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再也回不到“无讼”的时代
作者:侯虹斌(编辑) 时间:2013年02月22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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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灯》,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38.00元。
即便在早已著作等身的贾平凹的创作图谱里,这部长篇小说《带灯》也是独树一帜的。
这是一个以基层女干部带灯为线索铺开的故事,主要写的是樱镇的上访问题,也大量地涉及到农村经济、选举、拆迁等问题,内容无非都是鸡毛绿豆大小的事情。不同于贾平凹以往小说中喜欢把现实与奇异的夸张和变形纠结在一起的风格,《带灯》中再没有出现疯狂、极端、扭曲、暴戾或者虐心的东西,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平静而克制,呈现了一幅琐碎而具体的乡镇生活全景图。
然而,静水流深,《带灯》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用忠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平实凝重的语言,呈现了一个基层政治迷茫的样本。
带灯:生活在丑恶问题的集中营
《带灯》是有生活原型的。贾平凹在媒体采访中多次提到,他有一个女粉丝,是乡镇女干部,她会给贾平凹发很长的短信,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在小说里,这位“带灯”是镇综治办主任,她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止上访。带灯大学文化程度,长得漂亮,人也聪明,一来到樱镇,就让樱镇人惊艳了一把。不过,她没有变成“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没有成为樱镇人的欲望对象,她迅速地融入了这个圈子。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头灭虱子。然而,这件小事也失败了。“带灯没有实现第一件她想干的事,她得出的经验是:既然改变不了那不能接受的,那就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她再没有过任何建议,镇政府分配她干什么,她就去干什么,尽力干好。”她和下属竹子,成了樱镇仅有的两个没有虱子的人。
带灯是一个聪明人,她没有放任自己的善良,没有把理想演变成悲剧。她开始遵循樱镇、或者说乡镇基层的游戏规则,并试图在里面寻找一些缝隙来容纳自己的善意,尽力为樱镇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她也不甘庸碌,努力寻觅精神寄托,寻找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
可现实中的综治办简直就是丑恶问题的集中营。从带灯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她整日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事啊:张正民要求把与邻居交界的柏树划归给他,虽然尺子量了并不在他的地界内;后来邻居把柏树砍了,他就一直上访,要求严惩邻居。还有一家姓严的,一直就因与邻居的核桃树归属问题上访,一年要处理几次;严还去县城闹,要杀人,镇政府光给严的精神病鉴定就花了五千元。李志云家因为洪灾倒了个堆积杂物的小房,根据县里的文件规定不在补贴之列,他就一直上告;带灯给过他面粉和被褥,还办了低保,李志云该享用的享用了,该告还告。
这些就是带灯们最常规、也最易处置的问题,顶多也就是需要政府出面赎买当事人的封口而已,价码不高。政府并不关心是非,也没有兴趣建立一个公正的管理秩序,惟一的要求就是没有上访、不威胁乌纱帽。镇党委书记说过:“我只要选举工作成功。啥叫成功?没有上访就是成功。”在此前提之下,政府所针对上访者做的一切工作都可理解了:镇长要求带灯假冒上访户莫转莲应付暗访;带灯半夜带人从县里把上访喝药自杀的王随风用暴力抢回去;对喜欢挑事的王后生视如仇人;明知朱召财的儿子因为冤狱判了无期徒刑大家却想尽办法阻止他上访而不是帮他救儿子的命……
在知名作家里,贾平凹并不是第一个创作以“上访”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就在几个月前,茅奖得主刘震云也出版了同样以上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影响不小。这本小说说的是一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了告状路,这一告就是二十年。结果一直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用一个女人的奇特际遇,来映照制度的荒谬和人心的荒凉。
如果说刘震云是以时间为轴,用的是线性叙事的话,那么贾平凹就是以空间为坐标,用的是小镇俯瞰的平面结构。《带灯》的故事性弱,更没有《我不是潘金莲》那么诡异离奇,贾平凹铺陈了大量的细节和片段,只是为了能让读者目睹乡村秩序是如何倾垲的,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的。
王后生:是古代的讼师还是今日的公知?
