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收录李剑鸣教授多年来在美国史研究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全书分为三编，涵盖三个方面的主题，分别是：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美国社会和政治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关于美国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关系、美国独立和建国时期的主要问题。本文为该书前言，原题为《美国史研究四十年：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反思》，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春季号。作者主要论述本人职业生涯随着改革开放变化，对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变化的看法，对年轻学者成长的欣慰等。

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的确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反思，考察它取得了何种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的方向和路径又是什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力求客观地评论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史研究的变化，并把它放在整个国内世界史学科的格局中看待，想弄清楚当前它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亲历者的立场，并且借助于同美国史学的比较，或许能有一些不同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为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提供一些背景性的信息。

对我个人来说，过去的四十年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因为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我的职业生涯真可谓息息相关。其中有几个关键的年代尤其值得一提。

1978年，我高中毕业，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勉强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省内一所地方高校讲授世界近代史，算是正式加入史学工作者的行列。1986年，我到南开大学求学，硕士毕业后又留在那里，有机会得到一批国内最出色的美国史前辈学者的指导，并且在一个国内最好的美国史研究机构长期工作。

199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去做研究，这对于我的专业工作来说，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研究外国史，确有必要到研究的对象国去住一段，以便亲身体验那里的社会、文化、学术和日常生活，不然写文章的时候总难免有发虚的感觉，好像每一个字都飘在空中一样。

1998年前后，国内兴起学术规范讨论的热潮，这对我也不啻是一剂良药，真有“醍醐灌顶”的效果。这时我更清醒地意识到，在学术上什么是“因”，什么是“创”；何谓“照着讲”，何谓“接着讲”；什么是合理引用，什么是抄袭剽窃；对于前人的成果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不同的文献应当如何处理。

2005年，有个美国数据库公司开始跟国内高校合作，销售他们的学术性数据库。那时我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正好管着一个“211”项目的经费，于是就开通了几个数据库的试用。结果发现里面有极为丰富的史料，有些即便去美国也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些数据库的引进，不论对于我个人的研究，还是对于国内美国史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到了2018年，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说走进了“大数据时代”。盖尔公司（Gale Group）开始在中国推销他们的巨型数据库“盖尔学术资源”（Gale Scholar），已有几所高校斥巨资买了下来。这个数据库包含1.7亿页原始文献，其中许多涉及美国史。有了这个数据库，就等于把全世界许多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拿到手，这对于研究的深化和创新，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十年来，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在1987年才发表第一篇美国史习作。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并没有任何学术成绩，主要是在接受老一辈学者的培育和指导，观摩和体会他们的治学，学习和掌握研究的技能与规范。当时，在国内美国史领域活跃着两代学者。第一代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老一代奠基人，第二代则是1949年以后从大学毕业的中年学者。这两代人支撑着当时国内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第一代大多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刘绪贻先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黄绍湘先生曾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丁则民先生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我的老师杨生茂先生先后就读于伯克利和斯坦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回国研究美国史的人却寥若晨星。我算是第三代，而且在第三代里面年纪比较小，“出道”也比较晚。我的师兄和同学中，有不少人早就退休了。

从1987年开始，我自己的专业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7—1995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主要依靠二手文献写文章，而且用到的二手文献也相当有限。当时能看到英文书就不很容易，因为国内的美国史英文材料非常少，而且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单位。那时我所做的主要工作，不过是把美国学者已经获得知识加以重新编排，以填补国内的空白，纠正以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这也就是刚过世的刘绪贻先生所说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1996—2004年是第二个阶段。这期间国内的研究条件有所改善，出国做研究的机会也大为增加。我开始留意美国史学的动向，力求用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也开始重视史料的意义，并且建议大家不要再固守“不同美国学者比史料”的想法。每次我去美国做研究，主要都是当“复印工”，复印一大堆材料，回国时就把带出去的行李扔掉，以便把复印材料随身带回来，因为害怕邮寄时弄丢。不过，这时我对史料的运用还是“点缀性”的，因为问题意识并不是来自于史料，解答问题的主要材料也不是第一手文献。实际上，我不过是在前人所构建的学术空间里思考，用某些史料来充实或发挥他们讨论过的话题。

