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大国的命运，其实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命运。1800年以来，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普遍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后又普遍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重生或国家再造的过程。它们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转变？大国转型究竟难在哪儿？为什么有的大国崛起导致了战争，而有的却能维系和平？非西方传统大国是否有机会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为了解析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推出了政治学新著《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该书聚焦于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等关乎大国命运的五大议题，通过对具体大国案例的分析解读，构建了一个理解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崭新理论框架，带领读者展开一场抽丝剥茧酣畅淋漓的政治学智识之旅。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此前，他曾出版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等多部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先后入选“《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类好书”“第一财经2023年度十佳图书”“搜狐文化好书之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23年度十大推荐图书”“腾讯读书2023年人文社科十大原创好书”，他本人也被评选为“《经济观察报》2018年度致敬作者”。

2018年左右，包刚升深入研读了不同国家国别的发展资料，发现很多曾有过很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文明、传统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在现代化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似乎都没有哪个学者把非西方传统大国的转型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议题来讨论。经过积累和思考，他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于是有了这本《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书中以全球比较视野、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崭新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一次穿透世界历史演变迷雾的兴衰复盘，让更多人看到了大国崛起背后的复杂逻辑，为读者提供了对实践更有意义的思想和成果。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世界或许又是另一个样子

什么是“大国”？“大国”这个概念至少应该具备哪些特征？1987年，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下了一本《大国的兴衰》，其英文名为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其中，“Powers”为复数，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强权，最具影响力的少数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大国。但在《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中，作者包刚升所述的大国指的却是 Civilization States，即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所说的文明型国家。这些“大国”普遍同时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有比较古老的文明传承，如，有很长的历史、特定的宗教、极强的语言和文化的传承等，至今仍被视为某个古老文明传统体系的主要传承者。其二，它们在今天，依然拥有比较辽阔的地理疆域和比较大的人口规模。在这些大国中，矗立于西方体系以外的，原本在前现代世界体系，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中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文明的主要传承者，便是包刚升在书中经常提到的“非西方传统大国”。

百道网：谈大国的命运，您为什么会选择从英国1800年以来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作为切入点？

包刚升：主要原因是假如英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个世界将会彻底变成另一个样子。1769年，瓦特改进了纽科门蒸汽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启动和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到趋势十分明朗的时期，逐渐转变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即将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进而改变世界形势。

百道网：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命运是怎样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为什么会说是“英国”造成了这样的危机？

包刚升：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前，或者说在英国兴起之前，帝国体系支配着欧亚大陆，各个帝国统治着不同的区域。中国经历着王朝的兴替，印度被不同帝国支配，1299年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一直把持着中东地区。英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人类政治演化中的一种突变。从封建主义演化出立宪主义，再到科学革命等一系列因素的缓慢变化，促成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英国，以及后来的西欧和北美等地的生产力、工业、技术等能力成倍增长，效率成倍提高，最终形成了其他欧亚大陆传统的国家和政治体系无法比拟的技术能力、经济规模和能量等级。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在完成工业革命后，1816年到1913年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几乎赢得了与欧亚大陆所有的传统帝国之间的战争。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欧亚大陆的战争依旧会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凭借着指挥官的能力和兵力的多寡来决定国家的兴衰周期。可英国工业革命出现后，更高能量等级的经济、工业和军事技术让过去那些规模很大的帝国的优势荡然无存，这是一种范式的变迁，使这些帝国纷纷陷入了危机。而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研究大国命运的起点。

百道网：如果说英国的崛起是大国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此之前，更深层次和更多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包刚升：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英国兴起，二是传统大国本身的特质。从英国兴起来看，英国的兴起是一个范式的转换，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观念的模式。这些创新是过去那些传统帝国所不具备的。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后，其他传统大国想要生存，就必须部分或全面地向英国学习，这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并且，由于并不具备转变的关键条件，以至于英国的兴起给传统大国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从传统大国的角度来看，很多大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如果以1800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基准，向前推三百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奥斯曼、印度还是中国，即使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兴衰，却完全没有出现过根本性的突破。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评价说，中国已经停滞很长时间了。此外，从经济史的角度，也能看到在英国和西欧兴起前，欧亚大陆上的经济，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早已长期处于停滞之中，这是因为其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都陷入了一种比较僵化的状态，而这种难以进行有效调整的僵化本身也是造成这些帝国遭遇西方冲击后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百道网：按照书中所说，这场危机对非西方传统大国造成的影响比西方国家要更加严重，原因是什么？

