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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采用的书稿可以不是经过编辑的策划而来,但必定是经过编辑的审读得以确认,甚至是披沙拣金得以发现而来,必定要经过编辑的案头加工以及书籍整体形态设计方可成其为出版物。无论那书稿是怎样的稀世之珍,稀世之珍离不开抱璞之人,审读的编辑便要随时准备立抱璞之功;无论那作者是何等的智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加工的编辑便要随时准备做好智者的一字之师。作者写作时的表述激情不免会造成文字的某些疏漏,作者学识功底总有参差,有的作者在表达上为了追求创新而矫枉过正,于是书稿在总体质量被认可的前提之下,某些必不可少的细节性纠错工作就要由编辑来承担了。
一个编辑,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可以不善于通过捕捉图书市场的信息来提出选题,可以不善于通过把握社会和专业的格局来设计选题,可以不善于交际而拙笨于组稿,可以不善于创作而无力指导作者,但他必须学会审读以取舍书稿,必须学会编辑加工以完善书稿,此为编辑之初步,人们常说的编辑基本功,首先是指这方面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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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书稿无一人通读便已付印成书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地听到一本书由于一点疏漏(或曰错误)引发一次社会动乱的消息,前车之辙,难道在某些编辑那里竟然不足为鉴?国务院总理1997年签署的第一个“国务院令”就是《出版管理条例》,其中对出版物内容的一系列规定,难道在某些编辑那里竟然事不关己?即使是一部非常纯专业学术内容的书稿,不读何以见得必定无误?不读何以判断其出版价值?以某些编辑之昏昏,而不怕天下人之昭昭,实在是咄咄怪事。
3
想起了恩格斯。
恩格斯批评斐?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他仔细阅读了剧本原作,并且是不止一遍,而是看了四遍,还表示了“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的愿望。读过四遍之后,他还不匆忙地把对《济金根》的评价告诉作者,而是非常谨慎、非常谦逊地说:“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许我们的编辑的判断力都出奇地不迟钝,那么,对一部作品,伟大的恩格斯需要看过四遍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迟钝的”我们是不是也要看上两遍?或者,起码一遍?
起码,认真读稿,是编辑的初步。
4
想起了周振甫。
1942年,钱锺书《谈艺录》书稿写成。由于时局动乱,图书材料难以寻觅,钱氏只能凭记忆和平时所做的札记,以及前贤、时人为他“录文相邮”提供一些材料。开明书店决定出版此书,由年轻的周振甫先生担任责任编辑。周编辑一一核校原文,并给每篇标定目次,以便读者翻检,其严谨认真的态度使钱锺书深为感动。钱氏于该书后来的补订本《引言》中记道:“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有定交。”
1975年,钱锺书《管锥编》书稿写成,送给因出版《谈艺录》而结成莫逆之交的周振甫审读。周编辑照例把书中引文逐一与原文核对,对全书提出了一些补充材料和修改建议。钱氏充分吸收了周氏的意见,于此书的序言中感激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这,就是编辑。这就是值得学者、作家尊敬的编辑,这就是与教授、研究员比肩而丝毫不惭愧的编审。
可惜而今这样的编辑太少太少。以至于我们常常想起周振甫,寻找周振甫。
至少,从认真编稿做起,“君实理董之”——这是编辑的初步。
5
还想起了美国著名的文学编辑珀金斯。
1910年,年轻人珀金斯只是美国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广告部的一位雇员。这家出版社拥有文学顾问布劳内尔,是一位被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选入50位杰出文化名人行列的文学权威。在出版社里,他是许多作家十分敬畏而又无奈的文学判官,其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要让作家感到进入出版社如同进入教堂一般,而他则要成为这座教堂里的“教主”。后来,当珀金斯不耐烦做广告业务员而成为一名年轻编辑之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开始了。珀金斯认为编辑工作最有意义的是发现,要尽一切可能来挖掘、塑造作者的才华,“不让作者在绝望中轻易放弃”( 托马斯?沃尔夫语)。而布劳内尔要做的只是固执己见和挑剔,如教主一般地对作者进行训诫。后来,珀金斯的满怀热情终于有了回报,他坚持买下了刚出道的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版权,展开了与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拉德纳等知名作家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他们后来成为大作家是至关重要的。珀金斯为此至今还被美国文学界、出版界称为“英雄式的编辑”(阿伦森语)和编辑史一个时代的开始,达到了谈编辑史不可不谈珀金斯的地步,如同谈航空简史不谈莱特兄弟则荒谬一样。而吓人的、不可一世的“教主”布劳内尔而今安在哉!