2005年以后，学术性数据库进入中国，我的研究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学者看过的材料，大多我们也能看到。从这时开始，我比较注重从材料出发，尽力在史料、二手文献和相关理论的碰撞中形成问题意识，基于比较完整的学术史脉络来考虑课题的“合法性”，试图同美国的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并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努力提升研究的质量和水准。

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在总体上可谓先天严重不足，后天发育也不良，所以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成绩不大，缺憾倒是不少。现在回头来看自己早年所写的东西，感到很不成熟，很不规范。当然，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不够努力，而是当时整个学科的水准就是这个样子。个人所能调动的资源，所能凭借的工具，实在是相当有限；纵然再努力，也无法取得异乎寻常的成绩，就像人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我个人经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指导过几十名美国史研究生。我从上世纪末开始招博士研究生，他们的选题和研究，同样清晰地反映了这几十年来美国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在南开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于2002年。他研究美国早期的土地制度，花了很大气力，找到了不少当时的文献，包括土地法令和国会关于这些法令的辩论，结果发现以前国内很多说法都不可靠。因为以前写文章的人，大多没有办法看到原始材料，不知道法律原文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立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这个同学利用找到的材料，重新论述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演变，纠正了国内许多不准确的看法。虽然他的文章所涉及的内容，美国史家早就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国内学者不大知道，在理解上往往存在偏差。因此，在当时国内的学术语境中，他的论文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出版后深得好评，有人说是填补了空白。

到了2018年，我在北大带的一个博士生写出了一篇学位论文，题目是从战俘叙事看早期美利坚人身份意识的变化。他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在北美早期战争中被俘者所留下的战俘叙事。这种叙事文本有鲜明的意图，使用某写典型化的修辞手法，不仅表述被俘者个人的遭遇和情感，而且反映所处时代的文化和政治，有的还出于各种意图对记忆做了改写。这个同学在研究中，对这些文本做了历史的分析，进行语境主义的解读，并且对解读出来的信息加以学理性的阐释。他还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分析策略，吸收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身份研究的理论。可见，这篇论文在题目、材料、理论资源、研究路径和写作方式各个方面，同上面提到的那篇研究早期土地制度的论文，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个同学完全依靠原始材料做研究，而且研究做得相当深入和细致，在论述时所调动的资源也是多种多样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研究放在美国史学界也算是“预流”的。

最近这些年，博士生做研究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大多有机会去美国进修，而且一般是去美国最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我在北大指导的一个学生，为了研究罗得岛早期的修宪问题，曾两度去美国做研究，先后到宾大、国会图书馆、蒙蒂塞罗搜集资料。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就有可能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并且紧密追踪美国史学界的前沿动向。

通过梳理我个人的经历以及研究生的成长过程，可以就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变化得出几点粗略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或者说，我们研究美国史的核心动力是什么？自从改革开放启动以后，我们研究美国史，目的就是要了解美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帮助中国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而美国正是现代化速度最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而且还是现代化理论的发祥地，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美国，了解美国现代化的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获得某些启示和警醒，以便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有学者把这种想法称作“当下关切”，也就是美国学者常说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长期是我们研究美国史的原动力。可是，自从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动力逐渐成了一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快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那么还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吗？前面提到的“原动力”还有效吗？我们以后研究美国史，动力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认真思考。

美国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活动，当然还有学术方面的旨趣，这就是进行学科建设，增益知识，拓展思想，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起初，我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填补国内空白，因为那时国内美国史还处在起步阶段，到处都是空白。后来，随着学科知识体系的丰满，加上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能力的提高，我们开始重视国际学术对话。现在，中国国力强势崛起，各个学科都在谈论话语权问题。于是，我们一些学者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学术话语，要在国际史学中取得一定的发言权。