与我们通常在社会新闻上看到令人义愤填膺的上访不一样,贾平凹笔下的村民上访,多数是出于一些荒诞可笑的理由;即便一些确实有冤屈的,也多数与政府无关,但为何他们总是要对着政府满地撒泼,反复上诉?莫非他们真是“刁民”?
贾平凹之所以是贾平凹,没有把小说写成社会新闻,正是因为他捕捉到了病灶在哪里。不是源于某位贪官,不是源于有人渎职,归根到底,是普通的贫穷和不公,令百姓活得极为窘迫。除了让渡自己的尊严,这些上访户没有别的能力获得哪怕芥子那么大的生存权。“刁民”们冒着被抓、被打的风险上访,无非是为了多讨要一两百或三五千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的适用范围很有限,但是,当某个阶层的人都饿着肚子的时候,还要他们面对切身利益无动于衷,希望他们彬彬有礼,像个谦谦君子,这不科学。他们所“闹”、所“争”的一切,都不过是求生,根本没有“知礼节”、“知荣辱”的优容的空间。这些人,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变现,也不具备对恃和谈判的能力,惟有通过上访、纠缠、恶心着政府才可能达到目的,甚至连屎尿屁都用上了;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们的时候,也不可能怀着一种服务的心态,完全就是像甩掉鼻涕一样摆脱他们。
只要稍有点资源的人,都不会上访,比如元黑眼,比如拉布。他们通过打通政府的关节取得办沙厂的权力,即使有争端,他们也能通过钱或关系去摆平———实在摆不平,他们还有本事发动械斗进行维权和争权,直至闹出人命。
王后生,是当代小说里不太常见的一个形象。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混混,而是一个专门挑拔他人上访、迹近古代讼棍的形象。讼棍,是唆使别人打官司、借以从中取利的人,类似于今天的律师,但在古代被视为恶棍。这一中性的行当被赋予带强烈贬损意味的称谓,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强调教化,在法律方面,最高的理想是孔子说的“无讼”。他们寄望于通过皇帝的劝善、官员的感召,使民众被德化,没有讼诉就是一个地方官的最高声誉。为了礼制,小民就该受委屈,讼诉本身就是对官员的不体贴。因此,在礼制秩序第一的原则下,替人包揽告状的讼师,基本上都被视为为了钱而破坏良俗秩序的坏蛋。王后生正是这样的人。他被镇政府视为无理取闹,视为眼中钉,善良的带灯也对他极为讨厌。是他,利用了“维稳”对官僚群体“一票否决”的作用,为那些原本最弱小的访民装备了与强大的政府谈判的能力。
可仔细一想,王后生告诉大家大工厂有严重污染、帮尘肺病人打官司、替拆迁户赶走元氏兄弟、替那些权利得不到申张的人主张权益,又何错之有?如果生在大城市,他甚至就是微博上振臂一呼的公知了,为何把王后生写得那么令人生厌?我猜想,因为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站在镇干部带灯的角度来看,王后生就成了一个反面角色:这既是视角的局限,也未尝不是贾平凹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局限。
为打击讼师,《唐律疏议》专设两条罪名:“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有些时代,官府衙门在结案之前,几乎必先办讼师。无非是因为在朝廷眼中,法律只能操纵在官府的手中,就有了任意解释权,威不可测;而讼师一旦掌握了这个法门,便让小民可以与官府谈判,令官府威严扫地。今天的基层政府害怕王后生的,也就是这一点。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提到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带灯问他‘ 你怎么那么坏!’王后生说‘你怎么那么凶。’‘我凶还不是你逼出来的。’他俩扯平了,其实是一回事,没有魔就没有佛。”这说明,贾平凹还是对此有清醒意识的。他未必认可带灯对王后生的评价,然而,这样一个挑战和破坏传统秩序的人,出现在当下的农村里,是好还是坏,恐怕,连他也下不了判断吧。
人心败坏:礼治社会已坏,法治社会未成
