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契诃夫传》是苏联学者格罗莫夫关于契诃夫的众多研究著述中公认的集大成者，也是苏联契诃夫研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契诃夫传》中，格罗莫夫从契诃夫最初期的作品开始一一梳理了契诃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并将契诃夫的作品与书信、日记、手记已经目前可以确认的契诃夫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常系统地介绍了契诃夫一以贯之的完整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前人对契诃夫的简单定义。本文系该书精彩书摘，欢迎阅读。

在体裁问题上有一种公式，它形成于革命前的文学批评界，却太太平平地保留到了今天，从一部著作漂泊到另一部著作。这种公式是：契诃夫只是早年在《花絮》时期写过幽默小品和各种笑话，在晚期的短篇小说和剧本中它们就不存在了。同一切公式一样，这种公式以其逻辑性和简洁收揽人心，但它显然是有简单化的毛病。实际上，幽默小品一直保存到了晚期，在“严肃的”经典短篇小说和戏剧——一直到《樱桃园》中保存下来了。“顶黄球下角袋！”这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来自最后一部剧本吗？不是，这在《问号和惊叹号里的生活》中就有了。只是在晚些时候幽默小品不常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存在于一种陌生的上下文中，而且还融化于其中。短篇小说《凶杀》中小吃部售货员说的那几句话（如果像读《花絮》年代的俏皮话和名言那样只读这两行文字），当然，是令人感到好笑的。然而，当这些话处在可怕的细节以及模拟的书面词汇之中时，它们却使人恐惧。

在晚期的戏剧和小说里，契诃夫所保留的不只有从上下文中突出来的一两行文字，而且还有它的情节基础、它之所以出现的缘由以及为创造它而使用的手法。例如，在《姚尼奇》（它写于1898年，相隔《蜻蜓》与《花絮》将近二十年）中保留了人物的言语错误，在早期的小说中一切不掌握俄语的人物说话时都犯这类错误。“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在纳闷，他就从坎肩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这信是一个管理田庄的德国人写的，说是‘在庄园上所有的开关已经毁坏，粘在墙上的东西都塌下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的另一些俏皮话也都来自早期的《花絮》年代：“您没有任何罗马法不吃晚饭就走。”“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谎时走，他在说谎时走。”还有对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特性所作的全部描述也是如此，“他只用眼睛笑着谈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可笑的问题而自己予以解答。他一直用他的不寻常的语言说话，这种语言是他在长期说俏皮话的过程中练就的，而且已经成了他说话的习惯：‘伟乎其大的’，‘真不赖’，‘一百二十万分地感谢您’”，等等。不错，这一切并不像契诃夫本人在年轻时写的那么鲜明和可笑，但它们却符合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果这城里最有才华的人尚且是这样，那关于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怎么能知道呢，也许，在早年契诃夫的手记本上这一切就是如此，但当年并未派上用场。

在《姚尼奇》中也有一些明显属于晚期的幽默小品，显然，是他在写小说的那一年创造的，把它们放在《闹钟》和《蜻蜓》上会是不恰当的。简单一些说，如果把它们从极为复杂和谐的上下文中挖出来，它们就不会令人感到好笑：“后来，大家坐在客厅里，脸色很严肃。薇拉·约瑟福夫娜就朗读起她写的长篇小说来。她是这样开始的：‘寒气重了……’窗户都敞开着，从厨房里传来用菜刀的声音和煎洋葱的气味……”不知是怎么奇妙地一来，小说的开头（“寒气重了……”）竟成了令人发笑的了，也许，这是由于它毫无新意。

就像在早期小说中那样，一个幽默人物在谈到姑娘时会说：“康普莱奈·奥莱乌阿尔·康索美法语的俄语译音：‘您明白吗，再见，肉汤。’式的姑娘”（《乌鸦》，1885年），在晚期的短篇小说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些法文字或拉丁字会故意地或由于滑稽可笑的错误而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结果就显得可笑。如：《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中的一个医生说：“好，再见，бонжур(法语“您好！”一词的俄语译音。)”又如：《姚尼奇》中的图尔金在迎接客人时说：“你们好，бонжурте(在法语“您好”的俄语译音后又加上一个俄语中的动词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的字尾“те”，成了一个非俄非法的词。)。”

