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来仿佛是被一阵旋风卷走的，这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就没有了。一个至爱亲朋的死是多么不真实，你见证了遗体，你参加了追悼会，但是你仍然不相信。

    这些日子里，我的眼前全是他的形象，不是最后那些天看到的病容和遗容，而是往常的模样，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活力四射。这个正来一定还在，说不定哪天，电话铃响，他说他到北京了，约我去见面，而我会告诉他，我是多么想念他。是的，想念，不是缅怀，不是追思，我拒绝把这些词用在他身上。我只是想念他，这个从来不喜欢旅行的人，这一回破例出远门了，我天天盼他归来，我要好好为他接风。

家里人

    正来生性豪爽，结交广泛，常以各种名目宴请朋友，这个节日、那个节日、大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长久的离别、短暂的离别，都可以用做借口。有一回，在亚运村孔乙己设宴，朋友们入座后，他宣布的由头出人意外，竟是庆祝他患喉癌四周年。他是九年前患的喉癌，预后良好，怎料九年后又查出胃癌，一病不起。

    对于我来说，更经常的是，我们一家人被他招呼去出席小型饭局，在座的是他私交亲密的二三人家，每次他都说，今天是家里人吃饭。

    印象中，我们两家走得近，是缘于孩子。1997年10月，我和红举办婚礼，正来夫妇带当时5岁的女儿嘟儿出席。婚礼上，主持人亚平问嘟儿：“在座哪个阿姨最漂亮？”答：“郭红阿姨，我觉得她还很可爱。”问：“你觉得国平叔叔怎么样？”答：“一般。”问：“你觉得他配得上郭红阿姨吗？”答：“一般。”问：“以后让你和国平叔叔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你愿意吗？”答：“凑付吧。”全场爆笑。我和郭红非常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女孩，第二年啾啾出生，此后两家人就经常带着孩子互访了，或者一起郊游。正来是一个极不爱游玩的人，那几次郊游几乎是他生活中的例外。

    正来是自告奋勇要当我的孩子的教父的，我的孩子叫他正来爸爸，他的女儿叫我国平爸爸。他是一个称职的教父，孩子的出生百日、每年生日，他都惦记在心，热心张罗。两家的孩子还有另一个教父，就是上海的阿良。啾啾生下时，正来宣布要和阿良公平竞争，听阿良说要在上海给啾啾留一间房，他不甘示弱，说他在上海有大款朋友，他也能做到。看他这么孩子气地PK，我觉得可爱极了。

    我相信，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若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最后都会变成无比珍贵的亲情。朋友之间好到了极致，就真正是亲人，比血缘更亲。

比我小的兄长

    正来比我小十岁半，按理说，我是他的兄长。可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亲友，共同的感觉是他像兄长，对我呵护有加。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

    有一回，我们去他家里，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他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我很不好意思地引用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只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不同寻常的关爱。一位女友听后感动地说，她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

    他是真正心疼我，所以，知道红又怀孕了，他力主做掉，理由是我应该安度晚年，不该再受苦了。叩叩生下后，他召开家庭会议，力劝红辞职，好好安排家庭生活，让我好好休息和工作。红的顾虑是，我年纪大了，她再没有了工作，我万一有事，两个孩子怎么养。他立刻说：“别怕，有我。”

    “别怕，有我。”只要我遇到困难，这个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不管他说没说，他的态度和行动都如此告诉我。2005年是我的本命年，突然遭遇三场官司，其中一场，对方气焰嚣张。那些日子里，他已应聘吉林大学，往返于北京、长春两地，行色匆匆，仍急我之所急，替我聘请律师，随时关心案情进展，还约我去雍和宫烧香消灾。

    正来啊，在家族中，在朋友中，特别在我面前，你一直以强者自居，凡事都担当，仿佛能保护每个人。可是，当病魔和死神降临你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有谁能保护你啊！

人生知己

    我和正来，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刚，我内倾拘谨，他外向豪放，反差极其鲜明。我们这么好，不但旁人诧异，我自己有时也略感惊奇。在交往中，性格强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动，我们也是如此。我隐约的感觉是，他不但欣赏我，理解我，而且对我怀有一种怜惜之情，仿佛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要来帮助我、照护我。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不在场的场合，如果有谁说我不好，他就特别生气。因为写了许多散文，学界常有人讥我不务正业，他听见了必为我辩护。他办《中国社会科学论丛》，把我的名字放在编委的前列，有人表示异议，他就问：“你们看过他的哲学吗，他的散文中的哲学怎么就不是哲学了呢？”

    正来对我是偏爱的，因为偏爱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为偏爱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他反对，责问道：“别人写不出东西，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为什么要去南极？”我实在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依然成行。他在金东大酒楼为我壮行，席间很动感情，一再叮咛我平安归来，说他读我的书最认真，最理解我，要给我的南极之书写序。归来后，我写成《南极无新闻》一书，那次南极行被炒成新闻，这个书名表达了我的抗争。正来践诺写序，写出那天特别激动，分别给好几人打电话，声情并茂地朗读全文。他说：“不是周国平，我不会写，是周国平，别人也写不出。”

