公约，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在这两个公约上签了字，这就是承认它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中国人应该认真读读《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掷地有声！这些话凝聚了历史智慧，每一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铭记在心。

    这些就构成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是又一个高峰。

    回顾人类的历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个人权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难。否则就会造成对国家、特别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损伤。

    新文化运动无非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分期

    广义上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起源于鸦片战争前。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的先进文化，不但介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且介绍他们的社会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绍了英国的国会制度、他们的法治。说这些国家有“国之公会”，就是国会；这些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约。为什么要有法治？为什么要有国会？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

    此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他们办的《万国公报》成为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国人也做出自己的回应。那个时候，从魏源到王韬，他们都察觉到中国的文明落后了。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绪论《筹海篇》和按语中都提出这个问题。谈到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国实现了。他还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国家的主张，包括在虎门划出类似特区的一个地区，让外国到那里投资，中国商人也可以在那边办厂；不但办军事工业，还要办民用工业；但是不要官僚过多插手。这些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后来王韬在英国和法国考察，给他亲友的信中认为中国不但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后了。实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会状况，比较一下，差距非常明显。

    70年代，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传播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但甲午战争前，整个新文化传播工作还处在萌芽阶段，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前，以严复、康、梁为思想领袖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传播新文明的责任从外国的传教士转到中国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战败后，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会被日本打败？严复大喝一声，“国贵自主、人贵自由”，国家兴旺不兴旺盛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多数思想家没有达到严复的高度，现在很多所谓知识分子，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追求国家独立——国贵自主，没问题，普遍认同。关键是人贵自由。懂不懂得这一条？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一条。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里讲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孙中山也不懂得这点。他讲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太多了，现在要的是国家自由。所谓国家自由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马克思指出，所谓国家自由就是国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权利。真是一针见血。国家有独立问题，但是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要受到公民诉求的约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贯穿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基本诉求。离开这个基本点就无法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基本主张是人权与科学，从它创立开始就讲，两者是车之两轮、人之两翼，后来才将人权变成民主，变成民主与科学。但是即使讲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也讲人权。科学指的是反对迷信，思维方法理性化，是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不是所谓唯科学主义。想想后来俯伏在伟人脚下干了多少荒唐绝伦的事，就不会轻率地嘲笑个性解放了。

    第四阶段， 1927至1949年。

    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知识阶层反抗它的专制统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40年代以《观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抗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

    第五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过中断，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

    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只要承认中国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与《人权请愿书》、《独立宣言》、《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运动就会继续。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欧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对国家所处的地位重新思考，欧洲又一次走在全人类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仇恨，以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的世代仇恨化解为契机，成立了欧盟。尽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就是我们的差距，中国人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

注视当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现在是什么态度呢？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声音非常尖锐。

    比如，这几年甘阳提出一个主张：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精彩，要是实现我们都变为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吗？这不用讨论。甘阳是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常识应该学过。他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向现代政治学挑战。他的这个理论要是成立，整个政治学理论要重写。

    一个这样重大的争议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他的主张有理论，有论证。比如他说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认它，另一方面它丢掉了伊斯兰传统，搞得国内也分裂了。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常常是眼界和学术基础受到限制，懂中国历史的不懂世界历史。土耳其的历史是不是他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对还是不对，坚持政教分离对还是不对？你光是说它不对不行，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另外他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讲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华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启超思想走弯路的时期。他要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代表去参与袁世凯的政权，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最后他起来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凯合作，政治上没有起到反对党的作用，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参政党，起了粉饰袁世凯统治的作用。他提出这些思想文化主张事先与袁世凯有默契，是为他的政治行为服务的。要拿出东西来证明他这样讲是对民国初年的历史无知。

    基于义愤、讨厌他远远不够，要拿出学术的成果证明他的东西不对。

    他说要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传统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传统也要。从他来讲他有他的逻辑，有学术上的挑战。学术界要作出回答。

    他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就是平等，我们要继承这些。那个时候确实有过很多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从民国时候就开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国以后成立以后才有的，为什么你不说我继承国民政府的传统呢？要是说有新的内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在哪里呢？经济领域，是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的，你要继承吗？在政治领域，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平等是在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来定义的，这个平等不给敌人，你要吗？谁是敌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来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这个平等你要吗？然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兴无灭资，由少数人控制学术文化。知识阶层中有平等吗？这个东西能够给中国的科学、文化带来繁荣、发展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又有平等吗？所以我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那个所谓继承三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进一步推敲问题就更多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儒家来定义国家的性质？儒家定义国家的性质在学术上首先是对宪政理论的挑战。用一个民族中的一个流派的思想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忽视。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教派的纷争，要不要走向这样的道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那么，藏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所以藏独分子提出要单独立国，新疆少数人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岂不是有理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他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它的“亲情”。太有趣了！哪一个民族不讲亲情？甘阳不是说要从西方思想解放出来吗？离开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讲亲情会带来什么？睁开眼睛看看陈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随者吧！看看我们周围的太子、大少、衙内和大小官员的亲友故旧怎样以权谋私吧！

    但是诸如此类的主张提出来以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同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立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争论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不但来自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而且来自自由派内部。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观点是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创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中国，当时有两个学者写文章批判他，一个是王元化，还有一个是袁伟时。后来王元化先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伟时则顽固不化，连续写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辩论。现在有些朋友继续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吗？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起源是义和团。用暴力摧毁文化，是从义和团开始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不管一些人的意见是对还是不对，它是多元的，进行的方式是自由讨论，没有政府权力或社会暴力夹杂在里面。它的主张对还是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文化是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自然更替中向前发展的。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没有人听他的。

    再从实践后果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的讨论，建议小学要以白话文为基本教材，政府接纳了这个建议。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除了这个成果以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发展的契机，带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没那么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硕果累累。而各种传统文化究竟是继续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逐步成为只有研究者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典藏，只要没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选择带来的趋势，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扭转。

    但是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随着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的。没有启蒙，没有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说的：

    “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推动思想变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梁启超、鲁迅他们提出要个性解放，要改造国民性，这些朋友认为都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思想家、学者提出的主张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正常变革、正常更新。没有先驱们反复呼吁，会有婚姻自由吗？有男女平等吗？这些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

    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成长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无可挑剔。

    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专政”背道而驰。

    第三．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法国的传统，一个是苏格兰的传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这个怎么理解？

    先讲自发秩序。我刚才讲到中国按照它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自发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哈耶克自己就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思想文化的改造，离开外来思想的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要讨论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我认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都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认为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没有注意到历史实际。

    法国大革命伴随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差别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光是在巴黎就杀了17000人，另外一个数字是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的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相砍相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是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一个是历史实际，再一个是进入到理论层次，值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思考。为什么很多人类文明的成就、正确的原则，结果带来的是恐怖。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不是由于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我们需要作出答复。

    雅各宾专政原因在哪里？一种政治势力的理想对，但是道路不对，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任何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标志在哪里？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以后，实行法治了，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

    法国1789年革命，社会一直稳定不下来，到1799年拿坡仑专制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是整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一直到1870年后才稳定，花了80多年。这是经验积累过程，也是摸索国家机关如何合理建构的过程。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带来灾难。雅各宾俱乐部，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进入了革命和战争时期。稳定是从文化革命结束后开始的，跟法国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些需要我们在学术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所有的国家逐渐告别野蛮、转化为现代社会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那个国家能不能确立法治；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注释：    

    1 《孟子·滕文公下》。

    2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6页。

    3 哈耶克：<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页。

    5 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代序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 哈耶克：<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

    7 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页。

    （根据录音整理并有修改补充）
     
    来源: 《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作者：袁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