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后浪出品、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这本书入选了2020年百道好书榜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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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关于唐代军事外交的专著。唐朝周边,存在着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形成多极亚洲中相互依存又斗争的复杂关系。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讲述里面的风云变幻,而且精辟地分析了唐朝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体系。
全书共六章。这里介绍的内容来自第五章“二马拉车:唐代对外关系的双重管理体系”。那么,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员如何收集域外情报?唐朝中央的外交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唐朝的边防将领在对外关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土崩瓦解,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多股地方割据势力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直到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整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崛起的唐朝的巨大影响力。
唐王朝在将近两百九十年的统治期间,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吐蕃和南诏的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种种变化。这些政权相继崛起,除了回鹘,其他政权后来都成了唐朝的主要对手。
唐廷为了更好地处理对外关系,采用了双重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参与收集情报,制定和实施政策。这一独特的惯例,显然与现代国家严格的中央控制大不相同。
唐朝皇帝和中央政权、地方官员,出于制定对外政策的需要和对异域的好奇,都尽力搜集有关外邦风土人情的信息。当皇帝接见刚从异域返回的唐人或是来访的外国人时,唐朝君臣可以听到大量这样的信息。645年,太宗接见了刚从天竺返回的玄奘。太宗向玄奘提出了很多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印度和喜马拉雅西部的地理,当地的物产和风俗,八位天竺国王和四位佛陀的遗迹。
尽管皇帝有时会亲自接见访客,取得想要的信息,不过他通常是从朝廷官员那里获得大量域外情报。他的消息来源之一是专门负责接待外域使节的机构,名叫鸿胪寺,主管官员叫鸿胪卿。这个机构的官员,有时专程前往边疆搜集第一手情报。
王忠嗣曾经担任接待外域使节的官员,有机会接近来使,因此拥有外交方面的专业知识。贾耽任宰相时,兼任接待外国使节的主管官员,他写成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部四十卷的著作,详细记录了邻国的位置、前往各国的道路、与唐朝的距离等等信息,很快成了唐廷官员的标准参考书。
唐廷进一步明确规定,鸿胪寺官员要把异域国家相关信息加进地图,把地图和外国来使的画像一并呈交尚书省。这些地图和画像的副本,要交付史馆和兵部职方司保管。
唐廷官员不遗余力地搜集外部情报,撰写了大量关于异域的著作。其中一些是奉朝廷之命编纂而成,
有关异域的著作虽然大多由唐中央官员修撰,但是,其中大量信息实际来自地方官员。他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遇到外敌入侵或其他政权派来的使者时,需要立即向中书省报告。当其他政权的君主或部落首领希望与唐廷联系时,他们会派使者和唐朝州一级官员联系。官府会把他们的请求汇总,然后上奏唐廷。
唐朝的很多地方官员本身就是异域事务的专家。李德裕可能是这类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位。830年,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下令修建筹边楼,在那里向当地人打听南诏和吐蕃的情报。后来,他又用了两年时间写成《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西南地区各政权和部落的情况。书中的地图尤为珍贵,上面绘有西南各个政权进攻唐朝时经常走的路线。为了便于参考,这些道路在图上用红色标明,与各卷相关的地图,都被放在每卷之首。
尽管唐中央和地方官员向唐廷提供了大量有关异域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质量却参差不齐。往往无法验证收到的消息的真伪。他们通常只能根据一些质量堪忧的关于域外国家的情报,做出重要的外交、军事决策。
外交决策是唐朝皇帝的核心权力,需要皇帝亲自过问、批准。最初,唐太宗十分清楚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依靠官员的集体智慧,来治理庞大的帝国,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遇到紧急问题时,宰相、六部大臣、地方官员都要出谋划策。
641年,太宗改变了对谏言的态度,唐廷的决策过程也随即从公开转为秘密,由君臣商议变为皇帝专断。
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皇帝和大臣通常在专供皇帝休息的延英殿密谈。从正式朝会到密谈,唐廷的决策越来越被少数统治精英所把持。
唐廷决策过程有四大环节,分别是百官众议、与皇帝的非正式会面、宰相召开的会议以及与皇帝密谈。前两个环节是为了广泛收集百官的政策建议。然后,宰相们在宰相会议上评估各项提议,制定出给皇帝的政策建议。皇帝与少数大臣,通常在非正式会面时,做出最后决定。
唐朝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一样,能够左右唐朝的对外关系的走向。他们不只是向唐廷传递信息和执行对外政策,在朝廷讨论对外问题时,由于地方官员熟悉情况而且掌握着最新情报,他们的意见通常很有分量。
唐地方官员的建议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唐的长期战略安全。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都督杨矩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710年前后,收受吐蕃大量贿赂,请求朝廷将九曲地区赐给金城公主。结果,吐蕃控制了九曲,并把它当作进攻唐朝的跳板。
唐廷依据地方官员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常常会立即对唐与四邻的关系产生影响。很多唐地方官员昏庸无能,甚至专横暴虐,最终酿成事端。安禄山为了邀功争宠,几次出兵攻击契丹和奚两个部落。745年,不堪忍受的两个部落首领,各自杀害了唐朝的和亲公主,起兵反叛。很多唐边境官员都有这样的恶行。一些官员参与走私,还有一些索贿受贿。
唐廷特别担心,一些地方官员不顾总体对外战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忧虑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唐廷与边防将领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从唐开国到八世纪二十年代的鼎盛期,一些边将由于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出色表现而飞黄腾达,有些人甚至官拜宰相。但是,随着唐朝进入和平期,武将靠军功加官晋爵的机会逐渐减少。一些边将为了建功立业,故意挑起边境冲突,然后通过战争获取军功。
但是,唐廷为了维护皇帝言而有信的形象,必须禁止边将擅自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唐廷为了安抚四邻,还需要限制以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的主张。唐廷与边吏、边将的利益冲突,为亚洲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深刻影响着唐朝边疆局势的发展变化。
唐廷与边将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利益冲突,根源在于唐廷对地方控制不力,从而导致双方在权力关系中产生矛盾。唐廷的这个薄弱环节,为地方官员处理辖区内的对外事务,留下了很大空间。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安史之乱期间,河北的一些节度使通过平叛,大幅扩张自身的权力。叛乱平息以后,他们所辖的藩镇已经处于自治或者是半自治的状态。
唐朝是在回纥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叛乱,但是,回纥的介入,意味着亚洲各势力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在亚洲,唐朝已经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甚至逐渐被边缘化,它需要外部军事援助来解决自身的内政、外交难题。因此,唐朝后期,在亚洲权力关系中,多极特征更加显著。
总而言之,唐朝在对外关系中,中央有系统的情报收集和决策体系,而地方官员和边防将领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作主张。唐朝的对外关系就是在中央和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之下发展、演变的。在这个体系中,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地位相当的“合伙人”,各自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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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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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作者:[加] 王贞平 著
译者:贾永会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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