    的确如此，他从来只写学术论著，为我破了例，而他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无人能及。序中说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而“所采用的方式是相当平和细腻的，但确确实实是不屈坚毅的”。我心知，未尝有人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我对社会的态度的实质以及这种态度之中的微妙之处。

    正来曾多次说，将来我的墓志铭由他来写。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决非戏言。岂料他先我而走，在他的未竟之业中，还有这小小的一桩。

豪气，侠气，霸气

    虚岁五十那年，生日前夕，正来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举办寿筵，摆了十桌。他安排我第一个致辞，我在发言中用三个词概括他：豪气，侠气，霸气。

    正来是豪情万丈之人，无论酒桌上的闲谈，还是论坛上的讲演，都激情飞扬，气势恢宏，精彩纷呈。他做学问，心中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哀，表现出的则是“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他什么都要顶级的，顶级的学问，顶级的酒，非五粮液不喝。他爱憎分明，对于看不上的人，评论起来毫不留情。有一年，某台湾名人大陆行，媒体上沸沸扬扬，北大、清华也为其摇旗鸣锣，他鄙夷地说：此人是一个小人，只会弄一些小考据。得知一个朋友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此人与儿子的会面，他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说：“如果此人要见而你的儿子不见，那才是牛。”

    正来又是一个侠义之人，爱朋友，念朋友，朋友有难，必挺身而出，冲在前面。遇到需要解囊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哪怕自己没有钱，也要借钱相助。这个大学者还时常自告奋勇替朋友断家务事，大至夫妻离异，小至日常纠纷，他都出面调解。不过，他可不是和事佬，他的敏锐目光总能看出症结所在，阐明是非，直率地批评理亏的一方。

    最后，我相信所有朋友对正来的霸气都有切身的感受。朋友们叫他老邓，他和那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老邓有一拼。朋友聚会，主角一定是他，基本上没有别人张口的份。无论你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学问多好，在老邓面前都会放下身段，洗耳恭听。他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而他的见解确实常常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豪气、侠气、霸气都来自底气。正来阅读量惊人，悟性又好，对学术脉络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个功底，谁会服他。底气之外，更有正气，唯真理是求，于是不战自威。我还要加上孩子气，甚至认为这是他的品行的核心。一个大孩子在学海尽兴嬉戏，在人世率性言说，于是底气、正气都有了。

    那么，这一节的标题可以改为：底气，正气，孩子气。

在学术的背后

    正来以学术为志业，治学极严，下大工夫，有大成就，学界有口皆碑。他对自己选定的领域十分专注，闭关八年，围绕知识社会学和政治学刻苦研读，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译著和论著。然而，我知道，已出版的著作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下深不可测。他不是一个学术匠人，而是一个思想者，他心目中的学术不是知识的耙梳，而是问题的探究。他常向我讥笑国内学人没有自己的问题，而据我所见，他是真正有自己的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他最娴熟的领域里，他也是疑窦丛生，痛苦万分。

    在这里，我要摘引我的日记中记录的他的两次谈话。

    2002年7月24日。正来在天通苑附近大鸭梨请晚餐，此前他已在电话里对我谈起他的雄伟计划，席上的谈话也围绕这个话题。他问我：“现在还有没有乌托邦？”我说没有了，他说：“这就是问题，人类没有了动力。”接着列举现在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包括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奥克萧的保守主义，罗尔斯等的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指出这些无一不是摧毁乌托邦的，所以本质上都是以开放之名导致封闭。他的计划是把这些理论的脉络一个个弄清，然后对它们大举批判。他相信，这个视角是西方人所不具备的，中国人更不具备，一旦完成，其伟大超过马克思和韦伯。最后，他颇带戏剧感地说，将来他完成了这一终身著作，请我用尼采风格给他写一个墓志铭，放在书首；由于他自己也是在西方知识中生长的，因此他的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否定和判决。

    2007年1月28日。下午，正来携家人来看望我们。他刚坐下，就开始和我谈他的苦恼，那完全是精神上的。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知识生产问题，同时又感觉到，自从逻各斯以来，整个知识生产都是在撒谎，全是虚伪的，使人类离自然状态越来越远。他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学问，另一方面怀疑其毫无意义。他说，六十岁以后，要写一本书，揭露整个知识生产的谎言，现在就做准备，读尼采和福柯。他表示，无人质疑知识的前提，他的苦恼只能对我说，书成后请我写序言。

    这两次谈话使我明白，正来迄今所做的学术工作尽管十分可观，其实只是他真正想做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准备。后来他转入中国人“生存性智慧”的研究，应该是向主要工作迈进了一步，试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无法预断他能否找到，但是我相信，以他的善思敏悟，寻找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可是，序幕刚刚拉开，他就撒手离去了，带走了全部剧本大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舞台。