除此之外，我们做研究也免不了有个人的考虑。比方说，我们偏好“大”，研究外国历史，就喜欢“大国史”。我把这种倾向叫做“好大的势利主义”。即使是研究美国史，有人也觉得要以二战以后的美国为重点，因为在这之前美国还不是一个“大国”。而且，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人很多，差不多赶上了研究国内史的人数，这也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个“大国”，在国际上起很“大”的作用。对于年轻人来说，工作机会也很重要，很多大学历史系都愿意招聘美国史教师，学美国史不愁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还有一个因素也刺激我们对美国史的兴趣，这就相对较好的研究条件。一开始，我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藏书，到后来有了国际交流，还可以经常去美国做研究。美国的学术资源的确非常丰富，利用极为便利，而且美国学者也乐于提供帮助。这就使得研究美国史成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并且相对容易做出成绩。现在数据库越来越多，资料越来越丰富，使用也越来越方便。数据库当然有利有弊，但弊并不是来自于数据库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只要用得好，从数据库能够发掘的潜力无疑是非常大的。

前面提到，我们研究美国史的视角和解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就思想取向而言，我们过去看问题的逻辑，评价的标准，还有写作的语言，都来自经典著作、领导人讲话、报刊社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我们更多地从相关学科汲取滋养，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者那里借用理论和概念。这时，理论和概念是否适用，是否同具体的史实和题材匹配，就成了需要具体考虑的问题。

在问题意识方面，我们最初主要基于现实关怀来确定课题，形成解释的思路，甚至主要论点的提出也离不开现实的参照。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了某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去美国历史上搜寻，看看是不是也有同样或相似的问题，考察美国人是怎么处理的，想从中找出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把美国的历史经验当成理解我们现实问题的参照。后来，我们开始重视学术史，在选题时先要扫描一下前人做过的研究，再看能找到什么材料，以及这些材料有什么意义。翻开现在的论著，一般都有一定的篇幅梳理美国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博士论文，前言中总有一半左右的篇幅评析美国学者的论著。对于国内的研究则通常是一笔带过，因为越细、越新的题目，国内学者一般都很少涉猎，即便有一些讨论，也大多流于泛泛。“华山论剑”，要找的自然是“一等一的高手”。于是，我们的学者瞄准了美国史学界，想要同美国学者对话。

可是，我们真能同美国学者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吗？如果稍微考察一下美国史学的状况，我们的自信可能就要打一点折扣。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同一时期，美国史学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史学范式的更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社会史勃然兴起，开创一整套探讨过去的新范式，比如从下向上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重视趋势，热衷于理论模式，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这种研究范式与经典史学截然不同，可以说使史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七八十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又从微澜壮大为浪潮，而且几乎冲击了所有其他研究领域。一时间，许多美国史家开口必谈符号、象征、语言、修辞、表征、记忆、感觉、梦境等等，写作方式也从分析转向叙事，从论证转向阐释。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史家也深感“碎片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在讨论细碎的题材，关注短时段问题，排斥宏大叙事，不肯做综合性研究。可是，过了不长一个时期，不满“碎片化”的声音忽然间变小了。国际史、跨国史、全球史、深历史、大历史等新名目，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历史考察的时空概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选题的规模趋于扩大，时段也在拉长。这就是说，美国史学发生了自我修正。不仅题材变了，而且人们还摸索出一整套处理这些新题材的方法和路径。这些新变化甚至更新了历史的观念。特别是跨国史和全球史，重视联系、影响和互动，要求把不同地区、不同人民的经历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特别注意运用比较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对比，而是双向比较，甚至是多向、多层次的“复式”比较。此外，大数据方法也开始在历史研究中崭露头角。

当然，这些变化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依托于具体领域和题材的拓展。从领域看，除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新的领域，比如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环境史、生态史、疾病史、情感史等，都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不能成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没有什么不能作为史料使用。美国史家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探究过去的路径五花八门，可以借助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研究历史，绝不能只靠史学的“家法”。史学不仅要开放自己的“门户”，而且要常走其他学科的“楼梯”。

