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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月06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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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一书,讲述汉族知识分子如何融入异族政权的崎岖历程,首次对金元时期华北士人的生存状态做出细致梳理。通过考察这一时段的科举情况,对当时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即在南方士人层作为南方社会领导层形成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其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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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日]饭山知保
译者:邹笛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本书主要考察了金元时代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界的整体氛围与环境。宋金元三朝政权的更迭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儒学的速度,都导致了华北士人群体的仕途变得格外坎坷。在多种异质文化相碰撞时,一直抱有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要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心态,重整目标,融入社会。与此同时,为了稳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以维持政权,异族统治者也面临着一项将儒士招为己用的艰巨任务。然而,只要统治者没有放弃科举晋升之路,知识分子总归会对考取功名保有厚望并因此而依附于朝廷,社会也会因此趋于稳定。
本书具体考察了这个时段华北的科举情况,对当时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作者认为,女真、蒙元统治下的华北社会与南宋统治下的南方社会,在科举制度方面演绎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即在南方士人层作为南方社会领导层的地位形成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其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作者饭山知保,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主要从事10到17世纪中国北方社会史研究,出版专著《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发表文章包括《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等。
作者的研究聚焦于处于认知空白领域的北方(华北)社会的科举,并质疑:对于与南方历史进程全然不同的华北社会,仍以在南方发展至臻的“科举及第人数的多少”为相同社会标准进行考察,这样的出发点是否欠妥?进而言之,将南方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中国本部历史上的必然形态,这样的立场又是否合理?作者认为,深受“汉文化”浸染,将参加科举奉为人生信条,对科举实施持积极态度并且主动应举的“汉人”士人层,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是否真实存在,抑或说,从社会地位及特权的角度而言,是否能将他们与同时期的南方士人层同等看待,这可以说是关于华北士人层的最基本问题,却至今尚未明确。
该书绪论中写道,自明初开始,从科举考试的进士及第人数看,“南人”便明显比“北人”占优势。科举制度在考试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南北地区之间的悬殊。当时的“南北卷”制度根据出生地区,将应试者分为三部分,分别设置合格名额。从结果来说,这一制度相当于将一定的出仕机会分配给了北人。
作者认为,靖康之变(1127年)后,金与南宋以淮河与大散关一线为界互相对峙,在蒙元实现再度统一之前,中国本部迎来了150年之久的南北对峙时代。在中国本部的历史上,这一时期至关重要,因为南方地区,尤其是位于其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都实现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然而,对于女真、蒙古统治华北的时期,也即是“金元时期”的华北社会的认知,比起对同时期江南的认知而言,显得十分单薄。
即便在相同的时间维度中,处在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与同时期的华北,也可以说是情况迥异。华北地区存在着多种方言,而汉语又同时公私通行;“中华”文明观极具核心影响力。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几乎没有能够相互彰显彼此多样性的其他文化传统存在,而同时期的华北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及其文化、语言大规模涌入,长期与当地固有的语言文化接触并共存。而另一方面,女真、蒙古虽接受业已存在的中原王朝的统治机构,并将之施行于华北当地,同时却也始终在不同程度上保持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政治体制。
该书研究表明,汉族士人借由科举进入政界,对金朝政治及统治制度进行了完善;而女真人也通过科举逐渐“汉化”。书中分析女真人通过科举与汉人进行的文化及政治上的接触、碰撞与融合。
该书是日本现代汉学研究广受赞誉的经典之作,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仕途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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