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合作，是2015年出版的《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该书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此后，殷健灵又有多部作品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尤其是2018年底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访问童年》受到广泛关注。从主题上说，她的新作《帆》是《访问童年》的延续和拓展，但体裁和内容则是全新的。

《帆》动笔于2022年的春天。这是关于自我寻找与家国寻找的故事。通过当下和100多年前两条时间线，来讲述数代女孩的命运和心灵波澜。小说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都比较大，时间纵越100多年前至当下，地域则横跨新西兰和中国的不同省份和地区，以春令（凯瑟琳）和喜莲两个人物为并行的故事线——一个是追寻家国之根，一个是追索自我之根——两条线由南溪（来到新西兰访问的中国作家）的介入成为交叉点，从而串起两个穿越时间风尘的故事。

谈及《帆》的具体创作过程，殷健灵表示，多年来深受欧美和日本文学，尤其是黑塞、莱辛和川端康成等名家作品的浸润，再加上自己特殊的成长环境，在很长时间内困惑于“不知何处是故乡”的经历，让她与《帆》中的主人公一样，一直在寻找，终其一生。“时代、社会大环境或许不同，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遭遇的风云变幻，认清我是谁，又要到哪里去，完成漂泊中的成长。正如书名《帆》所传递的信息：白帆，随船只起伏于波涛，承受风的吹鼓。无论波涛还是风，都可以指向时代、社会、文化及个体人生的历程。”

此外，这本小说涉及到了移民问题，包括移民中文化的碰撞、文化的交融、多元文化最后的生存状态等，也涉及到个人的自我之根寻找，与自我的和解，当然还探讨了爱的方式，自我的认知，个性的束缚和解放等。

多年来通过写作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故乡这一物理概念于殷健灵的创作中已经逐渐弱化，因为她发现，无论写城市抑或乡村，写历史抑或现代，写成人抑或孩子，这都是一些小说的表象，文学真正关注的最终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灵魂。她表示，“对于一个写作者，故乡的本原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心灵。如此，对心灵的无穷无尽的探索，恐怕会贯穿我一生的写作生涯。”

德国幻想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反对“儿童文学”这种特别文学形式的设定，因为不存在孩子完全不能理解的主题，关键看作家如何用用头脑经营自己的故事。尽管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但殷健灵是这一文学观点的积极拥趸。她表示，文学表达和主题设定不存在年龄的限制，主要在于找到合适的结构和桥梁，这一观点自始至终贯彻着她自己的创作。

殷健灵，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新民晚报》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纸人》《野芒坡》，散文集《爱——外婆和我》《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等，还有《殷健灵儿童文学精装典藏文集》（十五卷）等作品系列行世。

具备健全人格，才有可能使笔下的文字“见光”“见暖

百道网：从事创作多年。您是通过什么契机选择儿童文学来进行创作的？

殷健灵：我开始写作，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自己还是一个少女，书写的是来自生命本真的东西。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文字属于儿童文学。我永远感激恩师朱效文先生，他当时是《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怀着对文学的热情和对儿童文学后继乏人的忧虑，发掘和培养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少年作者。其实，我并不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但也许是坚持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朱效文先生持续不断的鼓励，让非中文专业的我回归文学路；也是他的指点，让我在写作之初便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

除了朱效文先生，我在初学写作的日子里，也不断地感受着来自《少年文艺》这个集体的感召。当时《少年文艺》的编辑主力不少人本身就是作家，除了朱效文，还有秦文君、任哥舒、张成新、东达等等，他们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体验过“失去”的滋味，想必也更能体会被慧眼识珠的珍贵。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学新人，《少年文艺》显示出博大而宽容的胸襟，慷慨地提供我们这些初学者发表作品的园地，还邀请我们融入上海儿童文学的大家庭。除去前面说到的几位，这个大家庭里还有许多让我铭记和受益一生的名字：任溶溶、任大星、任大霖、周晓、周锐、梅子涵、彭懿、陈丹燕、刘绪源……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忘年交，所获良多。是这一切促使我在文学退潮的年代，听从心灵的召唤，选择了儿童文学这一寂寞、美好又纯粹的事业。

百道网：人们常说，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一直保持一颗赤诚的、永葆童心的创作初心。能否给我们讲讲您的个人经历以及您对生活、人生、感情、成熟与成长的理解？这些给您儿童创作生涯带来了哪些帮助吗？

殷健灵：早年，我曾经 “总结”说：儿童文学作家小时候多半是“好学生”。这虽是当时的戏言，但细想，是有足够的“依据”的——这一切由儿童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决定。

