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的《英国贵族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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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有两位。第一作者许洁明是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还是中国欧洲研究会理事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曾出版过《17世纪的英国社会》《英国通史》《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等多部专著、译著。本书的第二作者是云南大学世界史在读博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硕士王云裳。

除绪言和结语外，这部《英国贵族文化史》全书共分八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八章第二小节，主要讲述了英国贵族的道德观念。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的话，战争其实才是英国贵族崛起的温床。对于这些贵族来说，为君主在战场上抵御外敌、争夺霸权、开拓疆土是他们的天职。而战功，是让他们能够受封爵位最重要的条件和筹码。

到了近代，公民社会兴起后，英国贵族又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重任担在了肩上。他们自诩为天然的领导者，是全体国民的“长上”。于是，贵族们带着一种“非我不足以担此重任”、“非我不足以造福苍生”的自豪感，不断调适着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以便为那些将他们视为偶像的普通民众做出表率。他们中间流行着一种特有的逻辑，认为尊贵者造福于卑贱者，不但不会让身份地位降低，反而还能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赢得荣誉和美名。正是在这样的道德意识的引导下，英国贵族攘外安内，义不容辞。

如果你亲自去过英国旅行，或看过一些英国的影视剧、纪录片，应该很容易发现那里随处可见贵族们遗留下来的城堡。昔日的贵族们将自己的城堡当做管理辖区政治、经济、司法的中心，同时也会在城堡内练兵，随时为响应君主的召唤做好准备。而一些底层小贵族，如乡绅们，要处理的事情则更加琐碎。他们要在郡县村社设立慈善坊、济贫院；要处理打架斗殴、偷窃私通；要监管道路维修和桥梁搭建；甚至还得向盗伐公共林地树木、辱骂诽谤他人、窝藏游民和不敬教堂之类的人征收罚金，可谓是十分辛苦。

当然，对于这种辛苦，他们甘之如饴。毕竟，在等级社会中，贵族的地位和权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自由民的。据说，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贵族的宣誓效力能达到自由民的六倍，更别提其他方面的好处了。为了维护这些既得利益，英国贵族不遗余力地宣扬社会等级制度的神圣合理性。他们不断强化等级意识、倡导等级观念，并以此延伸出了纹章、服饰、佩剑、旗帜等各种彰显身份的要素。

在等级间的优越地位更为清晰的和平时期，大小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都必须完全按照等级来约束自己的言谈举止，否则就会面临处罚。例如，在1637年，埃克塞特伯爵的马车被一辆货运马车撞了一下。哪怕只是不小心，货运马车上的两名车夫还是被当众处以鞭刑，随后落入监狱服起了苦役。同年，托马斯·贝奈特因言获罪，由于说了一句自己和马尔伯勒勋爵一样是一名绅士，便被法庭重罚罚金2000镑。

这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是英国贵族存在的基础，从文化角度来看，等级意识也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必不可少的道德观念。但维持地位的手段不止一种，赏罚分明才是长久之道。体现在英国贵族的身上，这个“赏”就成了庇护和慈善。

庇护要求贵族用父亲般的方式来关怀和支配下属，向被庇护者提供他们的日常所需，并对被庇护者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庇护看上去似乎是在贵族和被庇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惠的权利和义务，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是承认了其他社会群体对贵族权力的认同，也承认了贵族的掌控地位。本质来看，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契约关系。

在这种庇护主义的传统中，只要不触及到自身的重大利益，英国贵族们很愿意强调自己的“乐善好施”。他们作为“好家长”和“好主人”，会平易近人地照应众多亲属、门客、仆从、佃农，以及一些依附过来的乡绅和小贵族。同时，他们还会以俸禄的形式，对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教堂牧师提供资助。作为交换，这些受惠者需要向主人宣誓绝对的忠诚和高度的服从。

不过，一旦英国贵族的利益与庇护主义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么，庇护主义的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彰显出来了。在工业时代到来后，金钱对英国贵族的影响越来越大，贵族对下层人民的庇护也越来越“缩水”，那些曾经的“乡村的恩主”慢慢地，消失不见了。对于曾经的被庇护者来说，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这种结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在贵族们抛弃“乐善好施的好主人”形象后，越发的雪上加霜。

相对庇护来说，慈善的影响范围要更加广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消耗方式也更能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助力贵族们的财富持续增长。因此，作为金字塔顶端的社会群体，英国贵族们对各种慈善活动的接受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他们进行慈善活动的最常见的形式，是举办各种宴会。

在各种宗教节日，尤其是家族继承人诞生、成人庆典、重要葬礼等大型活动中，贵族们都要设宴款待乡邻，以示恩泽。这种宴会往往持续数日，各等级阶层的人都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款待。1587年，拉特兰伯爵爱德华的葬礼上，那些剩饭剩菜填饱了三千到四千个穷人的肚子。1848年，拉特兰公爵则一次性款待了四百名佃农，让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中大吃大喝、载歌载舞。

除了设宴以外，还有一些贵族投身各种社会性慈善事业，他们或是捐资修建教堂、学校，或是出钱铺设道路、桥梁，还有的帮忙改造建造地方供水系统和牲畜市场，也付出了大笔的金钱。

在这些社会慈善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英国的贵族女性。出于女性特有的仁慈善良，更因为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责任感”，贵族女性们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和自身喜好，活跃在慈善圈中。到了今天，英国王室的诸多女士也经常通过慈善活动来树立自己和王室的良好形象。其中最典范的例子就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在婚姻破裂后，戴安娜寄情宗教慈善，担任了多个慈善组织的主席和资助人，并多次出访非洲，帮助当地人改善生活。她还利用自己的名气发表演说、为慈善组织宣传筹款，获得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尊敬。

英国贵族的慈善行为客观上对下层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英国贵族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他们用来参与慈善和享受生活的巨大财富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简单说来就是土地和世袭。相对其他财富，土地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直到19世纪末叶，英国贵族依然普遍占有大量地产。这些继承得来和自己开拓的地产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钱。而对利润的敏感性则让贵族们接连投身到与地产密不可分的矿业开采、交通运输和房地产交易等实业中，继续攫取财富。

但无论何时，英国贵族强烈的“生为长上”的观念都不曾改变，他们始终以“真正的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自居。在农业社会，他们是被庇护者的“恩主”。农业社会被工商业社会取代后，他们从悠闲的自愿性政治家变成了职业进取的贵族企业家。到了贵族缓慢衰落的20世纪，他们的职业角色虽然变得更加多样化，却一直规范自己的行为，凸显他们在道德倾向上的领袖地位。

可以说，“生为长上”是英国贵族自古以来的政治和军事认知基础，是他们达到共识的道德观念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贵族们懂得适可而止，民众才会表现顺从。贵族不将百姓逼入生死边缘，才能够继续充当表率。正是由于英国贵族们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又反对激进，才让他们在稳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也维持了长久的社会稳定。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内容，建议打开《英国贵族文化史》。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