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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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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福泰制药是豪门林立的制药界的现象级黑马,创始人博格为何在不惑之年出走默沙东?他又如何带领福泰在科研与商业上屡挫强敌,并在两年内上市?计算机到底对药物设计有何作用?作者巴里·沃思与福泰的成员同吃同住,以亲眼所见,为读者揭开了创业药企神秘的面纱。本文为精彩书摘,读者可感受福泰制药的起伏。
《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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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作者:巴里·沃思 著
译者:钱鹏展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利他主义,”博格啐了一口,轻蔑地说道,“只可能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不然进化上讲不通。‘无私的利他主义’是个自相矛盾的词,是不可能的。在艾滋病研究中谈动机往往是要遭怀疑的,开展艾滋病研究最好的理由就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科学将我们带到了这里,时机将我们带到了这里。我觉得,这比说我们想挣一大笔钱或者拯救世界都更诚实。殉道者是些很自私的人,他们号称为了宏大的目标,最后却将自己神化。”
1991年2月28日晚上8点,正值剑桥市的数九严冬,天已经黑了很久了。博格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前,身影陷在灯光中。过去几个小时内,他修改了科学家们准备向匹兹堡会议提交的摘要。他亲自挑选字体,复印,监督它们被寄出去(在此期间还顺手修理了一台老旧的复印机)——慕克不安地称之为“微观管理”。公司即将进入科学的竞技场了。之后博格赶紧回家看了一下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因为明早5点他就得出发前往日本10天。
最终选择艾滋病作为福泰的第二个主要项目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科学家们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数据,商业气候改善了,组织蛋白酶E的热潮过去了,时间也没了。但是,这个选择需要博格罕见地作出态度上180度的转变。在过去两年间,他都坚称福泰在艾滋病研究中没有位置,现在得带着同样的坚定去日本销售这个项目,这是他一年内第三次进行“死亡行军”了。他收拾好他的幻灯片,检查了一下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然后就像一位艺高胆大的飞行员开着一架未经检修的小飞机迎向风暴一样,严肃地出发了。
“我支持艾滋病研究是因为我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的动机很明确,”他说,“这不是冷血或者工于心计,也不是乘着什么商业浪潮,这是科学。”
博格这么大费周章地解释,是因为他需要从感情与科学上驱逐心魔以说服自己。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反映了社会的风貌。在艾滋病研究中,科学界虽然格外的高产,但自私起来也相当的无耻。博格不是利他主义者,但也对该领域先行者令人起疑的动机早有耳闻。这些人令艾滋病研究起起伏伏,也正是他们令博格曾经对这一领域多有抗拒。科学界一开始对艾滋病并不关注。那时,寻找导致加州和纽约男性同性恋死亡的微生物只是一项边缘性的常规科研工作。毕竟青霉素和链霉素已经发现超过40年,寻找新的感染性疾病似乎已经过时,癌症才是科学界的新宠。经过由施密特牵头并最终纳入联邦体系的“对癌症宣战”运动,研究者发现,只要他们能够说明他们的研究与癌症治疗相关(不管多么牵强、多么遥远),他们就可以建立并运营很大的实验室,然后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座富矿改变了生物医学。科学家发现,最受关注的科研领域奖励最多,因为关注能带来资金,资金能支持更多的研究,因此他们蜂拥而上。争取资金、试剂、声望、渠道、优先权……这不仅是主要任务,而且是唯一的任务。制药业也因此而改变。癌症研究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华尔街全盘接受,所以每家药企不管他们原来做什么,现在至少要有一个大型抗癌症研究项目。
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数周后,第一波美国艾滋病患者病故的消息开始传播。虽然艾滋病对患者来说是致命的,但在新时代中它也宽恕了科学家自私的罪孽。政府首席艾滋病专家罗伯特·加洛为日后的故事定下了基调。加洛于1984年4月高调宣布他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随后他就被之前曾忽视艾滋病的白宫大力提拔。但加洛后来因为科学行为不端陷入了一场长达9年的丑闻,最终他承认,他其实是从真正首先发现病毒的法国科学家那里得到的样本。他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并因为作出的发现(实际上不是他作出的)每年得到10万美元的专利费。他最后不得不离开科学界,以躲避来自国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媒体以及审计局的多方调查。
