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先生的《清朝大崩溃》⑴应该不是先有这个在书名下的总构想，然后再拟定一个个小题目即一个个案例，解析清朝的逐步瓦解过程。但是目前的十篇文章的确显示了清朝的弊端和一步步灭亡的过程。如开首第一篇《摄政王的悲哀》描写作为清政府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雄才大略，是他指挥大军越过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大顺政权，奠定了满清几百年的基业。尽管他有觊觎王位之心，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辅佐福临登基。有能者不能上位，王位只能嫡长子继承，这是封建王朝的纲领，也是封建社会政权的致命弱点，因此中国社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只有朝代的变迁，没有王朝性质的改变。多尔衮的悲哀便在于此，当然，在他年幼时，眼看着生母被逼生殉，只能以泪洗面，毫无办法。他对寡嫂孝庄太后的爱在严格的封建礼仪下也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多尔衮在君与臣之间的苦苦挣扎，在爱情与礼仪之间的徘徊都见证了封建王朝的不人道以及被新体制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通过杨光先和汤若望从顺治到康熙年间围绕天文历法的斗争，说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异常艰难。汤若望带来的西方历法无疑比中国固有的这方面知识先进，而且依西历推算日食准确，而中国当时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则存在明显误差。在事实面前，杨光先却辩解说：“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正如季宇说，这是把学术争论引入政治斗争。最后，清王朝下达判决，汤若望等七人凌迟，要不是随后的京师地震被解释成天象异变，朝廷大赦天下，汤若望等人真的要人头落地。但是，从此，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悉数从钦天监清除，这是愚昧战胜了文明。季宇认为，这不起眼的清初“杨光先天文历法案”非常重要，后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际可以追溯于此，为写好这个案件，季宇不仅阅读了杨光先的《不得已》、德国人魏特的《汤若望传》、陈占山的《杨光先评传》、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吕江英的《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与儒耶冲突》等书籍，为了查找资料，还到杨光先的家乡歙县多次，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描写和议论太平天国时，季宇选取了李秀成，这位年轻的义军将领战功赫赫，他的功败垂成，与遇到强劲的对手曾国藩有关，也与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意见不统一有关，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并非什么先进的思想。季宇认为，像洪秀成窜改《圣经》，说上帝有六个儿子，他和上帝在梦中相会，都是无中生有，而占领南京后，洪秀全沉迷于享乐和腐化、瞎指挥，都是李秀成被俘以及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尽管这样，李秀成仍不失男儿本色，而洪秀全领导的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运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而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的捻军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驰骋中国，季宇描写西捻军张宗禹领导的与大清的斗争，他们杀僧格林沁，令镇压太平军的朝廷重臣曾国藩一筹莫展，他们的失败也不掩其光华。而经西捻军一击，满清政权更加摇摇欲坠。而淮军将领刘铭传剿抚捻军有功，朝廷却吝于赏赐，抚台期间，成绩显著，但动辄受朝廷掣肘，打败法国舰队也没有真的得到朝廷的论功行赏。季宇先生说，清朝重文轻武，刘铭传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对人才不能提供相应的平台，就一个国家而言，这个缺点是致命的。晚清虽有“同治中兴”、光绪变法，都改变不了其命运。而光绪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维新的短命，如季宇所言，使清政府失去了最后的改革机会。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谁想开倒车，谁就会受到惩罚。晚清的袁世凯，最会玩中国的权力游戏。他借小站练兵掌握了军权，在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之间游刃有余，最终使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妥协，逼清室退位，满清就此覆灭。而这过程中，季宇《1911的谋杀案》中的吴禄贞被杀，《大清帝国》中清朝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全票当选为大总统都能见出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狡猾手段。

袁世凯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果实的窃取者，像徐锡麟、秋瑾、谭嗣同等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行动，才是导致满清政权消失的原因。读读季宇《清朝大崩溃》一书中的《徐锡麟的血性》章节，自然能加深这一认识。

