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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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原启郎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本书从政治史与社会史两个维度对曹魏、西晋时期的历史展开研究,涉及论题包括复肉刑争议、西晋国子学、八王之乱、魏晋奢侈风气等。作者试图通过考察这些具体问题,揭示曹魏、西晋时期的政治、社会特征,探寻魏晋国家体制崩溃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深入理解魏晋时代具有的历史意义,进一步认识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本质。
全书共十一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五章“八王之乱的本质”。八王之乱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为什么出现了一连串的内战和政变,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八王之乱是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西晋王朝的外戚与宗室引发的内乱。随着掌握军队的宗室成为斗争的主角,战乱扩大到全国,国家体制也因此弱化,进而招致流民集团的叛乱,也就是永嘉之乱,最终导致西晋王朝的灭亡。八王之乱是国家体制根基自身的崩溃,其原因不在外部,而应从体制内部寻求。
一般将八王之乱的原因归结为西晋武帝采取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在天下一统之后,废除驻守州郡的军队,这一举措的结果是,西晋的主要军队只剩下京师洛阳的禁军和分封在各地的宗室诸王的军队。而禁军又大多由宗室诸王统率,因此西晋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宗室手中。于是,外戚和宗室诸王利用这些军事力量,互相之间围绕权力展开了斗争,这就是八王之乱。
那么,八王之乱与当时的贵族制有什么关系呢?八王之乱在私权势力争斗的特征之外,还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就需要从八王之乱每场争斗的始末开始探讨,在此基础上寻求八王之乱的本质。
290年,西晋武帝司马炎病故,他的儿子惠帝即位。第二年,也就是291年,贾皇后发动政变,诛杀外戚杨骏,这就是八王之乱的开端。306年,东海王越取得对河间王颙内战的胜利,辅佐怀帝即位,掌握实权,这被视为八王之乱的结束。在这期间,以外戚、宗室为中心,先后爆发了11次政变和内战。
为什么直到灭亡的那一天,西晋这个统一国家都在不断发生争斗?这需要选取八王之乱中的一次争斗,对其特性进行探讨。这里选取的对象是时间次序上的第5次争斗,就是赵王伦对齐王冏、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三人展开的内战,这次内战被称作“三王起义”。这首先要从三王起义的经过谈起。
三王起义时,朝中掌握实权的是赵王伦。此前,赵王伦发动政变,诛灭贾皇后集团。因为政变之功,赵王伦被任命为相国,掌握了文武实权。301年正月,赵王伦终于接受惠帝的禅让。赵王伦就此借禅让之名,行篡位之实,从而引发了三王起义。
同年三月,齐王冏作为镇东大将军,趁机打出迎惠帝复位的旗号举兵,同时向全国的州、郡、县传送了讨伐檄书,这就是三王起义的开端。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人举兵响应,以此三王为中心结成了讨伐赵王伦的“义军”,各自向京师洛阳进军。
针对三王方面的这次行动,赵王伦向各地派出了禁军。战况一开始对赵王伦有利,但是后来三王的军队取得了优势。赵王伦私党中的一部分人见势不妙,就在洛阳发动政变,诛杀赵王伦,迎接被软禁的惠帝复位。同年四月,三王进入洛阳。六月,齐王冏成为新的辅政。以上就是三王起义的大致经过。
这场内战体现出宗室诸王因利益而斗争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三王起义的本质是反对将国家私权化的赵王伦,是以恢复公权国家为目标的大义举动。在三王起义的暗流下,潜藏着与私权化相反的、旨在恢复公权的舆论。
对八王之乱中历次政变和内战的分析可知,三王起义以外的争斗也基本上与三王起义属于同一种类型,也就是掌握实权的外戚、宗室陷入私权化之中,对其不满的舆论逐渐发酵,其他外戚宗室利用这种舆论,举兵讨伐陷入私权化中的外戚宗室。也就是说,八王之乱中的争斗虽然存在政变或内战的形态差异,但不论它的具体状况如何变化,这些争斗都是有着反对国家私权化和恢复公权的特征。
八王之乱每场争斗都属于同一种类型,但它们还不是机械式的重复,掌握实权的外戚、宗室和与他们对立的舆论的反抗连成一个环,每场争斗环环相扣,将八王之乱串成一条锁链。而在眼花缭乱的权力争夺中,将这条锁链朝着一个方向推动的,正是要求恢复国家公权的舆论。
这种舆论伴随西晋王朝始终,其根源在于士人对公权国家持久安定的期望,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当前舆论评价的、以统一的皇权为中心的政权。针对外戚、宦官等浊流势力垄断朝廷的国家私权化倾向,以清流士人为主体,形成了一种旨在恢复国家公权的全国性舆论。
如果把这个时代的舆论放到中国历史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就可以看到,中国内部始终包含着统一的趋势。而具体到汉末魏晋时代,正是这种实现统一、建立完整国家的目标,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以士人为主体的舆论,这种舆论推动建立了魏晋国家体制,并促成了中国的短暂统一。
然而也是在这种舆论下,为了从汉帝国崩溃带来的混乱中恢复秩序,参与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在魏晋时期的现实中形成了贵族制,从而产生了贵族阶层,这种贵族阶层逐渐固化,于是便有了被排挤出去的人,贵族阶层内部出现了寒门寒士,外部则出现了寒人。这些寒门寒人阶层,在贵族体制的国家内,上升途径闭塞,为了实现自己的上升志向,就把与宗室诸王结交当作了突破口。他们与宗室诸王勾结,或者操纵无能的宗室诸王,进入权力中枢,这种现象在舆论看来就是国家的私权化。
这样,在八王之乱的历次争斗中,寒门寒人阶层出身的禁军将校、土兵也属于宗室诸王的私党。这样的私党总是抓住机会,打着恢复公权的旗号发动起义。而在一个私权势力覆灭的同时,另一个同样性质的势力又重新登场,起义不仅没能达成既定目标,反而成为动乱的舞台。这种起义不断重复,就成了八王之乱,每发生一次以起义为形式的争斗,国家本身就离灭亡更近了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八王之乱表面上看是外戚、宗室围绕权力发生的斗争,实际上却表现出当时的贵族制腐朽没落、难以突破小集团利益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与恢复公权的理想之间的矛盾。
总之,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西晋贵族阶层固化,日益腐朽没落,掌握实权的外戚和宗室诸王之间爆发了八王之乱,一连串的内战和政变,都无法实现恢复国家公共秩序的理想,最终引发流民起义和西晋王朝的灭亡。说明当时的门阀贵族制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不能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而被无情地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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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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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 福原启郎
译者:陆帅,刘萃峰,张紫毫
出版时间:202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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