契诃夫用这些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一般说，用语言和词汇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他对待词汇就好比画家对待调色板、雕塑家对待大理石一样：“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举例说，在“игумен”和“гименей”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怎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并“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形象”？

“гименей”在罗马神话里是灶神和婚姻之神，“гумен”则是男修道院的院长，在必要时他也可以主持结婚礼仪。在短篇小说《美妙的结局》（1887年）里一个人物把这两个词合并了起来，提出了一个迄今无人知晓的东西，一个词汇丑八怪，他说：“我十分想用игуменей的亲密关系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出现在契诃夫作品里的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新词，而且还有一个空前未有的很难想像得出来的人：他头戴桂冠，双手举着喝祝福酒用的大樽，身上穿着一件俄国的长襟内长衣……

不恰当地说出的话或者摆得不是地方的词、幽默词组、喜剧式的措辞造句——在早期和晚期的小说中都有，而且很多。“我是一个活人，有生命名词！”——短篇小说《审判》（1881年）中一个人物讲到自己时这么说。在《樱桃园》中，叶皮霍多夫似乎是随声附和这个人物，他说：“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读过许多有价值的书，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的生活方针：我想要什么？我是要活呢，说穿了讲，还是要开枪自杀？可是不管怎样，我一直随身带着手枪。”

安东沙·契洪特的幽默人物一般说来总喜欢炫耀他们自己博学多识——从他开始写幽默小说起就是如此，从《致博学邻人书》开始。例如，有一个幽默人物，他在讲到女儿的未婚夫时说：“这坏蛋，他来了，很阔绰。地地道道的瓦尔特·司各特。”另外一些人物则提及巴克尔，不知为什么最常提到的是巴克尔，而且总是提得不恰当，像许多年之后的叶皮霍多夫一样：“说实在的，姑且不谈其他话题，我顺便谈一下自己：命运待我毫不怜惜，就像暴风雨对一条小船似的。您读过巴克尔的书吗？”

在契诃夫的早期和晚期小说中，幽默小品的一贯来源是荒诞话，是毫无意义的新构成的词；而电报则是它们取之不尽的源泉：“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何殡葬请告示下。”

如果提出一个专门的目标，就可以收集到一整套使用对比和重叠手法的资料卡片。例如，有个警句“如果妻子对你变了心……”的异文是：“先生们，我没有雄辩的才分，但请你们容许我不用华丽词藻讲讲心里话……先生们，谁对妻子或丈夫变心，谁就是不可靠的人，谁也就有可能背叛祖国！”（《林妖》，1889—1890年）“我忏悔，我有时会稍稍欺骗女人，但是就对俄国政府的态度来说我一向是个正人君子。”（《三年》，1895年）

在早年的一则场景《在莫斯科的特鲁勃纳亚广场上》中有一名教师，鸟市的常客，大家都管他叫“代名词老爷”。在短篇小说《主教》（1902年）中，也有一个教师：“一个善良的不笨的人。他从来不体罚学生，但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墙上总挂着一束桦树条，而在它下面写着一段完全没有意思的拉丁文题词：诊治儿童的抽打用的桦树枝。他养了一只毛发蓬松的狗，他把它叫做：句法。”

在《樱桃园》中，西梅奥诺夫皮希克讲他们的家族起源于一匹马，卡里古拉把这匹马带进了罗马元老院。这个西梅奥诺夫皮希克，当然，很像契诃夫早期作品里的一些幽默人物，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家谱溯源到始祖亚当和夏娃：“亚当·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夫和夏娃·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娃。”

幽默小品一直保留在契诃夫的艺术实践中，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在晚期的小说中，幽默小品依然是幽默小品，虽说它反映出契诃夫的艺术发展，反映出发生在俄罗斯生活和语言中的变端。例如，在早期作品的人物中未必会有人像《在峡谷里》（1900年）的包工头叶里扎洛夫那样说话：“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之所以是这样，只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机械装置”尚未像在两个世纪交接之际那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又如，在《樱桃园》之前也不可能出现夏洛达这个忧郁的有生命的幽默小品。

许多情节，甚至像《主教》《套中人》这样的著名小说，一些个别的形象，个别的鲜明话语，尖锐和中肯的字眼——它们都曾在契诃夫的创作记忆中保存了许多年，因而晚期创作中有许多东西源自《花絮》年代的艰苦实践的经验。例如：“……她太迷人了，有时候惹得米申卡十分喜欢，可是，依他看来，这样的女人不宜于结婚，只宜于私姘。”（《女人的王国》，1894年）

