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末,我去北京组稿,住在崇文门东大街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获悉沈先生就住在这条街上,相距不过一站电车路程,步行也就十来分钟吧,便约了荒芜先生一起去看他。
那天是12月28日。沈先生正坐在客厅里看报,见了我们,便放下报纸站起来招呼。
沈先生客厅的西墙和北墙立两排书橱,东墙边有两张单人沙发,中间茶几上安一架电话机。地上铺地毯,朝南临窗是一张写字台。沈先生穿一身中式浅灰色棉袄,坐在客厅正中一张藤椅上。十二月的北京常飞雪,这天的天气却特别晴暖,满室阳光,又有热水汀发出的暖气,融融如春日一般,略显瘦削的沈先生兴致极高。
沈先生夫人张兆和听说我是文汇报记者,赶忙问:“不是来采访吧?”
原来沈先生于1985年他八十三岁时得小中风,引起左边半身不遂,经过治疗和精心护理,才慢慢康复了。荒芜先生说,沈先生恢复得这么好,老朋友都很欣慰,都说这是个奇迹。
当时沈先生还在康复中,对来访者,张先生都婉言谢绝,自然更怕记者采访。但沈先生是个热情好客的老人,见了荒芜,十分高兴,仔细询问他身体状况,反倒忘了自己的病;还一起回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撤离北京的情景。当时他与朱光潜、李健吾、杨振声、叶公超等编的《文学杂志》已因“七七”事变停刊。先生满口牙齿脱落,说话口齿不清,往往须由张先生从旁翻译。但他头脑清晰,记忆力极强,说起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沈先生听说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便让助手王亚蓉从书橱里取出来。这是一本极精美的大型画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共印三千册。
沈先生是著名作家,但他后来成了一位文物研究专家,这是一种无奈的转业。他那微薄的收入都用来买了文物:宋元旧锦、明式家具、各式玉器……他的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说是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的副产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后又转入故宫博物院织绣馆工作,他为展品写说明,给参观者作讲解。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依然做着他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代服饰。
这本画册,有的是在湖北咸宁干校看菜园子时凭记忆写的,大部分是从干校回家后所写。
他写作时的条件也很差。他原有三间房,去干校后就只留给了一间,在东堂子胡同。后来他夫人退休了,又增加了一个房间,在小羊宜宾胡同,两地相距二里路程。因为两个房间实在太小,两人只好分居,老夫妻俩一个西,一个东,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生活。
于是每天下午五时,他带着一个竹篮子,从东堂子胡同出发,去到小羊宜宾胡同吃晚饭,并把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带回去。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的。荒芜有一诗专写此事:“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并进中。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京!”
这实在是十分奇怪的景象,我一边翻阅手中的皇皇巨著,一边想着面前这位安详的老人在那样艰难中工作,真让人欷歔不已!
关于古代服饰研究,沈先生本来有个写作计划,他要写一系列的研究论著。这一个综合本是受命为国宾礼品而编的。书中随处可见他新写上的蝇头小楷,有的地方改正错字,有的地方增加一、二句话。有一处他嫌图版做小了,写着需放大的尺寸。沈先生似乎有一个习惯,他的著作出版以后必定要再仔细校阅一通。姜德明先生曾淘到一本《边城》,是沈先生的自藏本,不知怎么流失出来,被姜先生觅得。据姜说,这本书沈先生读过三遍,每次读后都记下年月,而且每次阅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可见沈先生做事的严谨和认真。
沈先生买的文物图书,全是为研究用,并不深藏不显,因而一些重要资料、图书常被人借走,这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和苦恼。他在一封给魏荒弩的信中写到:“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和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内中包括两本《中国丝绸图案》,两本《丝绸之路》,一本《丝绸花纹发展史教材》,一本《中国漆工艺史教材》,几份《金银错放大摹绘图稿》和一系列的图书(大都孤本无处可买),借去时充满好意,因此从未记下某人某机构,现在已再也难记住这些人姓名和工作单位……”他说他“唯一希望,是在不久将来,换个稍宽阔些的住处,能有机会把材料摊开”,“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过去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报一下我的好心,能一一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公家有意无意没收我的一些材料,也即早能够体谅到我工作上的困难,即早能还给我。”他的这个愿望当然只能落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这般艰难中完成的。书出版后,以它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受到重视,台湾分两册精装翻印,还删去了郭沫若先生的序,甚至连沈先生的名也没署。说到这里,沈先生只是淡然一笑。荒芜还提到,国内有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沈从文自选小说集》,别人见了书去问他,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件事,出版社连个招呼也没同他打,更遑言自选。
据他的助手王和王亚蓉说,这本古代服饰研究本来要出外文版,无奈翻译太难,一直未能进行。
怕沈先生太累,我同荒芜先生一起告辞,我想今后还有机会的,不想次年5月10日,沈先生就悄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