我一向以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展示世界和人生真相，但即便揭露丑恶，也须融会贯通，不让读者心灵受伤。因此，这往往需要写作者具备健全人格，才有可能使其笔下文字“见光”“见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有这样的本领：参透人生，却下笔轻松；微言大义，却不以说教示人；想象狂放，却又收缩自如。我如此喜欢E.B.怀特的表述：“所有我想要在书里表达的，甚至，所有我这辈子所想要表达的，就是：我真的喜欢我们这个世界。”

“面对复杂，心怀欢喜”，这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共性，而能养成如此心性的人，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成长底色温暖，即便成年，依然怀抱温柔看待世界；另一种是虽经历波折，但总能从黑暗中体会光明。就我个人成长来说，是两者兼有，前者为多。无论是求学、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比较顺利，多年来的媒体工作经历对我的儿童文学写作颇有助益，不仅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敏感。

我反对“儿童文学”这种特别文学形式的设定

百道网：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创作理念？这些理念是如何融入《帆》的写作之中的？

殷健灵：一般人认为儿童文学仅仅是提供给小读者新异和乐趣的，但儿童文学绝不止“新异和乐趣”，更重要的，不同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低幼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成长文学等）叙述方式和审美准则各有尺度和技巧，作家将一生的人生体验凝聚笔端，又顺着童心童趣汩汩流淌，不仅让不同年龄读者沉浸其中，更从中体味作者所要传达的人生真味——这大概是每一个儿童文学写作者需要追求一生的吧。若能写出冷漠中的温暖，狠恶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那么读着我们的作品长大的孩子，才有可能“身处淤泥心有莲花，沦为地狱向往天堂”。而由他们所支撑起的未来世界，才可能拥有清明的精神之光的照耀。

德国幻想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说，他反对“儿童文学”这种特别文学形式的设定，因为不存在孩子完全不能理解的主题，关键看作家如何用用头脑经营自己的故事。我是他这一文学观点的积极拥趸，并且，这一观点自始至终贯彻着我的创作。

《帆》也一样。小说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都比较大，时间纵越100多年前至当下，地域则横跨新西兰和中国的不同省份和地区，以春令（凯瑟琳）和喜莲两个人物为并行的故事线，一个是追寻家国之根，一个是追索自我之根，两条线由南溪（来到新西兰访问的中国作家）的介入成为交叉点，从而串起两个穿越时间风尘的故事。春令和喜莲这两个人物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成为这样的我？而类似这样的发问恐怕要陪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所以，这样的主题也一样是小说的目标读者——少年所关心的问题。我很庆幸在经过长时间的徘徊后，找到了小说的“双拱”结构，而南溪（我）则是连接双拱的桥梁，得以让两条线穿越百年在地球两端自由来去。

百道网：这个故事触动人心，虽然每个人的理解和领悟不同，但是作为作者，您能否告诉我们想通过《帆》表达的是什么，想带给儿童什么样的体验和启示？

殷健灵：南京师范大学谈凤霞教授在评价《帆》时写道：“白帆，随船只起伏于波涛，承受风的吹鼓。无论波涛还是风，都可以指向时代、社会、文化及个体人生的历程。帆的使命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去乘风破浪，在世界和人生的汪洋中寻找到属于自己航行的方向以及皈依的港湾。小说寓含了对于人生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思考和把握这一浩瀚命题。独立且勇毅地扬起人生之帆，认清方向，抗击风暴，航向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彼岸，这不仅是百年前的玛姬、凯瑟琳，不仅是21世纪的默君、喜莲母女，也是所有人都需要完成的一种漂泊以及漂泊中的成长。”——这正是我对读者的最大期许。但作者的期许往往是一厢情愿，读者一定会比你期许的读出更多，甚至是你期许之外和意想不到的。

最近，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组织了一批10～14岁的读者共读《帆》，让我欣慰的是，孩子们并没有遇到我们起先担心的“阅读障碍”，相反，他们对小说作出了超越成人想象的有深度的解读。上文提到的“阅读期许”，那天在小读者的分享中，居然都被他们一一解读。有时候，成年人对儿童和少年读者预设，实际上也是一种局限。

《帆》没有绝对的主角，我努力成为每个人物，体验他们内心的波澜

百道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华人的身份体认同和寻根问题的？构思和写作《帆》最花费精力的地方是什么？