“从您这方面来说，这是勇敢的功劳，因为女人的心是沙米尔。”（《三年》，1895年）

“……我的第一个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一桩蠢事。”（《我的一生》，1896年）

但是，会有人反驳我们的这种看法，因为契诃夫本人并不喜欢他的早期创作，并对它们持否定态度。的确，如果翻阅他的信件，可以收集到（К.丘科夫斯基就收集过）大量关于早期创作的（不过，也有关于晚期创作的）侮辱性的说法，因而一些本来零星地存在的话只会令人发笑或者干脆就不惹人注意，但一旦它们集中在一页谈论契诃夫的书上，那就会成为一个污点。契诃夫曾十分尖锐地评述过《蠢货》《伊万诺夫》《樱桃园》《语文教师》以及许多许多作品，就像他评述过当初的幽默小品似的。不过，不管他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早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些评价，如同对这种评价所承担的责任一样，全都只属于他一人。

契诃夫的笑……这远非总是嘲笑一件事或一个人，就如同在荒诞的但却是惯常的讽刺暴露形式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契诃夫的笑常常体现着一种追求，对欢乐和喜悦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生之物所固有的特点，或者说至少是我们身上尚留存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所固有的特点。这种笑还使人嘲笑自己，理解自己，也许还会使人原谅自己。“你们在笑什么？”

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契诃夫嘲笑了一些具体的弊端，旧日残余的弊端：官场规矩，贪污，虚伪。笑是同套子一般的生活不相容的，是同一切命令、通报、说教和报刊文章所具有的那种不容分说的语调不相容的。契诃夫一面在笑，一面在模拟讽刺，把那种伪善的激愤、那种令人受不了的一本正经的文体和语气（有权势的人正是如此同下属谈话的）贬低到分文不值的地步，因为“权势、暴力和权威从来不用笑的语言说话”。

契诃夫的笑具有非常的民主性，因为只有相互平等的人才相互说笑：“在教堂里，在宫殿上，在前线，在办公厅主任面前，在警察分局局长面前，在德国人—管家面前是没有人笑的……如果下级胆敢在上级面前笑，或者是他们忍不住笑，那么官场规矩也就完了……”（赫尔岑语）

快乐和欢笑——这是心灵纯洁、健康和自由的标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要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契诃夫是追随普希金和果戈理的。

问题并不在于题材，他常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和剧本里汲取题材；问题甚至也不在那个著名的公式：“世人听得见的笑声透过世人看不见的眼泪”，虽说契诃夫的幽默中确实有着深深的忧虑。问题在于对笑这个作为英雄主义元素的态度本身：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就是笑。果戈理在写完这个剧本后说：“现在我来到了户外。生活中需要这种心神清爽，就像鲜花需要雨水滋润一样，也像在书房里坐久了的人需要散步走动一样。笑，笑吧，现在要多笑。万岁，喜剧！”

笑的元素——也许，这是契诃夫给予俄国的最需要的东西，他使俄国摆脱了心理上的农奴制，摆脱了对往昔权威的十足恐惧，摆脱了对他人思想的崇拜。他从未开过现成幸福生活的方子，因为他重视在读者自己身上培养独立性、意志和头脑，同时他在读者身上加以否定的只有一样东西：奥勃洛莫夫式的癖性，那种即便是感情上也需有导师的癖性。

作者简介：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格罗莫夫（1927-1990），苏联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契诃夫研究专家。格罗莫夫出生于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在他的文学研究生涯中，几乎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契诃夫——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位。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格罗莫夫就率先打破了原先苏联评论界将契诃夫作品认定为“幽默”小说的刻板印象，认为契诃夫作品不仅是经典作品，更是毋庸置疑的严肃文学，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乃至书信、日记都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世界观。随着研究的深入，格罗莫夫多次在契诃夫研究领域发表突破性的论述，使契诃夫这位看似简单明了，实则“难以捉摸”的作家得以被大众真正地理解。世界各国出版翻译契诃夫作品时，许多版本都参考、引用了格罗莫夫的注释和评述。可以说，格罗莫夫是契诃夫跨越时代的“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