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的《陈寅恪新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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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编写的,作者分别为周清澍、王水照、姚大力、陈尚君、荣新江、沈卫荣、陆扬和高克勤,除了周清澍、王水照二位先生外,其他人都是《中华文史论丛》编委。202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正值《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为了集中展现有关陈寅恪先生及其学术的“新论”,编辑部遴选了《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3期、第4期发表的周清澍、王水照先生的文章,以及《中华文史论丛》部分编委的文章,编为一册。这些文章,有深论陈寅恪先生的作品,有探究陈寅恪、钱钟书学术的异同,也有对陈寅恪史学、文学研究进行评论,都有各自独特的角度与深切的学术关怀。
全书共八篇,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三篇,主要讲述了陈寅恪对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有哪些深刻的启发意义。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作品。
陈寅恪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但是今天重读他留下的文字,我们仍然很容易产生虽已隔世、而略无隔世之感的慨叹,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身处的文化语境和他当年所处的几乎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就更加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了。
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姚大力重点和我们谈论了他所理解的三点意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三点。
第一点,他是一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从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学。所谓“不中”,虽然很明显地体现在他有关“塞表殊族”题材的作品里,但其实也可以从他探讨纯粹涉及汉文明史迹的许多论述中看出来,也就是不见于旧式经史之学的那种纯属近代性质的社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它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浸染,而不是从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虽然如此,读他的文章,你仍然会感到一种根深蒂固地只属于中国的泥土味。这又和他说自己的思想议论近乎同光、曾张的自我定位完全一致。在他这些夫子自道背后的深意,直到今天仍然很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因此,曾经有人在陈寅恪的传记里,给他戴上一顶“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粗浅轻佻的看法。
作者认为,陈寅恪从中表达的,是一种委婉的批评,针对当时不同的力量从二十世纪初就逐渐走上用颠覆传统来谋求自新的道路选择。身为比曾国藩、张之洞年轻两三辈的后生,陈寅恪的思想、立场和见解不可能完全区别于曾、张。他想暗示的,与其说是他本人与曾、张思想及其议论的认同性,不如说是他们二者之间的延续性。
他好像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沿着曾、张的思想脉络,中国文化也完全可能遵循一条被现代中国人认为行不通的道路,最终融入现代。那其实就是一条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盘之上重建它的现代形态的路线。
我们做不到、也没必要试图让历史退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节,然后再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在实现文化重建方面仍面临着甚至比当年更为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陈寅恪的这些见解,作者认为仍然是必要的。
第二,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说,他治史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他的本意归结为“以供鉴训”。
他所谓的“鉴训”,肯定是不能按如今被说烂了的“古为今用”或者“以史为鉴”来理解。虽然他也说“宗统”,说“民族精神”,但他的“鉴训”聚焦于道德,因而也就聚焦于个人,而不是聚焦群体。在后一种情况下,道德非常容易被名义上的群体利益,或者所谓时代潮流绑架,对于行为方式正当性的伦理诉求,也就经常以目标正当性为理由而被无情地牺牲。在陈寅恪的后二十年里,他还能不断地讲课、研究和发表文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基本见解错开了当日浪潮的锋面,而没有直接与它相交接。
于是也就牵出了作者要讲的第三点。陈寅恪对今天中国史学的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昭示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要追求的,无非就是求真、求新、求精、求直。
所谓求真,就是追求一个得以安放所有不同史料、包括互相之间的冲突、乃至互相颠覆的相反史料的解释框架。如果否定求真,那也就砍断了史学的命脉。
所谓求新,就是不能满足于重复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历史学不能变成反复用来证明一个已知命题的习题演算,它总是应当提供能改变现有认识的东西。不求新,史学将会萎缩成一摊子的老生常谈。
所谓求精,对史学来说最被人看重的,也就是如何从史料,尤其是从司空见惯的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史料一经陈列出来,它所要说明的意义就能自动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史家和一个兜售杂货的小摊贩就没有多少区别了。信息榨取的方法或技巧越有难度,史料利用者所显示的史学功底也就越好。不在求精的层面下功夫,历史叙事就会难以拥有足够的内在张力,也不会拥有能够引人入胜的美感和厚度。
以上这三点都可以涵盖在陈寅恪说的“探求真实”的项下,他也用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表率。
所谓求直,当然是指忠实地说出通过研究而获得的本来就存在的见解,但还不止是指这一点,这又要求我们转回前面提到的“鉴训”了。
史学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鉴训”,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它的生命力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制度,也超越了任何一种制度所塑造的特定信条。陈寅恪的作品之所以会感动能理解他的人,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涌动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
历史学的追求,除上述四者之外无他,也不应该再有其他。
以上这些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陈寅恪先生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的意义。接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对当前正在日渐流行的一些思维含混不清的糊涂主张,在作者看来,也有稍加澄清的必要。
第一是反对所谓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主张,因为任何有意义的史学反思都始于与现有认识不相符合的细节。
第二是史学批评中“直指本心”的“禅法”。如果研究者的动机导致了他的结论离开历史的真相,那么最有力的批判就是充分揭示出,他的陈述与结论是在哪些地方,以及如何离开了历史真实。如果你无法质疑研究者的结论,却对他进行别有用心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只会堕落为漫骂。
第三则是,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在历史学领域、进而也包括其他各领域内,把阐发自己的立场和看法称为制造“话语”?这里的“话语”,显然不是指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料”,而是贯穿于一个时代,被福柯借用博尔赫斯的比喻,为了揭露隐藏在意识深层、并且往往是不自觉的偏见。提倡制造“话语”,当然绝对不是为了掩饰并推销潜藏在言辞之下的各种偏见或意图,那么,有没有必要使用这个突然风行起来的概念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对于今日我们研究历史学的启发意义非常大,而他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终身实践,也是在提醒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是可以找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未来繁荣有益的工作,值得我们用尽丝毫无亏内心的努力去做的。
好了!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陈寅恪新论》。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
《陈寅恪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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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 编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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