殷健灵：虽然过去也有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但真正关注这个问题应该是从2017年去新西兰奥克兰迈克·金写作中心开始。我记得，到奥克兰不久便参加了当地华人团体组织的中秋诗会，在诗会上，他们饱含思乡之情的朗诵很触动心弦；也参加各种聚会，官方层面的，私人动议的，都能感受到同胞们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温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衣食无忧，也早已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似乎只有和同胞在一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轻松。尤其是在奥克兰博物馆参观了《华夏人与长白云故乡》摄影展，我深受震撼，从活生生的照片和实物资料里，我依稀触摸到150年新西兰华人史背后的文学宝藏。但真正动笔却是从那里回来五年之后。

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首先需要依赖资料，我之前写作《野芒坡》之类的历史题材儿童文学，相关中国历史的文献和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这一次创作很不同，新西兰华人历史资料极其有限；另外一个挑战，便是生活环境的隔膜，尽管在那里有过短暂的访问经历，但要撑起一部有血肉的小说，并不容易。所以，在创作准备和构思阶段，跨越这两重障碍至为关键。

百道网：书中个性鲜明的人物是否有现实原型？请介绍一下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理想和命运，您是如何塑造这些人物的？

殷健灵：小说中的人物当然都有原型，但不是生活里或者历史资料里的“这一个”，而是多个影像的嫁接和重组，而“再生”的这个人物自有他（她）的个性特征、情感逻辑和命运轨迹，作为创作者，我努力成为他们，体验他们内心的波澜。

除了小说主角凯瑟琳（春令）（她的命运传奇波折，一直在寻找身份认同，终获圆满），还有几个人物值得一说：玛姬，出于信仰给予养女凯瑟琳爱，爱，而不占有，让凯瑟琳做医生，回到中国，这是一个拥有真正博大之爱的人物。喜莲，脆弱敏感，永远含苞，即便成人，也没有绽放过，和女儿玉兔的自由无羁形成对比。喜莲的父亲，不懂得爱，或者说，缺少爱的能力，岁月流逝，父女两代人之间仍有无法弥合的裂缝，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可怜人。和凯瑟琳相比，以上三位并不是最浓墨重彩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层次可能更加丰富。那天在上海少儿图书馆的分享会里，孩子们敏感地注意到，《帆》没有绝对的主角，似乎每个人都很重要。孩子们的发现让我惊喜。

百道网：《帆》这部作品的题材跨越了国界和历史，但作品主人公的这种经历和跨国的历史背景离普通的中国小读者有一定的距离。您如何看这种差异，又是如何在作品解决这个问题的？

殷健灵：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陌生的地域和历史背景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塑造了丰满鲜活的人物，是否饱含情感与道义，是否折射了永恒的人性，是否蕴含了人生发现和独到的思想……如果做到了这一些，“陌生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百道网：小说的题材宏大，虽然是少儿长篇小说，但其实从内容到题材看，成人读者也能有所覆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少儿小说，而不是成人小说的表述？

殷健灵：当然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写惯了儿童（青少年）文学的写作者，这样的题材，放到成人文学那里，可以演绎成数十万言洋洋大观，单是凯瑟琳和喜莲的婚恋就值得大书特书。但在少儿读者这里，还是会有一些题材上的取舍，以及叙述重心的考虑，比如，喜莲是如何嫁到新西兰的，又是如何与丈夫分开的；凯瑟琳是如何在上海遇到一生伴侣的，《帆》都是一笔带过。

对心灵的探索恐怕会贯穿我一生的写作生涯

百道网：您曾表示，“游子并不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不是狭义上的漂洋过海，最重要的是心灵之根，人生之根。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在寻找，终其一生。”《帆》中的主人公也在进行寻根之旅，那么您寻找和探索到了自己的“根”吗？对此您有怎样的思考？是否还会继续关于寻根的创作？

殷健灵：我从1989年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在最初的十年里，我曾经历写作的困惑。那时候，我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但始终处在彷徨中。我们都知道，故乡，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是决定性的。正如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之于福克纳；中国山东的高密乡，之于作家莫言——故乡，是一个作家一生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和素材富矿。故乡存在于土地，故乡隐藏于人的精神与心灵。但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我出生在上海，却在距离上海数百公里之外南京西南郊的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里成长。那个地方，是中国特殊的时代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父母那辈人，响应“四个面向”的号召（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从上海来到南京郊外，在一片荒郊野外，建设起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说是企业，实际上更像一个封闭的大型社区，我们拥有一切生活必需设施和娱乐文化场所，数万人口，在那里平静而满足地工作、学习、生活，与南京当地的风土人情相隔绝。身处南京，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说着上海方言，连一些地名和路牌都照搬上海的一套。那里犹如一个微缩的上海。那里既不像城市，也不像乡村，我的父辈在那个远离上海的地方始终保持着故乡的生活习惯，有意无意地让自己与故乡气息相通。然而，长到十八岁，直至今天，我始终是上海和南京这两个城市的异乡人。就像我成长的地方，它作为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寄养在他处；我也是被“寄养”，无法获得故乡身份的认同。从出生起，便知这个地方不是我的故土，也不可能是我的归宿。我和周围的孩子一样，说着标准的上海方言，但无论气质还是心性都与真正的“上海人”相去甚远。我在高中毕业后，便回到上海，生活至今，但如今，我最经常得到的一句评价是“你不像上海人”。

