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琪说，她在屋顶上看到有个小孩偷饭店的勺子。”这是陈丹燕新小说《成为和平饭店》中，最后一个句子，含义模糊，但在陈丹燕心中，很清晰的是，这是一个句点，非但是这部小说的，也是所有关于上海主题的。20年间，她用6本书来讲上海的人与事，现在终于有了完成感——《成为和平饭店》是她上海系列的收官之作。

    她本是北京出生，于上海，是异乡人。但也或许因此，她对上海有更多的惊讶，从而试图在书写中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她的写作非常私人，她说自己是那种在生活的几条街道上，听时代车轮隆隆声响的写作者，不是英雄，不做宏大叙事，不披战袍。

    如果说上海系列是评价陈丹燕的一个维度，那另一个则是她对于成长主题的洞察。也就在不久前，她的“阅历三部曲”《唯美主义者的舞蹈》《上海色拉》《蝴蝶已飞》出版发行。这套书是对她散文写作的大盘点。

    对于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她的写作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不再是乡村，炊烟，蛙鸣，而是陈丹燕笔下繁复的关于物质和情感的细节。而作为前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作家，即使她的成人文学创作，也始终有着一种明亮的质地，感性丰沛，温度宜人。

    对于宏大的本能拒绝，她曾将之归因为童年时，对于“文革”的创伤记忆，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城市化写作的趋势。现今，很多时候，让人惊心动魄的不再是战争、离散，厚重的集体记忆，而是个体成长中非常私人化的自我觉察，譬如恋爱，譬如旅行。

    《阅历三部曲》、《成为和平饭店》，最近分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为和平饭店》是陈丹燕上海系列故事最新作品。和平饭店是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和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名片，有着百年历史，曾有“远东第一楼”之称。该书以和平饭店，这一富有象征意义、遍布历史痕迹的上海纪念碑式建筑为主线，以非虚构小说的方式串起和饭店有交集的许多小人物的个人故事。这其中有民族资本家的家庭史，入住饭店的外国留学生的求学史，二代饭店员工的工作史，上海历史学者的研究史，等等，总之，各色人物、各种生活细节布满其中。书中另有几张独立章节，完全客观地对和平饭店历史做讲述，从而形成虚构、非虚构交错的独特结构。这部小说表面看，是写和平饭店的历史，事实上则在讲述各种外来文化在进入上海之后产生的一种融合和生命个体被大历史所照拂过的模样。

    谈上海主题

    有如长篇小说写到结尾处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写完《成为和平饭店》，会告别上海主题的写作，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陈丹燕：我写上海二十年，一共六本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成为和平饭店》，采用的都是非虚构的文体。写完和平饭店，我心里有完成的感觉。在前面的写作中，我一直都有未完成的感觉，这是一种在写作时会非常明确的感觉，就是我还有话没有说完，我还有故事没完整地表述出来，所以我就会往下写。现在整体感出来了，就像一部长篇小说写到将要结尾处，写作者自己最知道这个故事要结束了。我想大多数人大概不了解作家的工作，作家的工作必须跟着对故事的感觉走，不是自己能决定往下写，还是结束它的。当故事自己开始运行，作家做的事是顺着走，在写作的世界里，作家不是上帝，故事是由上帝指引的轨迹向前发展的。

    新京报：听说这部小说几经修改，其中变更最大的部分是？

    陈丹燕：这部非虚构小说的确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漫长的创作，八年时间。最初它是《外滩，影像与传奇》中的一个章节，但这章完全不能容纳它的故事，所以，我想将它单独写成一本书，最初的一稿写到二分之一的时候，发现它很像一部历史陈述，所以我停下来了。第二稿是在三年前完成的，完成以后，《收获》杂志的编辑指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一次我确定自己想要做的，是在非虚构小说这个有着自身矛盾的奇妙文体里加入非现实的成分。从前我在写非虚构作品时，从未尝试在一个非虚构的长篇小说里加入更多本不相容的手段，来扩充故事的容量。应该说这是这个故事自身的呈现需要。但修改非常困难，几乎是将整个小说结构打散后重新结构，重新写。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不知道是否能完成这部作品。后来，慢慢找到修改的手段，然后完成。我想它是一部走到非虚构文体边缘的非虚构小说。

