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赵修义 张翼星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面对这个纷扰动荡、满是缺陷的人类世界，柏拉图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与哲学的统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如果一个国王成为了哲学家，其所掌管的国度必将按照最高的哲学理性实现完美的理想生活。两千多年之后，在远离希腊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开始尝试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统一，并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将整个国家的亿万民众纳入到一个唯一的集体生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批不是国王的哲学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如何面对和处理历史上哲学遗产的问题。这样一个会议，若放置在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之中和哲学王的眼中，显然是一种多余的麻烦，既然哲人王自身已经构想并实现了最高的理性和理想。事实上，在哲人王的理想国中讨论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对理想国最高理想本身的质疑。我不明白，在那样一个伟大的理想国中，哲学家们（如果还有着让哲学家存在的理由和需要）除了虚心学习哲人王的精神之外，还有什么哲学问题值得讨论。

    可见，1957年的中国并不是理想国，因此毛泽东发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于是自1949年以来始终在自我批评中度日的哲学界仿佛突然复活醒来，开始了一场争鸣。《守道1957》便是这场哲学史座谈会的实录，其中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哲学头脑。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朱光潜、陈修斋……在今天的阅读界，这些都已然是大师级的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批令人敬仰的学者，他们的哲学讨论在当下看来却几乎与哲学问题无关。贺麟、陈修斋在会上做了主要发言，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好的和进步的东西，唯心主义强调主观能动性。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因为按照阶级划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中国古代哲学史是一笔勾销，还是有什么可以继承？冯友兰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他说具体意义“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是它们的抽象意义。

    郑昕解释了自己作为一个康德哲学专家怎样开始学马列的思想转变，并提出通过学习唯心主义来打败唯心主义。他说，解放后国家的盛况，使他不得不佩服指导革命胜利的马列主义，开始觉得康德哲学无用。但他认为，中国政治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但学术上依然有着唯心主义，怎么样才能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呢？那就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事实上，在高校哲学系还能不能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能不能讲授这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课程，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不管怎样一再表达对马列唯物主义哲学的尊崇，这些老先生们的发言总有着一股口服心不服，一股子为唯心主义辩护，与唯物主义为敌的味道。当然，无论他们怎样用心良苦，这场辩护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就如同猎物使用猎人的捕猎夹一样，猎物本身就已将自身放置在砧板之上。事实上，我相信参与此会议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有着精良而高效的哲学工具，在这些工具面前，唯心唯物这样粗糙虚假的概念是压根经不起其分析就灰飞烟灭的。稍稍有着哲学训练基础的人，只需进入到认识论的层面，对所谓唯物的客观性在我们唯一可以与之交流的主体对象——个人意识中是如何获得证明唯物唯心之辩即刻变成一个假问题。真实的问题是对于经验如何获得，主体知性和理性判断与经验处于怎样关系，这样一些真正的哲学讨论上。但在那场1957年的盛会，没有一人出来，真正使用哲学的理性来对其加以分析。其背后很显然并非哲学和理性的问题，而是一系列更为现实和沉重的问题，这所涉及的是生与死，而非对与错。

    事实上，此后的历史为这批老先生参与会议所承受的压力和发言时令人尊敬的勇气作了注脚。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会上诸多积极发言者被打为右派，受到批判剥夺工作，更有甚者则是接受劳教。

作者：殷罗毕（西方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