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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月11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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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记忆的探险——我们为何能记、易忘,还虚构人生》以轻松愉快、充满智慧的笔调回答了以上问题,甚至更多,引领我们纵览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大脑“海马”——外形酷似海洋动物海马而得名——结构的发现到当代对记忆机制的科学研究,去“窥探”大脑最令人着迷的运行机制,为这一融汇科学与人文的前沿学科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考。本文系该书精彩书摘,读者可了解缺少睡眠的危害。
《记忆的探险——我们为何能记、易忘,还虚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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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作者:【挪威】希尔德.厄斯特比 【挪威】于尔娃.厄斯特比
译者:李葆明
出版时间:2021年08月
这几天,各大平台都是谷爱凌的各种信息,她每天睡10个小时的新闻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虽然大部分人睡多一点也无法成为谷爱凌,但是睡少了的后果很严重,这有可能增加你“成为”罪犯的概率。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在剥夺人们的睡眠后,让他们承认自己不曾犯过的罪行。事实证明,在缺乏睡眠的时候,他们的记忆更容易受到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全世界研究虚假记忆方面的顶尖科学家,如是说道。
这是不是很可怕,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即使没有睡眠剥夺,加拿大的两位研究员肖(Julia Shaw)和波特(Stephen Pother)也在一项实验中成功地让70%的志愿者相信他们年轻时候曾经犯下盗窃和袭击等之类的罪行,可是实际上这些罪行并不存在。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虚假记忆”在起着作用,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的可以让大家对这一概念有更深的了解。
(图片来源:Pixabay)
1995年5月,挪威的一位17岁少女藤斯(Birgitte Tengs)被残忍杀害,她的堂兄随后被错判入罪。这是挪威被引用最多的刑事案件之一,调查这一谋杀案使用的审讯方法也在几年后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拉什莱夫(Rachlew)警探就是参与审讯的警察之一。
在拉什莱夫刚开始当警探的那个年代,警探审讯嫌疑人时的语气通常是强硬的,类似“我们知道是你干的,这只是时间问题,直到我们掌握证据”,他们会长时间、不间断地进行审讯。犯罪嫌疑人坐在比警探矮的椅子上,因此需要仰视审讯者。椅子很旧,摇摇晃晃,是为了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们坐了很久的地方,所以与它斗争是无用的。嫌疑人只与一名警探有接触,以造成一种依赖,而且警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来停止审问,或者提供水、食物、咖啡和纸巾。渐渐地,警探成了一个可依靠的人。他还可以巧妙地利用身体接触来建立信任——把手放在嫌疑人的肩膀上、手臂上。
当警探找到了藤斯的堂兄,又发生了什么呢?
孤独和绝望折磨着藤斯的堂兄。他被许诺如果肯合作,会得到奖励。他开始把与警探们一起工作的时间看成是最喜欢的社会接触。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审讯室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情况”。他进行了思想实验,想象了那些可怕的行为。他开始怀疑自己对现实的理解。
警探交给他的任务越来越具体,例如他必须写下关于谋杀的故事。他写了几个版本,想象着事情发生的夜晚以及可能的场景。当写下一个剧情通顺的故事,他得到了奖励,并与警探进行社会接触。餐巾纸盒被推向他,椅子移得离他更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他写出来的故事逐渐变得越来越像警方从其他证据中重现的故事。藤斯的堂兄被说服并认罪了。然而,犯罪现场发现的DNA属于他人!!
当一个人提供假证供,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们是自愿的,他们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要受到关注。第二种,被逼迫的,人们在遭受酷刑或长时间的精神压力之后可能会这样。他们认罪更容易逃避眼前的压力或痛苦,并希望司法系统之后会为他们洗脱罪名。第三种情况是,他们相信自己做了这件事,是基于虚假记忆而自我坦白。
藤斯的堂兄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审讯室里,他短暂地拥有了那个关于自己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邪恶故事。即使没有对这件事情的情景记忆,他也可能认为是自己干的。没过多久,他撤回了供词并主张自己是无辜的。
藤斯的堂兄在刑事法庭上被判有罪,后来上诉,被判无罪释放。他将挪威政府告上欧洲人权法庭,指控其控诉错误,最终胜诉。藤斯案的影响远远超出她遇害的那个社区。大家都很好奇,警察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无辜之人为何会认罪?
拉什莱夫当时正在奥斯陆担任凶杀案警探。他说,当被审讯者即将招供的时候,警探总会潇洒地拿出一盒纸巾,以唤起犯罪嫌疑人的感触,“我们越来越系统地使用身体接触这一招将嫌疑人‘推下悬崖’,最终再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不安。”
这是赤裸裸的操控!这位警探如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藤斯案的压力让拉什莱夫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展巡回演讲,他选择让更多人了解谋杀案调查中的错误,以及他们本应如何避免错误。挪威的警察和司法体系也因为这一案件永远地改变了。
如今,当涉案人员被传唤时,警察会根据记忆的基本规则行事,而不是违反这些规则。首先,他们与涉案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记忆在压力下会变得很差。此外,不提引导性的问题,没有纸巾盒的使用。当涉案人员想不起事情时,警察可以使用促进回忆的技巧——所处的环境会唤起更多的回忆。于是涉案人员会被要求在现场进行描述,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在藤斯案中,不当审讯方式带来的虚假记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虚假记忆也不鲜见,我们可能会通过“窃取”别人的记忆来创造虚假记忆。比如,在晚餐时沉醉于另一个人激动人心的故事,会让那个故事在自己的记忆中占一席之地。童年记忆也很模糊,一个人的经历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同伴们讲述的,抑或是照片里看见的,往往不清楚。当我们在与父母亲友谈论童年发生的事情时,虚假记忆就可能形成。
除非有客观证据支持,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百分百确定一段记忆的真假。我们只能生活在这种模糊状态,确保尽可能多做有助记忆的工作,避免犯我们所知的可能误导记忆的错误。
(本文原载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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