同《燃烧的铁血旗》《淮军四十年》《段祺瑞传》《冯国璋传》一样，季宇的这本《清朝大崩溃》可以看成是史传文学，或是为人立传，或是为事立传，或人事并举。《摄政王的悲哀》传记人物是多尔衮，《太平天国悲哀》是为李秀成立传，《捻军的最后一击》传主是张宗禹，《刘铭传》的传主是刘铭传，《袁世凯：权力的游戏》《徐锡麟的血性》是为袁世凯和徐锡麟立传。而《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抓住的是从顺治到康熙年间的历法案，最突出的人物是杨光先，《1898：短命的变法》是以戊戌变法为中心，还原那一段时期中国上层的心态和一部分热心变法知识分子的活动，《1911年的谋杀案》是以吴禄贞被刺案为中心，最突出的人物是吴禄贞，《大清帝国》是以清帝退位为中心，最突出的人物是袁世凯、载泽、溥伟等。

季宇这本书很好看，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是其书虽有大量的议论，但每篇都吸收了小说笔法，充满着故事性。比如李鸿章做寿，刘铭传只送了两斤挂面、两条方片糕，这很能显示其在高官权贵面前本色作人的个性；吴禄贞率性而为，言谈处事完全不计后果。喝酒喝到畅快时，连大通厘局被劫这种自己做过的机密事都合盘倒出，他之被杀也是这种性格张扬的结果。

不确定性是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特点，对此，人们会想到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这部中篇小说的开头，马尔克斯写了一个确定的结局：“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后面所有的描写都在呈现他为何被杀。而读者阅读这个过程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圣地亚哥·纳赛尔有太多的可能性不会被杀掉。沈从文在《边城》中同样不愿意给读者一个确定的结局，他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把翠翠悬置于一个等待的状态中，让读者永远怀着惆怅和伤感的情绪去揣测。同样在《清朝大崩溃》中，几乎每篇都有不确定性的叙述。如开首第一篇写到多尔衮和孝庄太后的关系时，季宇说关于这一点，正史并无记载。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那种艳史，可接着季宇笔锋一转，季宇引用《清朝野史大观》，又说孝庄皇太后盛年寡居，见多尔衮功劳大，把帝位传给儿子福临，非委身不足以报答。而且多尔衮在进入北京后，还与范文程等大臣商议，如何让太后下嫁于己，群臣都上贺表，同意这件事。还有吴禄贞被杀案有多种说法，彭家珍杀良弼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不确定性引入历史书写，使得季宇笔下的历史充满着复杂性。

《清朝大崩溃》既可以看成是历史文本，也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这种历史和文学的高度融合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二十四史都充满着文学的笔法。西方文论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和中国传统的文史高度融合也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赞同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文本；他认为历史叙述有同文学一样的叙述结构；他认为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筛选之前都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比如季宇写徐锡麟是从其要推翻满清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使命感出发，因此他留日归来后购买新书和刀剑让学生每日长途拉练，还有就义前拍照验身，竟神色自若云：“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这些琐碎的其人轶事和伟大的使命感结合才有了意义，才能使读者感到英雄的不同凡响。

怀特还认为历史话语的修辞因素形成了它的深层意义结构，他说“历史学在对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或施加情节之前必须使用语言来形容事件。如果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事件，他必须使用比喻的语言而不是技术语言。”⑵循着这样的观点，我们看《清朝大崩溃》结束时的一段文字：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终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权力交接却在紫禁城内悄悄完成了。这是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在袁世凯的秘密操控之中。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多少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就这样在各种阴谋手段和暗箱操作中悄然改变了性质。在1912年的大动荡中，袁世凯成了最大的赢家，这是历史的悲哀。

⑶把共和国的诞生这样伟大历史事件的权力交接说成是在紫禁城内悄悄完成，语言充满了反讽。而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则在暗箱操作中改变性质，这种比喻所产生的效果极为明显。把1912年的动荡说成是类似一场赌博，袁世凯成了最大的赢家，这些修辞因素必然要影响读者对晚清那一段历史的想象和理解。

前面说到，季宇这本书不是先有中心思想，然后选择案例来写作，它应该是作者对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历史随笔的合集。目前《清朝大崩溃》这个书名也一定程度的适合，毕竟每个题目都和清朝的灭亡有联系。但是，既然以《清朝大崩溃》为题目，那么导致清朝灭亡的历史案例绝不会以晚清历史为主，清朝前期历史只是一笔带过，中期历史付之阙如。我认为，要是把满人占领中国时的扬州屠城、康乾盛世的文字狱、和珅的腐败案、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两次鸦片战争等都作为案例加以描写，清政权的灭亡的过程就显得清晰完整，与现有的题目关系就更加紧密。

（本文编辑：凌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