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舒立的访美随笔问世于我认识舒立的第二年，初版的书名是《美国报海见闻录》 。

    当时她正处于特殊的“休闲”状态，正是在她和丈夫苗棣老师的一次云游中，我们才得以在我的江苏老家结识。我们都为此书能在 1991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那个沉闷的时刻出版而感到幸运和兴奋。

    在 1991 年，能见到一本以密集的信息客观引介美国报界的出版物，实属绝无仅有。但是，因书稿在总体上对美国报界持肯定态度，使得公开的商业推广没有可能，销售渠道也很不畅通。

    然而，这本书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当时我还听说一件“趣事” ：此书本来被期待一本一本零售，可是有一个新闻管理部门一次性买了200 本！而小圈子的阅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真阅读，认真阅读。

    舒立在书的前言中自我评价说： “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 ”这种表述，有意或无意，显然没有触及到本书的要旨：第一次较全面地引介美国报界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安排。

    也有读者评价此书时说： “不算很恰当的比喻：八九十年代大陆新闻界的《海国图志》 。被誉为那一代新闻人的圣经。 ”这个评价虽然很高，但是多少言不及义。

    有业内读者归纳： “在这本书里我倒是找到了三个有意思的话题：1.新闻部和评论部的问题；2.海外记者的问题；3.报业的托拉斯问题。 ”这一归纳具有比较意味，也部分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从 20 世纪初起，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在美国报界兴起，如今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西方世界中与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事业迥然有异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哈林和曼奇尼指出，新闻事业专业化有三个维度：

    （1）自治（自主性） 。自治永远是专业化这一定义的核心，这是许多职业努力实现自身“专业化” 、证明对它们的工作过程施加更大控制具有正当性的关键原因之一。与提供私人服务的医生和律师不同，新闻工作者是在一个以大批量生产为规范的产业中工作的。他们几乎从不拥有自己的制作手段，而是大型企业的拿薪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经常成功地在组织内部获得重要的相对自主性。

    （2）独特的专业规范。所谓专业，就是用某种生活方式、伦理规约、自我意识的身份和对局外人的障碍，将其自身“水平地”组织起来的职业。这种“水平”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有一套该专业独特的共享规范。以新闻事业为例，这些规范包括伦理原则——例如保护匿名消息来源或区分广告与编辑内容的义务，以及新闻实践常规——例如“新闻价值”的共同尺度——还有判断专业实践的卓越性和分配声望的标准。

    （3）公共服务取向。与其他主张专业地位的职业相比，公共服务伦理对于新闻事业也许特别重要：因为新闻事业缺乏深奥的知识，新闻工作者对自治性和权威性的主张在特别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关于公共服务伦理的发展，最清晰的昭示之一是新闻事业自律机制的存在。

    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和意大利学者保罗·曼奇尼的一个分类法，现代新闻事业有“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和“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之别。 “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盛行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它推崇新闻媒体以新闻报道而不是观点鼓吹为主，崇尚新闻客观性，主张事实报道和意见表达分离，在报道中秉持中立立场和平衡各方意见（见哈林和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一书） 。

    二

    虽然一些知名新闻史研究者论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之一，在唐朝甚至在汉朝就有了所谓“邸报” 。但是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现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定期出版、机器印刷的报刊新闻事业肇始于 400 年前的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中国则始于 1840年鸦片战争砸开国门前后。自那时起，像多数后发国家一样，中国传统的新闻事业，与其说走的是长于新闻报道的英美报刊的道路，不如说走的是王弢的《循环日报》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报刊那种在列强的船坚炮利和晚清的内部危机之际救亡图存的鼓吹型政论一途。

    这样的鼓吹传统，一来契合一个积弱大国奋发图强的欲求，二来在百余年间形成了我们今天继续推崇的以弘扬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归依的新闻理想。当改革开放之初新闻机构获得某种权利去推动国家的“四个现代化” ，同时发挥激浊扬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功能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报刊上倡导解放思想、改革旧制旧规的言论，尤其是政论，可能一纸风行全国。20 世纪 80 年代，可谓政论和政论家的年代。

    另一方面，直接以新闻事实来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吸引了报界精英和新锐。刘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 、钱刚先生的《唐山大地震》 ，一时间洛阳纸贵。据我了解，舒立在那个时代，也从事过报告文学这种半文学、半新闻的文体写作实践，她本人还与刘宾雁先生合写过报告文学作品（注： 《孤雁离失记》 ，发表于 1985 年 1 月《报告文学》杂志） 。回想起来，当年那些报告文学作品曾经让多少国人热血沸腾。除了直面国内社会问题以外，甚至刘亚洲先生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也是那样的令读者如饥似渴。

    但是，报告文学这种源于法国、流行于前苏联的文体在改革开放不到 10 年之后，遇到了无法化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先导型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渡，催生了以民商法为主的一大批法律。继 1979年《刑法》问世之后，1986 年又有了《民法通则》 ，这两部法律中对于新闻界来说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它们初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诽谤法体系，这就意味着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一旦存在失实，就可能被追究侵犯他人名誉权即民事诽谤，甚至是很可能带来牢狱之灾的刑事诽谤。