带灯虽然完美,但贾平凹并没有让她平静地兑现自己的梦想,哪怕她的想法很卑微、很实际,哪怕她仅仅只是想在现实秩序中尽可能地帮助村民。在一场持械斗殴中,带灯和竹子被误伤,同时还被降职、受处分。黯淡的收场,也意味着带灯的善意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樱镇作为一个标本,正展现着乡土自治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断裂了的事实。按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基层中间,实现的是乡村自治,和“长老统治”:“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古代的“无讼”,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性质是礼治社会的情况;可是现在的樱镇,再也没有长老了,新的威权是“保长”,也即是带灯这样的基层干部,已彻底破坏了这种村民的自治结构。再者,费孝通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不再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在现代的法治社会里,外来派驻的基层干部还试图实现“无讼”,又不可能重新施行教化,当然就只能等着社会秩序的崩坏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并没有流露多少悲观色彩,作者只是在客观地叙述樱镇人的正常的过日子,甚至你也可以说一切都没有变,日子还是那么一天天地过,天没有塌下来。是的,秩序的败坏并不是即刻的灭亡,却像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煎熬等死。人心之坏,让你觉得堕落已成了常态,没有多少痛感了。看到马副镇长一直在吃卫生院定期供给的胎儿,看到王随风(女)上访被抓走时连裤子都被扒下来了,看到村民为了多要点大工厂的拆迁赔偿发疯了似地栽起了树、甚至砍了枝条就敢往土里插,看到马副镇长去抓计划生育,千方百计要谋人家父母的二百元罚款,给出的理由是为给车加油和多吃一碗面———这些细节,对看惯新闻的我们来说,不都熟悉到发笑吗?
再举个例子:洪灾一来,镇上死亡和失踪人数十二个,镇长失声痛哭,他说:“灾情严重,这怎么给上边交代,又怎么收拾摊子?”结果在书记等人的处理下,这些死人有的变成了病死,有的变成了意外,有的变成了失踪,只有两人死亡,其中一人还变成了救灾英雄受追认。村里还准备了一些封口费。这就是基层干部的统治方式。他们与村民没有任何感情纽带,十多条人命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这样的基层社会,既谈不上礼治,更无法治。比孔子所云的“礼崩乐坏”,不知又要等而下之了多少倍了!
况且,大工厂一来,不等书中写到贪污腐化,有权势的村民之间早就为了利益打出几条人命了。城市化的进程总是越来越快的,半封闭型的乡土社会越来越守不住了,利益越来越复杂了,百姓的权利意识又越来越重了,还妄图倒砌金字塔、维持“无讼”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那时候,怎么办?
竹子和带灯对这样的欺骗都非常不高兴。可是,她们不能反抗,而且不得不做这种虚假报告的执笔人。带灯在淤泥中寻找到的精神寄托方式,就是不断地给省城里的元天亮———樱镇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位——— 写信、写情书。
元天亮在小说中没有真正出现过。他法令纹长,长得矮,走内八字,爱吃纸烟,走路时手冒烟缕,分明就是一个长相丑陋、形容猥琐的官僚:这些缺点在樱镇人眼中,就成了大官相、贵人气质、龙相、熊猫一样的国宝。带灯就是靠着不停地给这个人物写信,支撑着她的精神世界。元天亮与她没有交流,没有互动,担任的是一位不在场的神父的角色。
可带灯还是找不到出路,贾平凹也找不到出路,大概读者们也找不到出路。整个中国都正在寻找这些问题的出路和方向。
与这部小说凝重而沉静的主题相匹配,贾平凹的语言也有所改变,写法平实,全无炫技。他在《后记》中写到:“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他所自许的“沉而不糜,厚而简约”,在《带灯》里,我想他做到了。
贾平凹早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人物了,如今,他仍然保持着每两年一部长篇的速度推出新作,而且每一部都力求突破,对尖锐而痛苦的现实问题迎难而上,越来越不畏于独立思考。这样的作家,是真正的作家,值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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