包刚升：因为西方大国与英国有两个相似性。首先是地缘上的相近。如柏林和巴黎，它们与伦敦的距离几乎都在一千公里左右，只有上海到天津或上海到北京那么远。美国虽说远离英国，但因为它基本算是英国的殖民地，主体人群也大多都是英国移民，大西洋尽管辽阔，也无法隔绝其接近性，因而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深受英国影响。另一个相似性是文化。包括早期的罗马帝国在内，这些国家都共享了欧洲的古典文明传统与基督教文化传统，因此无论是封建主义的兴起，还是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都会对欧洲这些主要的大国产生影响。

当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其经济技术取得快速进步的时候，这些在地缘和文化上比较接近的西欧国家会第一时间获知新的趋势、新的发展，并借鉴过去。如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普鲁士和法国的发展原本与英国都有着很大的差距，然而当英国发展起来以后，它们很快便开始在技术上模仿学习、追随跟进，继而迅速发展着。所以相对来说，西方国家遭遇到的问题并不会像非西方传统大国那么严重。

至于非西方大国，它们与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在前现代的交通条件下无异于天堑一般，文化上也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在英国和西方国家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些非西方大国无一例外都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只不过危机的程度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略有不同而已。比如，中国虽然处在全面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却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却早早地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的危机比中国还要更深重一些。

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是政治现代化的“铁三角”“传统大国要想从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状态，变成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的状态，主要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要完成国家建构，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第三要推进民主建设。这三件事情都做好了，意味着这个国家就实现了我所理解的政治现代化。”

百道网：书中是如何解释非西方大国在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冲击之下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在您看来，工业革命、现代化与政治体制变革之间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关联？

包刚升：这些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发生政治经济变迁的主要起点是陷入了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最直接的表现首先是军事的失败，即它们几乎都跟英国或者西欧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过战争，也基本都是战败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其次是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国家的兴起，导致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落后。第三，想要摆脱落后的状况，就要寻求现代化，这是一条充满困难和挫折的道路。

至于工业革命、现代化与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是现代化的先导和基础，它带来的技术创新、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变革，促使现代社会逐渐形成。同时，现代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的深化和发展。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现代化，都跟经济的发展、创新和增长有关，与政治体系的变革也都是互相作用的关系。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为前提，旧的、僵化的帝国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体制如果不改变，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曾强调，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没有很很明确的产权保护，经济很难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体制恰恰无法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以至于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桎梏。更有甚者，当某个国家内乱频繁、战争不断，经济增长无异于空谈。反之，国家想要实现完整的政治体系的变革和政治现代化，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为前提，农业社会几乎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现代化。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需要以政治条件的革新为前提，同时，政治的现代化也要以经济增长作为基础。

百道网：传统大国面临着哪些转型难题？造成这些难题的原因有哪些？

包刚升：非西方传统大国面临的转型难题分为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国内层次有三个难题，首先是变革之难。传统大国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失败，否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启动变革或者转型。如俄罗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战争失败或卷入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有关；第二，非西方传统大国面对西方兴起带来的冲击时，都要面临国家重建或民族重建的重大问题。如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要求独立。为了维持统一，一方面需要更高的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个政治体制已经很落伍的国家的中央权力进行改造，约束中央权力，向法治、分权、民主的更现代的共和政体转型。维持和限制，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第三，传统大国一旦摆脱直接的危机，往往倾向于重新定义和塑造传统。然而，很多国家一旦经济和技术上有了进步，往往会认为这是本国伟大的传统的功劳。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传统真的那么伟大，为何会在与西方国家碰撞时处于落后的地位呢？

国际层次方面，这些面对冲击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通常都有过跟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或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经历。这些经历让非西方传统大国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和对西方国家的敌对情绪，以至于一方面认为西方国家代表了现代化，要努力学习它们，另一方面又因为战败的原因对西方国家十分憎恨。这就导致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内部往往会分成自由理想主义者和民族现实主义者两派，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很可能会决定国家的命运。最后，由于传统大国的规模较大，当它们实现独立自主和实力提升后，更有可能与西方国家产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权力竞争。一个大国，若是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的追随者或政治盟友，就很容易被西方国家视为竞争对手，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这本书中，我用五章的内容来阐明英国兴起之后大国发展可能面临的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等五个阶段的外在表现和内在逻辑，希望通过对具体大国案例的分析解读，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一些启示、思路，和方法。

百道网：本书第三章“转型”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政治现代化的“铁三角”，何为政治现代化的“铁三角”？研究这个“铁三角”对于国家的转型有何帮助？