发现与选择——这是编辑的初步。
6
上述几个故事都过于高蹈,有神话之感,非常人可以企及。众多的编辑不可能都如此幸运地遇上这样的作者。现实是,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粗制滥造的作品,它们常常成为出版社的鸡肋,迫使我们在痛苦之后仍然要为它们的出版付出巨大的劳动。很少听到作家反复修改作品的故事了,托尔斯泰为《复活》的开头数易其稿看来已经不足为训,倒是时常听到一个作家年产几部长篇的神话。语言垃圾随处抛洒,文风粗痞而俗不可耐,叙述毫无节制。有些人写作时只有一个目标:畅销;写作后只有一件事要做:催促出版社炒作;听说编辑要谈修改意见,第一反应则是疑惑:“现在还有这么麻烦的出版社?”可是,当编辑、作者都有了求完美的愿望,愿意再改一遍时,出版社的营销人员的反应又往往是遗憾:“千万别错过销售良机!”总之是世风浮躁,业内风气自然也浮躁。而文字工作,偏偏又是最浮躁不得的。
日本企业内人分四种:第一种人是“全人”,领导人是也;第二种人是“怪人”,奇思妙想战略设计人员是也;第三种人是“活人”,营销、策划、公关人员要的就是一个“活”字;第四种人竟被称为“死人”,很难听,但企业家们认为是企业成功的最终保证,那就是大批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工作的普通员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过去缺的是一二三种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第四种人。
编辑初步,就是首先得把“死人”做好。
编辑初步,便是不能浮躁。
7
编辑的职业道德无时不在经受拷问。
且不说那些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以及不利于国家利益、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出版物会受到批评、处理,且不说那些八股盛行、空话连篇、欺瞒人民的出版物最终要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且不说那些内容荒唐无聊、格调庸俗低下的出版物会被世人所唾弃,且不说那些错漏百出的出版物误人子弟令人恶心,也且不说出版物有一分好却被膨化成十分佳绩,搞虚假宣传会招致耻笑,这些行为违反了编辑的职业道德。而身为编辑,不去发现好作品,不去选择佳作,草菅作品甚至是作家的命运,同样也是违反编辑职业道德的。可是,在一些出版社里,此类行为大家似乎熟视无睹。
编辑的初步,是坚守编辑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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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编辑自有编辑一法。编辑的恪尽职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还必须恪守界限,否则过犹不及。现代社会,一切人的责任都必须有限。
对一部书稿,为了尊重作者独立见解,尽量不改,为了尊重事实与共识,却又不能不改;为了尊重作者风格,尽量不改,为了有利读者理解,却又不能不改;文法在好与不好之间,尽量不改,而在通与不通、对与不对之时,不能不改。一切应以知识为依据,以著作权法为准绳。倘若书稿有违碍国家宪法和政策法令之处,窃以为也不可越俎代庖强加修改,可以不出,指出问题退还作者处理之后再议。编辑还要学会退稿,学会退名家、大家的稿件。要退得有理有据,退得有独到见地,退得入情入理,退得十分礼貌,退得让人服气——即便当时脸上挂不住,多少年后自有中肯评价。
编辑的初步是要有所坚持,而又坚持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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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初步,是要改正错字——似乎无须为此再费唇舌,这是那种“饭是可以吃”一样的道理。
然而,基本的道理却经常被忘记。譬如,遵守交通规则,也是基本的道理,可是,中国每一座城市的交通违规罚款收入数目都很可观。
现在,文字差错也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996年新闻出版署抽查全国35家地方出版社的35种图书的编校质量,结果是,只有一种图书为优秀品(漓江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有18种图书因质量不合格分别被处以返工,有10种图书因质量严重不合格被处以罚没利润和销毁存书。近日报载,长沙市发生购书者因图书差错率超过国家标准而向书店、出版社索赔的诉讼案。一些内容质量相当优秀的图书,因为编校质量不合格,参评国家图书奖“出师未捷身先死”。图书评不上奖也就罢了,可是误人子弟实在是昧了良心,编辑者道德何在!就此一端,我就曾经想过,像1996 年那样的抽查和处理,实在应当形成制度,经常执行才是。政府主管部门不管此事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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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言研究专家撰文指出,现在是建国以来的第三个汉语言混乱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之初,那是新旧社会语言的改造期;第二个是“文革”时期,帮气十足的语言泛滥,让专家们目瞪口呆;而眼下则是改革开放,语言也就符合逻辑地改革开放,兼之媒体猛增,发稿量加大,信息泛滥,外来语增多,故此规范的难度更大。
自然,当此情势之下,编辑的责任愈发重大。
首先是语言的常识性错误太多。譬如,“黄埔军校”办成了“黄浦军校”,“铤而走险”走到了“挺而走险”,“狙击手”变成“阻击手”,“床笫之欢”竟成“床第之欢”,“株洲”而为“株州”,“兖州”又成“衮州”,等等。
再就是语言修辞的粗糙混乱。譬如,“宁馨儿”乃“赞美孩子的话”,却被作家写成“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闪动着宁馨的光”;只知有“白发苍苍”,今日却见“白发鬓鬓”;至于“待到理想化宏图”,难道宏图不就是理想吗?“向母亲举案齐眉地捧上茶碗”,是不是表错情了?
