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全球金融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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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两位作者,分别是乔依德和何知仁。乔依德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2003年5月,乔依德入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等;另一位作者何知仁是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博士、博士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曾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担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
这本《全球金融大变局》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对外金融为基础,集中阐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变化,并结合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了最新的政策方面的阐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评价此书,“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病毒、促进经济复苏和维护金融稳定的积极努力之时与读者见面,恰逢其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张礼卿则认为,“乔依德先生是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对现实问题具有洞察力的国际金融资深专家。他与同事合作出版的新作……视野开阔、信息量大、分析精湛、见解独到,相信读者们可以从中获得良多裨益。”
本书分上、下两篇共十个章节。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下篇“动因、含义和趋势”中的第八章,主要讲述了全球金融大变局的动因。
要想了解全球金融大变局的动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全球金融。全球金融的概念在很多场合是可以与国际金融互换使用的。国际金融,指的是跨越国界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活动。在此基础上,全球金融还进一步强调了在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的情况下,国际金融活动对地球上所有角落的渗透力和冲击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全球金融格局发生了七个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各国中央银行的作用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大的情况;第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其国内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著和复杂;第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因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不约而同地将金融监管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全球债务杠杆率突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五,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发生了包括总量收缩和结构改变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第六,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第七,金融科技对金融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探讨并弄清全球金融大变局背后的原因,不仅有助于预判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提供恰当的对策建议。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大变局的动因有以下三个: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是直接原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资本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让国家间金融活动的相互影响和效应越发复杂,这是根本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的金融业态的改变和对金融监管的新挑战。
自1929年“大萧条”以后,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海啸。这次危机的引爆点是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因为金融市场的过度衍生化和信息不透明,让这些有毒资产四处渗透,并迅速深化升级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后,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破产的威胁。杠杆率过高、资本金不足、过度依赖短期融资、持有的非流动性高风险资产过多等问题成为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加之市场恐慌带来的负面影响,让一些流动性问题代替了清偿能力问题,成为压垮这些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缓解这种情形,各国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被迅速用尽,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甚至徘徊在零附近。在名义利率水平无法降低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失去作用,各国央行又采取“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方式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这种改变让央行直接参与到了市场交易之中,成为市场上“一家独大”的交易者,越来越难以抽身退出。
拿美国来说,2008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注资共2000亿美元;9月底10月初,美国国会批准了原本已经拒绝了的《问题资产救助法案》,涉及到的总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10月中旬,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等国内九家大型银行注资1250亿美元;11月底,花旗银行陷入亏损困局,美国财政部再次为其注资200亿美元;12月,美国银行同样获得了第二批次200亿美元的注资;至2009年1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批资金3500亿美元几乎被消耗殆尽,此时距小布什总统卸任只剩一周。随后,总统奥巴马上台。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届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财政刺激手段,其中包括5000亿美元的新联邦支出和3000亿美元的临时性减税计划。在2008年到2012年间,包括自动反周期稳定器和可自由支配的刺激措施在内的联邦财政的扩张规模已经相当于每年GDP的3.4%。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强力干预之下,美国金融市场的冻结基本终结于2009年第二季度末,国内经济也在第四季度起,实现了同比正增长。
金融市场逐渐恢复正常后,为了避免下一场危机,监管部门开始探寻危机爆发的原因,并进行监管改革,构建起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改善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机制。在国际银行监管领域,《巴塞尔协议Ⅲ》被迅速修订推出,除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外,该协议还增加了包括系统重要性额外资本和逆周期缓冲资本要求在内的基于宏观审慎的资本要求,对国际活跃银行总体的核心一级资本金要求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此外,与前一版本的《巴塞尔协议Ⅱ》相比,《巴塞尔协议Ⅲ》为防范产生商业银行过度持有高风险资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不足和过度依赖短期负债等问题,还特别增加了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的要求。在加强协调方面,G20框架下新增设了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对全球金融风险进行研判、预警,并以建立一个全球协调一致的监管框架为目标,来完善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重新加快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开始扩大。虽然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论调和行为,但因为国家间经济金融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一直处于改变之中。据IMF(2016)的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后,全球总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部分已经超过了资本总数的三分之一,与金融危机前比较,这个数据整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在发达经济体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后,资本更倾向于流入新兴经济体,毕竟他们带来的收益率要更高一些。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得尤为迅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结构同步改善,外汇储备规模飞速上升。2013年后至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流量都保存在1000亿美元以上。到2018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达到了1.6万亿美元,压下众多发达国家,地位攀升至全球第二。
另外,在尝到了资本流入带来的红利之后,各新兴经济体并没有裹足不前。他们牢牢抓住了金融服务供给和需求模式改变的契机,使国内的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互联网征信等新兴金融科技获得了与发达经济体相同的发展机会,进而对全球金融格局产生了影响。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全球金融大变局》。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
《 全球金融大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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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译出版社
作者:乔依德,何知仁 著
出版时间:202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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