    新京报：这样一个题材，很容易变成一种功能性写作。写作中，你是否对此有过权衡？

    陈丹燕：最初一批读《收获》杂志上的选载的读者中，有人说这是为和平饭店做了一个大广告。从我开始写上海的非虚构书，一直都有人建议上海市政府发我一个大奖章什么的。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根本不可能有怎样明确的目的，甚至也不知道要如何避免别人的误解。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的指纹有兴趣了解，于是我了解。在了解后我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我写作。实际上就是这样简单。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并不权衡什么利益，只有经营者才需要这样做。作家的作品是以表达了一个事物的外在和内在，为自己的标准。

    谈城市写作

    正视正在发生的历史

    新京报：你如何看当下关于城市的写作状况？

    陈丹燕：中国的城市写作非常薄弱，因为这是一个从未让城市写作繁荣，并认同城市写作价值的地方。所以，写到小市镇，乡村，你可以看到许多生动的描写，也可以找到好作品。城市写作则不然。说到底，中国就是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是重要的原因。城市写作常常是薄弱的，甚至是政治不正确的选择。我是个在城市里出生，成长并生活的作家，我只能做我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写城市的故事。我想城市写作对我来说的核心意义，就是我做一件符合逻辑的创作。城市写作对中国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正视正在发生的历史，正视自身的现状，正视文化的多元性。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充满了对于物质细节的叙述，也因此有人把你当做小资教母，你是如何理解物质和这种称谓的？

    陈丹燕：对细节的描写和热爱是我的特点，应该可以看得到，对周遭城市风景的描写是我喜欢的事，我生活在城市里，我描写城市细节，屠格涅夫对白净草原的描写也是我喜爱的。但对物质的爱与对物质的描写是截然不同的事。

    新京报：有网友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杜拉斯所言，而是出自你的小说。杜拉斯的译者袁筱一好像也曾为你辩解，但你对此好像不曾声张。

    陈丹燕：我无法制止别人的想法，也无意纠正别人的误解。世界很大，我不必管这么宽。况且，大多数误解的人是我不需要纠缠的。袁筱一为我委屈了，为我解释过了，就可以了。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大多都向往为自己生活，而不是为别人生活。所以，别人的评价基本上不影响我对自己的判断。不过，别人提供的丰富理解，并不是太坏的事。

    谈故乡北京

    蓝色的印象已完全失去

    新京报：你是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对北京的印象如何？

    陈丹燕：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很小，谈不上对北京有什么值得提及的印象。但有一年我冬天去北京，正遇到北京连天的阴霾，我走在像糨糊一样的空气里，觉得很伤心。这时我才发现对自己的出生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有这样的惋惜。我小时候，对北京留下的很少一点点印象里，就有一块又蓝又高，又冷的冬天的天空，那种蓝色，是我对自己出生地差不多唯一的印象，一直在我心中安好，却在这时完全失去了。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创作来说，圆满的感情、家庭生活往往会腐蚀人的精神空间，你是怎么看这种理论的？

    陈丹燕：从我三十年写作的经验来看，我觉得一个职业作家需要的是平稳简单的生活，这样才能花大量的精力在创作上。

    新京报：现代女性始终有独立之惑，就是在事业和家庭中如何取舍和平衡，作为一个作家，你是怎么理解和权衡的？

    陈丹燕：感谢上帝，我家的三个人，都是需要自己空间，有自己的理想，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付出并能理解他人需要的人。我们都把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生活最高的目的，所以没有太大矛盾，或者说有矛盾时比较能调和。相反的，我们更多的是互相鼓励。因此我觉得一个职业妇女有这种独立之惑，可能源于她自己的畏惧，而不是外界的阻力。当你不想跑得那么快时，你第一个感觉总是喘不上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