至于连篇错字,只像是一只只苍蝇趴在书叶上,令人恶心。“周总理”成了“周经理”,“包公”居然是“色公”,“碰头会”变成了“砸头会”,“暧昧”成“暖昧”,“宝贝”成“宝具”,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乌鲁木齐”加了一点印成了“鸟鲁木齐”,结果日本企业定制的面粉袋作废,中方厂家损失16万元,直叫经理心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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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语言总是处于流变状态之中的。语言附着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上,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必然的,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有所变化。所谓代有时文,不仅指内容,也包括语言文字在内。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尤其如此。编辑者对待书稿决不可食古不化,在语言文字上也就不能作茧自缚。譬如,按照我们所遵循的文法,名词不可用副词修饰,现在却有了“很青春”、“很港台”“太专业”、“太欧美”等等,也就约定俗成了。至于新词语就更多,先有了“策划”,已经觉得有点别扭,现在又来了“企划”,更别扭;大陆人刚掌握了“软件”,台湾人却说那是“软体”;“克隆”、“光盘”、“受众”这些新词渐渐也就不需要加引号了。
与社会生活同步,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丰富和创新作贡献,也是编辑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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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图书,可能出问题的地方还不只是书稿。
图书附件出错。某大社一本好书,目录上有前言,书中却找不到前言,我翻查了两遍,两处茫茫皆不见,看着这个名社大社赫然在目的社名,我也只能欲说还休。又有一大社一本好书,作者文笔很好,后记也值得一读,结果也读出错来,作者诚挚感谢的出版社竟然是另一家,张冠李戴,其中自有曲折原委,遗憾的是编辑竟然未能发现。至于图随文走,忽然某图又随了别人;注释为脚注,却又跑到下一页的脚下,此类“移情别恋”的故事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作者姓名弄错,麻烦可就太大了。想作者青灯黄卷十载、皓首穷经半生,及至终于刻下一部传世大作,著作者竟成了他人,不亦苦乎!出版社不亦愧悔乎、不亦赔偿乎!
图书附件残缺。本书简介、内容介绍、出版说明、出版前言、本书提要,均属图书提要一类,应当是十分讲究的,原则上是不可少的,作用是帮助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图书广告促销。不知道为什么,近来忽然注意读图书所附提要,得出一个印象,写得好的不多,缺少此一附件的图书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编辑同人为何如此轻视此一大事!
将图书所有文字附件完备地处理好,也是编辑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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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提出编辑的五点要求,所谓“有识有度,又博又专,能入能出,不卑不亢,边干边学”。五点要求虽然简单,我颇有内涵,在此试作一点理解和升华:
有识有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见识不能没有,凡事更不能无度,因为编辑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职业,社会永远是要讲究有识有度的。
又博又专——学识既要广博,还要学有专长,方可能于编稿时“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钱锺书赞周振甫语),完成好这种共时性的智力劳动。
能入能出——入则理解作者,出则关照读者,时为假想作者,时为假想读者,时而领会书稿,时而挑剔杰作。
不卑不亢——既不匍匐于作者脚下,也不朱笔乱批他人文章,中国编辑十多年前最喜欢改人文章,十多年后的今天似乎又太不注意编改文章,一切过犹不及。
边干边学——学也无涯,知也无涯。不能等到学好了才去实践,无涯者什么时候能说学好了呢?自然要不断学习,边干边学,编学相长。
以上数点倘能做到,一个优秀编辑也就几近修养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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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者,倘要做好编辑初步,自然要加强自身修养。思想政治修养上要做一个明白人,职业道德修养上要做一个正直人,专业学识修养上要做一个博古通今的人,语言文字修养上要做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编辑者,当从编辑初步做起;编辑者,永远不能放弃编辑的初步。如此,方能成为出版社信誉的基本保证,出版社的良心所在,好作者的最佳配角,优秀作品的助产士,广大读者利益的捍卫者,民族文字的守护神,优秀文化的建设者。
( 本文写作于1997年)
(本文原载于:《书林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