正来，你太累了

    回想起来，这最后十年，正来实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在这之前，他闭关八年，住在京郊安心地做学问，虽然寂寞、相对贫寒，但起居有序，心境宁静。朋友们都认为，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后来，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体制向他这个实力雄厚的“学术单干户”招手了。

    2003年3月一个傍晚，红接到正来的电话，说他在古月人家等我们，有“终身大事”要商量。我们立即前往，在餐厅坐定，他叙述原委。前几天，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把他一家请去，表明请他任教的诚意，不必上课，只带研究生，每学期只需到校一星期。当天夜里，他通宵不眠，想了六个小时，翌日提出两个条件：一、每年招5名研究生，由他挑选，13年共65名，其中必能出人才；二、不当任何长，不参加任何评定别人或被别人评定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被欣然接受。

    他急于知道我的意见，说这件事只和我商量。我盛赞他提出的两个条件，它们清楚地划定了要做什么事和决不做什么事，有了这两条，就保证了他的独立学者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有计划地带学生，同时大部分时间仍可以在北京的家里做学问，何乐不为。

    可是，正来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人，一旦上任，就不可能每学期只到校一星期了，而是每个月都往那里跑，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累，而且不久就查出了喉癌，我悔不当初阻止他进入体制。

    然而，更累的还在后面。2008年，张文显调任，正来寻找新的去处，多家高校争相聘请，最后敲定到复旦大学，创建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并任院长。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他踌躇满志，赴任之前兴奋地向我倾谈宏大计划，要办成西方之外的头号研究院。事实证明，他确实能力超常，心想事成，举办大小论坛和暑期班，创办中英文学刊，请顶级学者做研究，请国际大牌做讲演，一件件事办得风起云涌。可是，代价是累，从心想到事成之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艰辛，而在举办研究院五周年论坛之后仅仅几天，就被晚期癌症击倒在了病床上。

    学界对正来的成就有基本共识，前一半是自己做学问，后一半是组织学术活动，二者皆足可骄人。尤其后者，他以一人之力、短暂之时日做成了许多人用许多年也做不成的事，朋友们的挽联中说他“一人胜千军”、“一日抵十年”并非虚言，在悼词中还得到了一个“杰出的学术组织者”的称号。

    可是，正来啊，你是知道的，我很不希望你做这个杰出的组织者。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只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事，例如读书写作，希望你也如此，可以省却与人打交道的许多烦恼。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但能力有时是陷阱，一个人精力多么充沛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仍像闭关时那样只做学问，你不会这么累，一定不会这么早逝。而且，在我看来，和组织那些学术活动相比，你的著译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未必不是更大。倘若精力能够专注，生命得以延长，你期盼的主要工作何愁完不成啊。

正来走得太匆忙

    正来走得何其匆忙，从确诊到去世不足一个月，实在太快了。

    他是2012年12月27日确诊的，29日住进上海肿瘤医院。按照常例，在最坏情况下，晚期胃癌病人也是可以活几个月的。我心中已做这个最坏的准备，因此觉得有一个责任，就是去上海陪伴他，和他谈话并且录下音来，而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思想遗产。我当然相信，正来是敢于直面生死的人，这才符合他的水准，现在他不能只是病人而必须更是哲人。

    我于1月12日到上海，在肿瘤医院对面的旅馆里住了三天。到达当天，第一期化疗已开始，他很虚弱，但精神尚可，主动说起来，声音低而清晰。他说，生命不在于活多少年，中国人看生命从来没有精神这个维度。他一开始说话，我就打开录音笔，表示以后要整理。他当即郑重地向在场亲友宣布，凡是他在这些日子的谈话，不管我是否在场，今后都由我整理。我心头一热，含泪点头。啊，真好，我还在犹豫怎样向他说清我的意图，其实全无必要，我们所想完全一致。我只坐了十几分钟，他累了，我告辞。没想到这十几分钟是我们仅有的谈话，后两天我去病房，他更虚弱了，遗憾地说，这次不能和我深谈了。我们相约，化疗第一期结束后，距第二期有一段间歇，那时我再来。然而，此后他的状态一天天恶化，第一期化疗刚结束，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

    正来是在熟睡中离世的，2013年1月24日凌晨，血压突然掉到了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有人说，这是好事，避免了临终的痛苦。还有人说，这符合他的痛快性格。这么干脆利落地走，也许客观上符合他的性格，但我相信，他主观上绝不愿如此。人在毫无知觉中死去好，还是在清醒中死去好？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我坚定地认为，对于灵魂强健的人，后者为好。体验由生入死的过程，人生中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岂不可惜。

    往事栩栩如生，你在和人谈论时会进入情境，仿佛他还在世似的。可是，你立刻想到他不在了，那些往事没有了承载者，成了飘在空中的梦。此时此刻，人生如梦不是抽象的感叹，而是你最深切感受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