加洛是如此的恣意妄为,他的名字成了在艾滋病研究中为赢取个人声誉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但在1987年,药物研究的气氛更加龌龊。FDA于3月批准了第一款抗艾滋病药物——AZT。这款有23年历史的化合物最初被设计用于抗癌,在抗艾滋研究中被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宝来惠康的研究人员共同重新发掘。这个分子的结构很简单,毒性很强,因为研发时受到政府赞助所以没有申请过专利,也被遗忘许久。在制药界对艾滋病还没什么兴趣时,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向宝来惠康施压,要求他们提交一些可能减缓病毒复制的化合物,于是宝来惠康依据文献提交了AZT等化合物。
宝来惠康的确研究了AZT的毒性,但大部分早期研究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完成的。而政府研究人员于1985年确认该分子能抗艾滋病后,宝来惠康却要求其专利权。两年后,AZT获 FDA批准上市。AZT是当时最昂贵的需长期使用的药物——每位患者每年需要支付8000美元。所以当宝来惠康在1988年获批专利时,他们获得了一种致命疾病唯一可用药物17年的专营权。分析师认为,该药物销量在1992年将达到10亿美元,但是宝来惠康既不是这个分子的发现者,也没有在研究中付过一分钱。
科学循钱而至。在艾滋病领域科研投入微薄、药物市场潜力还很小时,大部分的科学家和药企高管认为,加洛和宝来惠康的罪行只是一场不值一提的闹剧。但1987年艾滋病在全球各地爆发,事态日益严峻,毫无消退的迹象,政府和药企都对此密切关注,大部分的科学家也转变了观念,并促生了一波科学浪潮。国立卫生研究院大力支持艾滋病研究,经费在三年内增加了5倍。科学家们以前经费申请书的结尾通常是“可能用于治疗癌症”,现在都改成了“可能用于治疗艾滋病”。制药业对AZT事件更多的是羡慕而非反感,虽然他们一向不擅长抗病毒药物,如今也都尝试着启动自己的抗艾滋病项目。
此外,艾滋病研究也成了无与伦比的故事,媒体大肆宣传,人人趋之若鹜,那些在芯片技术后好些年没找到什么热点项目的风投者现在都被“感染”了。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们也因这一战成名、一夜暴富的天赐良机眩晕了。他们沉迷在商业中,迅速地成立了许多艾滋病研究公司,再迅速地倒卖给华尔街。1987年,这股狂热达到了巅峰。由罗斯柴尔德勋爵领导的一家英国投资公司投资了14家类似的公司。其中一家小型疫苗公司号称要继承索尔克的精神(虽然索尔克坚持拒绝为自己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它吸引到了巨额的资金,以至于创始人不得不退回多张支票。科学家仅凭一个听起来不错的想法以及试一试的愿望就可以变得有名有利,虽然他们几乎都没有药物开发与药物上市的经验。三分之二的公司注定要倒闭,因为没人知道如何不断引资、维持运营,但这些风险在狂热时期都被忽略了。
艾滋病最终吸引了科学界的关注,但是关注不代表进展。探索病因相对来说很直接——找到致病的微生物就行。然而想治愈它,则需要对病毒、免疫系统以及复杂的免疫反应有全新的深入理解。严格来说,艾滋病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综合征。艾滋病可谓大自然创造的九头怪蛇海德拉,它有着噩梦般的复杂机制:高变异性的基因,漫长而隐蔽的潜伏期,各种能加速它传播的辅因子,能彻底瓦解免疫系统,并导致多器官同时发病。似乎很难找到疫苗或抗生素等类似“魔弹”的单一解决方案。新生的艾滋病研究共同体面临的复杂挑战像是扑灭一场森林大火,而非仅仅抓住一个反社会分子。这需要高瞻远瞩的规划以及各界通力合作。科学界已经开始研究艾滋病,但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项目尚不清晰。
科学是如何发展的?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曾经说:“科学更擅长按自己的节奏解决问题,而不是听从人们的要求。”在艾滋病研究的高峰时期,巴尔的摩是著名的麻省理工怀特海德研究所的主管,他也是重要的科研政策制定者与政治家。此时他已经卷入了一场整个世界很快就要知晓的科研不端丑闻中,虽然最后国会的调查免除了他的渎职罪,但因为判断失误与傲慢,他不得不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巴尔的摩是艾滋病研究的先行者,他顺理成章地为艾滋病研究奔走呼号。在为艾滋病研究筹款时,他公开恳求科学家克服对计划项目的厌恶,放下对名誉的追求,将他们对个人事业与商业的追求升华为“响应国家的号召”。简单地说,他呼吁为艾滋病启动一项类似曼哈顿计划的紧急研究项目,或许用战时的青霉素项目类比更合适。科学家们都懂巴尔的摩的意思: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全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搁置竞争,为了同一个目标携手同行。巴尔的摩呼吁暂时停止商业活动,这种思想源于战时科研政策,不算太具颠覆性。
但科学家们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一些重要或有前景的计划往往会被激烈地批判,就像乌鸦通过沙哑的嘶叫互相驱逐;而无趣、不值得投入的计划则会遭到轻蔑的沉默。听到巴尔的摩的倡议时,科学家们东扯西拉或者盯着自己的鞋子,没有人支持他。金钱已经足以控制科研,实验室之间的弱肉强食以及狼狈的专利大战比任何有计划的科研体系都更受欢迎,在艾滋病研究里也是如此。
这就是博格进入的世界:一个适者生存、波诡云谲、贪得无厌的竞争性世界。博格虽然不讨厌这些,但他深知这些特质会吸引大量虚伪、装腔作势的人。当然,艾滋病研究中也有顶尖的科学与可敬的仁爱,但博格认为,慈善仅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有些公司为了钱能掘地三尺,所以他们更需要显得无私一点。”他戴着一个小型放大镜,一边修改幻灯片一边直白地说,“我觉得罗伊·瓦格洛斯和爱德华·史考尼克会认为,有一大笔研究经费时,表现得利他点是一种责任。”
(责编:佑生)(本文原载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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