在越来越多样化的同时，美国史学也明显地趋于平等化和民主化。美国历史不再是伟大人物的故事，不再是现代民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神话，而是许许多多无名无姓的普通人的经历，是充满苦难、挫折和阴暗面的过程。历史写作也不再是少数史学名家的专擅，而成了众多学者、甚至业余写手参与竞争的话语领地。在当前的美国史学界，各种精英主义、例外论、优越论、中心观，都有如“过街之鼠”；与此同时，民众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去中心化、跨国主义、全球主义，都成了强劲的学术时尚。

从整体上看，在当前的美国史学界，各种路径，各种范式，各种题材，都有人在坚持或尝试，并且相互较劲，争奇斗艳。最近几年的普利策史学奖，还是同过去一样，大都授予那些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个奖项更多地反映了大众的阅读趣味和思想取向。相比之下，班克罗夫特奖则更能标示美国史学的专业风向。近期得奖的著作也是各色各样的，但多数涉及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族裔研究、地方事件和日常生活。其中也有研究传统题材的书，只是数量不多。

从《美国历史杂志》最近两年刊发的论文看，政治史和传统题材似乎有回暖的苗头。在最近出版的美国史新书中，涉及美国革命、内战、进步主义、民主、改革、民权运动、权利革命等重大题材的著作，也有明显的增加。而且，一些有质量的综合性著述相继问世，不少成名学者正在推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力作。例如，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的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阿伦·泰勒（Alan Taylor）的《复数的美国革命：大陆史》（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反响也不错；詹姆斯·克洛朋伯格（James T. Kloppenberg）出版了一本大书，标题是《走向民主：欧美思想中争取自治的斗争》（Toward Democracy: The Struggle for Self—Rul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年过九旬的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最近也推出了新作《美国总统：从特迪·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完全可以说，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我们的美国史研究者对于这些变化，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喜欢。人们大多不重视美国史学，不去了解相关课题的前沿进展。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缺乏了解的途径，同时也可能觉得，他们的研究跟我们自己的需要相去太远。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本来有限，同时还要采取选择性的策略，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而仅只利用所谓“进步史学”的成果，比如威廉·福斯特和菲利普·方纳的书，一度很受欢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开始重视美国史学的进展，也有意识地部分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是根据课题的需要，而且以能够获取为限度。与此同时，我们又往往轻率地批评美国学者“见木不见林”，而且自许本人的文章更加高明，是一种“综合而全面的研究”。可是，在那些了解中国情况的美国学者看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博士生采访美国学者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教授，写了一个访谈录，其中谈到他在2007年来中国开会的印象，觉得中国学者的论文选题太大、太泛，资料太少、太旧，讨论的问题太过时，提出的看法大多无的放矢，有的甚至“大错特错”。【邢承吉：《真正的美国革命？——专访迈克尔·朱克曼教授》，载沈湘平主编：《京师文化评论》（2017年秋季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不过，朱克曼教授也承认，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在题目、资料和研究工具上，同美国学者的差距越来越小。2017年上半年，埃里克·方纳教授来北大，在一个会上听了一些中国年轻学者的发言，称这些研究很接近美国学者所做的东西。的确，最近十来年，我们高度关注美国史学前沿，大力效法美国史家的路径和方法，力求在国际学术的层面做到“预流”。

可是，这样又带来了一个跟美国史学“同质化”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跟美国学者越来越像，我们使用相似的资料，遵循相似的规范，借助相似的理论，采用相似的方法，在相似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相似的问题，只是在创新度和精细化方面大为逊色，而且往往带有滞后性。有一些问题，美国学者以前讨论过，后来早就不关心了，可是我们又拿出来讨论。这样能不能做出让人认可的成绩呢？中国学者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却一心要加入美国史学界的讨论，几乎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缺乏自己的学术底色。这真是一个很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也难免让人心生忧虑。