后来，从事了写作。渐渐意识到，和那些有故乡的人相比，我的生命之根似乎有些先天不足：既无法了然城市细部的喧哗骚动，也无法与天地乡野血脉相连。我有时羡慕那些生长于乡村的写作者，天与地，山与河，乡邻与狗，茅舍与炊烟……这一切似乎天生具有“文学性”。我为此困扰了好一阵子，直到二十八岁那年（1999年）动笔写《纸人》。

那是一次灵感汪洋恣肆的写作，也是一次带有勇气的写作。我袒露心怀，检视自己生命的成长，创作了这部当年在中国多少被视为“前卫”的少女成长小说——因为我聚焦的是中国的性教育，是女孩子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在当时，这个领域在中国是一个“禁区”，在我之前的中国儿童文学里，还没有类似的文本。我在小说里，动情而投入地回忆生命成长中心灵的每一丝细微的触动阵痛和欢欣，好多细节“真实到令人害羞”。小说里，未必有山河乡村，也未必有城市市井，那里只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心灵，它们如此广袤，无边无际，又是如此幽邃，探索不尽。《纸人》为我赢得了最初的写作自信和最早的一批忠实读者。也因此，我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故乡”。就这样，心灵——对心灵无穷无尽的探索——在我写作初期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文学世界。我意识到，故乡于我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无论写城市抑或乡村，写历史抑或现代，写成人抑或孩子，这都是一些小说的表象，文学真正关注的最终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灵魂。对于一个写作者，故乡的本原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心灵。

如此，对心灵的无穷无尽的探索，恐怕会贯穿我一生的写作生涯。

作家要尽量和“潮流”保持距离，写自己最想写的

百道网：作家陈晖老师说，您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际化的写作。这将是您的主要方向吗？在国际化写作方面，哪位作家是您的“领路人”？您个人希望如何影响和引导国际化读者？

殷健灵：其实我从未有意考虑过“国际化”的问题，考虑更多的是儿童性和艺术性，也努力探索着成长中的心灵和人生的奥义，试图揭示幽微的成长奥秘和人生发现。要说“国际化”，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背景，本质上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关注儿童和人的本身，人性永恒，爱、良善、勇气、道义、对自我的追寻……是很多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共同要素，它们和跨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写好作品。仅此而已。

百道网：近几年儿童文学在大力推进原创，请谈谈您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思考。您怎么看待目前行业和市场的状态？当代孩子们需要怎样的儿童文学？对于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人，您有哪些可以提供的建议吗？

殷健灵：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性的回归”，以及新世纪初的市场化，和之后的“黄金十年”，儿童文学创作迎来了春天。尤其近十年，儿童文学创作较之过去，题材更丰富，风格也更多元。这是可喜的。但在这种“丰富”和“多元”里也呈现了某种“潮流”，潮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批人都受大环境主导，在做相似的事情，呈现相似的面貌。潮流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对推动艺术繁荣是有益处的，在潮流中，必然会有个性和差别性的涌现。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不过，艺术创作首先需要独创性，盲从潮流恐怕是危险的，所以，在潮流中，在尊重儿童、追求艺术的前提下，突破潮流、凸显个性，并且坚持文学精神变得尤为重要。同时，近年的阅读生态并不是很乐观，一部分读者对儿童文学作品道德教科书式的挑剔和解读，偏离了文学本原，某种程度上，是对创作生态的伤害。

如果说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的话，便是尽量和“潮流”保持距离，写自己最想写的，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写的东西。

当代的孩子需要多元的、鲜活的、朝向童真的、更加解放想象力的儿童文学，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努力。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则需要更多定力，耐住寂寞，脚踏实地，积累阅读，用心生活，修炼自身，潜心创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作品才是最好的证明。

作者：刘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