包刚升：我在书中提到的政治现代化，讲的其实就是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情都做好了，意味着这个国家实现了我所理解的完整的政治现代化。

第一步，国家构建。完成国家构建，才能成为一个有效国家，能够控制冲突和暴力，实现政治整合和统一，继而拥有一套有效的官僚系统。第一步成功，接下来就可以走第二步，看是否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如果可以，该国会实现经济起飞，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失败，便会步入经济贫困或停滞的陷阱。经济发展后，第三步是尝试持续推进民主建设。成功，国家转变为一个民主发展和巩固的国家，它能够推动宪法和法制建设、推动民主选举的普及和民主效能的提升。失败，则会沦为民主程度较低或衰退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政治现代化的“理想类型”，并非所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遵循了这一理想类型，但确实，很多较为成功的国家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这至少部分揭示了政治现代化的转型规律。讨论这个问题，不仅能够为国家转型提供已有的经验和逻辑知识，还能为具体转型方法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参考框架。

大国不等于全球领导者，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是一本政治学书籍。政治学这个议题很大，一谈起来就与国家命运相关，有一种很“高高在上”，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包刚升却认为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都是为了增进人们对这个世界各种复杂现象的理解。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过去的历史、今天的现状和未来可能的命运。

百道网：研究政治学避不开战争，战争对于国家转型造成了哪些影响？

包刚升：战争对国家转型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战败国会从失败中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落后的，从而让战争成为推动国家转型的契机。如俄罗斯历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或改革，基本都与它对外战争失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彼得一世改革前，北欧国家曾包围和占领过莫斯科；俄罗斯废除农奴制，与其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有关；1905年的改革，日俄战争的战败是主要原因之一；1917年的革命，是因为被卷入了久拖不决的一战。由此可见，很多僵化和停滞的非西方传统大国，若不是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很难促成内部的重大政治改革或革命。中国晚清的政治命运同样如此。

对于原本已经启动转型，或正处于转型之中，并通过一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实现了崛起的国家来说，战争的失败也会对其后续转型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德国在一战前，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却因为与英国发生权力的竞争，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德国失败，割地赔款所引发的政治衰退和民主崩溃导致了魏玛共和国这一新兴民主共和实验的失败，最终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道路。

百道网：什么是全球领导者？国际体系中的全球领导者都包括哪些国家？该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

包刚升：全球领导者与一般的大国不同，它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在经济和实力上，它是一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二是它对整个国际体系有支配性的影响。按照这两个标准，国际体系中能够被称为全球领导者的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美国。在书中，我以它们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掘了三个最重要的特征。首先，它们都是经济和技术上最领先的国家。这里说的领先不是指总量的领先，而是人均的领先；其次，它们拥有更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我称之为“一套更有效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这个秩序不仅能够使其国内的效率和人均发展水平远超别的国家，还能在其他国家模仿学习这套模式之后亦能实现效率和发展的提升，同时由此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和合作网络；第三，全球领导者需要贡献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19世纪的英国贡献了一套以它为标准的全球性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也同样如此。无论是英国式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式的国际秩序，与它们前面的国际秩序相比，都具有开创性。在书中，我把这三个特点比喻为全球领导者的“三板斧”。

当然，按照以上标准，我们国家目前虽然已经从经济十分落后的状态发展成为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并遥遥领先于第三名的大国，但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距离成为全球领导者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急于去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让国家在平稳中求发展。

百道网：《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是一本政治学书籍，政治学这个议题很大，有一种很“高高在上”的感觉，您认为我们普通人为何要了解政治学、关注大国政治的变迁？

包刚升：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有效知识，一种是技能意义上的，能够提高我们做某种事情的能力，另一种则能够增进我们对很多重大现象的理解。比如一个完全没有知识的人，他很难理解太阳的东升西降。当我们学习了地理学的知识，就能了解到这种现象的成因。这种知识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或许并没有。但在开阔眼界、理解世界方面，它们却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很多学科的知识，都是如此，它们与技能意义上的知识一样重要。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这本书要提高的也不是人们做事的技能，我更多的是想要尊重和加深大家对两件事情的理解。第一件，是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如那些频繁出现在电视新闻中的俄罗斯、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家，每天发生的复杂事件背后都有怎样的逻辑。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命运都是怎样的。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也是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我们不该把中国视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中的特殊个案，而是要关注1840年以来这不到二百年间所经历的变迁背后的普遍规律，从普遍的世界、视角来理解中国过去遭遇的危机、现在经历的事情，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洞悉了这些普遍的和一般的历史过程及学理逻辑后，或许我们的读者就能够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来面对今天的中国，明白该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