    事实上，中国当代媒体所遭遇的第一宗新闻官司，恰恰就是带有报告文学色彩的杂志批评性报道所引发的刑事诽谤诉讼，结果导致两位年近花甲的老记者被法院判决拘役。1987 年初《民法通则》生效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名誉侵权取代了刑事诽谤，新闻记者普遍解除了身陷囹圄之虞。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民事性的新闻侵权诉讼数量激增， “告媒体”形成浪潮，这也令报告文学和其他批评报道的作者应接不暇，不胜其烦。

    一些作者起初怨气不小，认为为民请命却要屡吃官司，实在不公。但是经过痛苦的反思，人们会发现，归根到底，道德好恶先行，事实和意见杂糅，不追求事实的精准和报道的多元求证即平衡，暴露了传统新闻文体在法治新时代的弊端。对此，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多有反思，认为报告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
     
    而在新闻界，当时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传统影响下的报纸是观点纸、宣传纸，而境外的大多数报纸是新闻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闻评论即便摆脱了宣传，也难免流于宏大叙事。因此媒体每日传播的观点，也难免旧题重做，老话再谈。另一方面，经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新闻信息需求，这恰恰是当时媒体的短板。

    总之，旧有的“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 ，已经成为对主流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瓶颈。那么，当时的人们即便听说“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在北美如火如荼，也不知其真谛为何，更不知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在那个时代，舒立有幸两次赴美考察报界运作，并以生动传神之笔写就一部独特的专业随笔，有意无意中成了中国纸媒新闻专业主义转型的指南。

    三

    在我看来，舒立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对待新闻专业主义上经历了认识、引介和践行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识新闻专业主义。

    1987 年，她作为体制内大报《工人日报》记者，应非营利组织世界新闻研究所” （WPI）邀请，到美国 25 个州 40 多个城市做了为期 5 个月的走访，其间更侧重对当地报业采访并获得实习机会，直接经受了与中国的宣传模式和“评论取向型”报业迥然有异的“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的猛烈冲击，自身的从业观念转变开始进入萌芽期；凭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也进一步认识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微观制度层次。

    此前，舒立已经开始投身于批评性报道，当时“舆论监督”的概念刚刚出现，而当时的最牛的文体主要是事实和观点混杂、经常是缺乏准确性和平衡性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当时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者，往往被称为名作家、名记者和“包青天”式的风云人物。

    而今天我们说的“舆论监督” ，大致有三种文体形式： （1）增加社会透明度的日常客观报道，它能预防腐败； （2）发源于美国、在中国后来取代报道文学的调查性报道； （3）多元的、批判性的时事评论。

    第二阶段，引介新闻专业主义。

    这就是本书的贡献。内容方面我不再赘述，但是必须提及的是舒立的作风和文笔。可以说，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提问为本书奠定了材料基础，而清晰、隽永、灵动、信息密集的写作使舒立独树一帜，而这恰恰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记者写作风格吻合。

    经过徐晓老师重新编辑，本书以随笔的形式重新面市。新版删掉了近年来中国读者已经熟知的技术层面的内容，保留了作为一名中国记者和作者最独特的和最具个性的观察与描述。它甚至有几分像是如今在学界流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起来，并有“深描”的意思（当然，我这么说舒立会觉得好笑，她才不管什么田野调查呢） 。此外，与田野调查不同的至少还有秀丽的文笔和高节奏的工作。

    第三阶段：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这又分为两段。 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巡视，掀起了市场经济大潮。舒立结束“休闲” ，离开《工人日报》 ，转任“在商言商” 、市场和信息取向的《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但是她主要是作为一线记者，在个人层次上开始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西方新闻界公认，采访技术是美国报界在 19 世纪末的发明；过去中国新闻界也常用，但是往往是在歌功颂德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 ，无客观可言。舒立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采访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和一批财经界人物，经常成为“在场”式独家新闻。

    1998 年 4 月， 《财经》创刊，舒立出任主编。虽然《财经》最初只是月刊，至 2002 年才正式出版半月刊，后又改为双周刊，我仍倾向于将 1998 年这一年称之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元年” 。舒立终于有机会在中观的制度层面实践新闻专业主义了。她继续活跃在采访一线，同时参与编辑组织，掌握刊物报道方向（当时的《财经》副主编王烁是编辑部日常编务的操盘手） ，还承担日后知名的杂志卷首时评专栏“财经观察”的写作。

    舒立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全面推进新闻实务，培养出一个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记者团队， 《君安震荡》 《基金黑幕》 《银广夏陷阱》 《谁控制了冯明昌》 《成败陈久霖》 《谁的鲁能》等调查性报道相继问世。这些力作不但震动了国内业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实务操作，还为杂志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荣誉。

    2009 年 12 月起，舒立和两百多名同仁一起创办了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 《中国改革》月刊等杂志以及刊登原创新闻的财新网。按我的理解，舒立作为一个在国内新闻界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办刊方针的新闻人，在特定的媒体空间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说上一个 10 年，她使本书中的理想新闻模式在中国发芽生根；那么，在新的 10 年中，她则致力于使本书中的理想新闻模式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开花结果。

    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呢？至少以我之见，在短短的 30 年内，在政治框架不变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由宣传模式和“意见取向”转型为“信息取向” ，由正面倡导的“喜鹊”式新闻文化正在转变为问题意识取向的“啄木鸟”式（舒立语）的新闻批判性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在更早一些的 1980 年，随着当时翻译成《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一本新闻学译著的出版，国人初识世界上不同的新闻理念，李大同先生称之为“启蒙，从小册子开始” 。那么，有充足的理由说：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