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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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谭凯是一位知名汉学家。他于199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2年、200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曾执教于田纳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历史系教授。在这本历史学专著中,谭凯通过分析宋、辽、西夏的文献和考古证据,阐述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如何在宋代形成、宋辽分治华北的情况如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边疆意识和族群观念、以及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唐宋变革”又将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如何左右人们对“中国”的认知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柏文莉教授评价此书,“通过阐述一种国族意识如何在十一世纪中原王朝与诸邻国的共存状况下萌芽,谭凯证明了‘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专属于现代或西方社会的现象。”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也认为,“谭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生的士大夫国族意识在宋代的崛起,质疑了对现代国族观念的中心化理解,也从根本上挑战了认为国族主义只能是西方现代性产物的既有观点。”
这本《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两大部分六个章节。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文化空间”的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中国”作为国族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北宋人对汉族群、族群归属感、华夏国土等概念的理解,和这种理解方式对之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887年,清代诗人、改革家黄遵宪在谈到国家名号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一个固定的、本有的名字表示出了深切的忧虑。他思考了很多可能的国名,最终认定“华夏”两个字的组合是最适合的。黄遵宪认为,“华夏之称”并非后人独创,而是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称呼超越了朝代更迭的中国文明了。
这种对于国家名号的用词的详细讨论,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当时,一直以来都把中国当做中心国家的东亚国际格局宣告瓦解,以西欧霸权为基础的新国际体系正在形成。对知识精英们来说,中国已经从朝贡体系的顶端跌落了下来,变成了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的一名普通成员。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成功走上了现代国家的进程,封建王朝中备受压迫的百姓也翻身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与此同时,国家为公民界定了身份,以民族为框架,将他们纳入特定的民族之中,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终于被明确区分开来。
实际上,黄遵宪关于国名的反思是有先例可循的。北宋后期,士人朱彧就对此有过类似的研究。他也认为“中国”这个实体的历史超越了朝代的存在,需要有一个专用名词来概括指代。不过与黄遵宪不同的是,朱彧并没有为名称的问题感到焦虑。在他的想法中,“中国”本就是位于四夷中央、凌驾于诸国之上的。在近期的研究中,葛兆光指出,宋代出现的“中国意识”是近代世界中国国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遥远的源头”。宋代的很多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出现频率更加频繁,标志着宋朝人早已不再单纯地觉得自己是“统治着天下”,相反,他们自信自己正在“驾驭着一个国家”。在宋代的政治观念中,这是一种新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把“民族、文化和政权的范围看做了一个整体。”
那么,在宋朝以前的精英阶层是如何理解他们的国家和文化在整个世界所占的位置的呢?对他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发展最重要。首先,他们会特别强调自己拥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独特的文化,这让他们发展出来的政治语言更加注重中华和蛮夷之间的文差异;其次,他们继承了自秦朝之前便已经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坚信整个文明世界都应该由同一个王朝来进行统治。历朝历代的君王和大臣们之所以会执着于“统一中国”,也是基于这个观念才会产生的想法;最后,宋朝之前的中国知识精英们认为,他们从属于某个超越了“王朝更替的传统国家”的实体,因而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王朝的衰亡而瓦解。王朝有兴有衰,他们的家族却始终被天命眷顾,国家制度也从未有一刻消亡过。
以上这些发展要素直到宋朝依旧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当时并没有人把它们整合成一种关于国族的理论。在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和中国人一样,提出了各种理论用以解释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其中,有一种“自然封疆理论”最为流行,也跟中国的“天下观”最相似。这种理论把大自然中的山脉当做天然的国家边界,并宣称这是“神”的旨意,人类无法干涉。只是,该理论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现代国族思想体系的全球化,被人们彻底地抛诸脑后了。
宋代以前,知识精英们的天下观更多着眼于“文明”本身,而非“华夏”这个国家。到了宋朝,人们却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认同。他们为这种认同划分了固定的地理范围,整理了特有的族群文化,让它能够与之前的各种天下观并存下去。宋代形成的新的说法把国家、作为族群-文化概念的国族和它应有的疆域融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国族认同作为基础的国家。
在现代,当我们说自己是某族人时,并不一定是指我们就是历史上被称为这一族的人的直系后裔。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是在想象我们与这一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根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点也是在宋朝才开始产生演变的。宋王朝将自己看做汉族群的政权,将族群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变成一个政治范畴。同时,宋朝人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宋朝人的史料中,他们只字不提自己的开国之君和众多将领都兼有胡汉血统,反而坚信本朝统治之下的所有人都是汉人。正是由于把国家和族群联系在了一起,作为族群名称的“汉”这个字从宋朝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直至今天,“汉”仍然被用来指代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按照本意来说,“汉人”就是汉朝人的后裔。“汉人”这个词更接近经典人类学中所说的“拥有共同祖先的族群”。决定“汉人”文化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在语言词汇上开始注意区分族群差异的同时,人们也渐渐觉得“汉人”,尤其是在宋朝境外生活的“汉人”,也应该效忠于“汉”政权。
北宋人经常会谈论起那些边境外的汉人。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些人一定很希望被汉人,而不是契丹人所统治。虽然宋朝从来没有实际掌控过辽国统治下的河东地区和汉人定居的青藏高原部分地区,但他们就是莫名相信族群意义上的汉人天生就会向往汉人建立的王朝。基于这种思想,宋朝的统治者做出了很多相关的政治决策。
公元986年,宋太宗下诏要再次收复燕地。他认为,燕地汉人愤怒于契丹的统治,必定会大开城门,随时准备接应宋军,里应外合一起赶走契丹压迫者。不幸的是,燕地百姓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最终跟契丹人站在了同一阵线。宋太宗两次北伐幽燕全都惨败,说明大宋朝廷实在高估了汉人内部的团结性。那些普通的汉人并不愿意为了其他汉人做出牺牲,这种想法只是当朝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罢了。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一系列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认为是一种国族主义的萌芽。但毫无疑问,宋代的“国族”和现代的“国族”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宋代的“国族”只存在于知识精英中,与普通民众无关。而现代的国族理论则强调了“主权在民”的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意志的产物。不过与此同时,宋代知识精英和现代人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想象共同体”。与古今思想体系间的差异比起来,这种共同意识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能够跨越时空,在不同环境下激发人们的国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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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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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瑞士] 谭凯(Nicolas Tackett) 著
译者:殷守甫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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