诚然，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够做到“同质化”，似乎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像画中国画一样，先要熟悉传统，临摹历代的大家，力求画得很像。可是，凡是有创造力的画家，终究要追求自己的风格，不能“死在人下”。所以，明代的董其昌说要同古人“血战”，现代的李可染也说要做“透网之鳞”。我们研究美国史，如果真正要有自己的特点，那就必须同美国史学“血战”，必须挣脱他们编织的学术“罗网”。可是，我们靠什么来“作战”、用什么来“破网”呢？有人说过，法国人如果用年鉴学派的方法研究美国史，意大利人如果用葛兰西的理论研究美国史，都能得到跟美国学者不一样的见解。那么，我们又能用什么来研究美国史呢？

有一个时期，我们总在强调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视角，要做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可是，这个“中国特色”的含义是什么？它如何形成？我当初也没有仔细推敲过这样的说法，但现在忽然觉得，那时讲“中国特色”，似乎是一种掩饰学术能力贫弱的托词。我们无法拿出让人家重视的成果，甚至也不能做出让中国史同行尊重的学问，所以就大谈什么特色。美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的确很有特色，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他们写的。那是因为他们根植于美国学术的肥沃土壤里，受过成熟而完备的学术训练，养成了良好的思考和研究习惯，还有雄厚的本土学术积累作为依托。他们只要用研究美国史和欧洲史的办法处理中国历史题材，就能取得跟中国学者很不一样的成果。可是，我们的本土学术资源相当匮乏，史学和其他许多学科都是如此。没有本土资源的滋养，没有本国史学的支撑，仅凭我们是中国人，就能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么？长期以来，整个中国学术都受欧美的影响，我们用借自人家的东西反过来看人家的历史，又怎么可能得出跟人家不一样的看法呢？

另外，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也是一个让人十分头疼的问题。我们研究美国史，究竟是立足于国内，还是要面向国际？如果只用汉语写作，不仅国外同行不了解我们的成果，而且中国史同行也会怀疑我们的水平，觉得我们不过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可是，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并不容易，即使偶有发表，也不一定能引起关注。于是，我们中间一些敏感的人就难免产生某种“身份焦虑”。中国学者为何以及如何研究美国史？我们的美国史研究究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史学的补充？我们对美国史学确实有一定的依赖，甚至是依附。但问题是，如果不追随和学习，我们就无法开展研究；如果一直追随和学习，我们又不可能真正拿出有意义的东西。

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Bol），可以说是一个底气十足的中国史学者，他在《斯文》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主要是面对英文学术读者”，没想到“在中国有更多人对它感兴趣”。美国年轻的宋史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在《权力关系》的中译本序中也说，她写的书原本是“面向美国读者”，因此在知识铺陈和具体写法上，跟在中国出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美国史论著显然也应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也不必由于不受美国学者理会而觉得泄气。写给中国读者看的美国史，自然也要以学术创新为鹄的；只要我们真正写出有价值的书，终究是能够赢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的。有的中国史同人说，只有某一天我们把美国人写的中国史著作从书架上请下来，中国的史学才算真正成熟了。那么能不能反过来说，只有某一天我们写的美国史书能摆在美国同行的书架上，我们的美国史研究才算成熟？如果真有这一天，它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呢？

不论怎么说，美国史学仍将是作用于我们研究工作的主要变量。可是，美国史学对于我们既是引领，也构成巨大的压力。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学者的研究不同步，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差别不是特色，而是差距。有人把美国史学比作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它的航速特别快，而且总是朝着陌生的水域航行，让人难辨方向，看到景象虽然新奇，但往往莫名所以。反过来，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却只是一只小艇，一直在后面追赶，大家竭尽全力，也不一定跟得上，有时还可能被航空母舰掀起的浪头打翻。

文化理解的困难也依然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的传统，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跟美国的差别太大。如果用我们的思维和观念去理解美国的事物，就难免产生严重的偏差和扭曲。另外，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会直接投射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以往的经验表明，两国是友好还是交恶，对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可喜的是，年轻一代学者正在成长。他们的学术训练越来越系统，知识越来越丰富，治史的技艺越来越精良，所掌握的语言工具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会懂得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熟悉国际史学的前沿进展，能够纯熟地运用各种新出的技术手段。只要他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出大大超越前人的成绩。这才是我们美国史研究的未来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