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很多人只知道巴金是作家，却不知道他也是翻译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巴金从事翻译工作六十余年。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作家周立民在本篇编辑手记中表示：“巴金翻译的作品与他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很多时候是从‘信仰’的角度选择作品的，我甚至还认为，巴金有时候还借译作传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这也是他翻译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小引

唐弢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名的《晦庵书话》中曾两次谈到巴金的译作。一次是说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他认为，论译笔，后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最佳”，“因为这末一次重印，经过了大大的修改，译文和前三种差得很多”。巴金是从英文转译的，唐弢曾就其中一篇对照过其他人的译文，他认为，巴金的译文“有几处比从俄文译过来的还好，更接近于高尔基的原意”。（《〈草原故事〉》，《晦庵书话》第4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其实，《草原故事》（后改名《草原集》）不止四个版本，在这之后，巴金还是根据俄文重译和改译了该书。多个版本，反复翻译，能够看出巴金对这些小说的偏爱。唐弢在另外一则书话里，则说“屡印屡改”简直就是巴金翻译的特点：

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我酷爱这种态度，又喜欢研究研究他怎么个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买一本，大掏腰包，此则不能不向老朋友郑重抗议者。（《〈过客之花〉》，《晦庵书话》第466页）

这是知人之论，从中能够看出巴金对于译作的严谨态度，甚至，不是态度，而是显示了译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确，几乎在他开始创作的同时，他的翻译生涯也开启了。这套译文集中所收迦尓洵的《红花集》中《信号》一篇就是他最早的翻译作品之一。他自己说过：“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他强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9、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巴金把译文作为“武器”，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用了别人的，也就是他把这些译文的作用和价值已经等同于自己的创作了。作为“盗火者”，他的前辈周氏兄弟也是这么对待译文的，巴金与之一脉相承。

巴金翻译的作品与他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很多时候是从“信仰”的角度选择作品的，我甚至还认为，巴金有时候还借译作传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这也是他翻译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喜欢读一些别人不肯读或不愿意读的书，他的翻译也是这样，既有大众熟悉的屠格涅夫、高尔基这样的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尔岑、廖·抗夫等，别人不大会特别关注的作家。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今天看来他的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对于这些，我念大学时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文《解读巴金思想世界的另一个视角——从巴金的译文看他的思想发展》（收《另一个巴金》，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探讨过，十年前，在一篇《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收《闲话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也具体梳理过，在此不再赘述。

大约是小说家的光芒，掩盖了巴金翻译家的实绩，以及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仅自己翻译，还因编辑工作推动世界文学作品的中译），翻译工作总是被当作巴金的写作“余事”来看待，尽管他的很多译作至今仍然不断重印，还为海外某些出版社盗印，但是，大都零散出版，直到垂暮之年，才作为翻译家系统整理他的译文集。巴金第一个译文集，是由范用先生促动和规划，经董秀玉女士之手编辑出版的。那就是《巴金译文选集》，这套书收了十册小书，选目是《门槛》《木木集》《散文诗》《夜未央》《红花集》《家庭的戏剧》《迟开的蔷薇》《童话与散文诗》《秋天里的春天》《草原故事及其他》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同时出版。它的简体字版，改装两册精装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12月初版。在这一次编辑过程中，巴金先生精心校改了译文。第二次编辑出版的是《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大卷，囊括巴金结集出版的译作（仍有单篇零散译作未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这是巴金在编辑完成《巴金全集》之后，为自己编辑的第二部全集，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文学工作。巴金在友人、责任编辑王仰晨的协助下，亲自编辑这部译文全集，自己和通过友人的帮助再一次审慎地校改了全部译文，并为每卷写下《代跋》，这部译文集的译文可以视作译者的定稿本。

在巴金先生去世之后，巴金研究会和祝勇工作室合作，还曾编辑出版过《巴金译丛》，共五卷，包括《木木集》《门槛》《散文诗》《文学写照》《〈往事与随想〉精选》，2008年10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这次由巴金故居策划，草鹭工作室与浙江文艺出版携手推出的《巴金译文集》则是巴金先生第四个译文集，它参照了《巴金译文选集》，以收精短译作为主，共分十卷，但是选目上有所调整。当年的《译文选集》的出版，距今已近二十年；而《巴金译文全集》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重印，推出一套新的译文集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正当其时。这套新的译文集，有这样几个特点：1、文字以巴金先生手订的《巴金译文全集》为底本排印，在严格依据底本的基础上，改正了历次印刷中仍然存在的部分明显的文字排印错误。2、收入柏克曼的《狱中记》，这是巴金颇为偏爱的一本书，除了收入《巴金译文全集》之外，多年未曾出版过单行本。而克鲁泡特金的《吿青年》，曾对少年巴金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多年来也未曾单独重印过。3、某些卷次在正文之外，增加“附录”，这是此次新增部分，主要收入与正文相关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谈论该书的内容，有的序跋还是近年新发现的第一次收入集中，它们有助于读者对于译作的更深入的理解。4、每卷前面都配有彩印的插图，这是哪怕《巴金译文全集》也未曾做到，而且很多图片出自巴金先生的藏书和珍藏，殊为难得，我想，它们作为特殊的文献也是译作的一部分，也将构成这个版本的译文集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

出版社为这套书做了精心的设计，特意选择小开本，适合化整为零，方便携带和阅读。在普特精装本之外，还将有另外一种仿皮面的西式图案设计的特装本，是为那些有藏书癖的朋友特意准备的。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我想，这套译文集的出版也是献给他的一份礼物。我希望这只是第一辑，还能接着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我有幸参与此书的策划和编辑，应出版社的要求，为每一卷写了简短的出版说明——对此，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画蛇添足之为，但是出版社坚持认为这对读者和营销有好处，我倒觉得未免太看低读者了。——虽然每卷的说明都较为简短，但是，当时写的时候也真是句句斟酌，不敢妄言。不过，现在重看，我又觉得，过分板着面孔、“公事公办”而缺少个性和个人风格。但是，这是“出版说明”的特点所要求的，所以，拿来发表时，我曾想重新改一遍，后来又觉得，那等于完全重写，索性就以这样“公众性”的面目示人吧。等以后有时间，再写一写对每本书的读后感和书里书外的故事，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因为这种写法，写它们时，参考过的巴金先生的前言后记、各种文学史和研究成果等，就无法一一注释清楚了，在此除了感谢之外，也是要说明的。

2019年2月27日凌晨

1、《木木集》

本集收录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两部中篇小说，前者写于1852年，后者完成于1874年。

“木木”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小说展示了聋哑农奴的悲剧性命运，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和她的看门人。在专横的女地主的压迫下，哑奴心爱的姑娘被迫嫁给一个酒鬼，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绝望中，他不辞而别……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作者的抒情笔调，感染了众多读者，英国作家加莱尔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瑰宝，它的影响超出了文学本身，据说1883年屠格涅夫死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普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小说中祖母的形象，和她专横，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点反对的意见，这跟作者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孩和普宁的友谊，以及他们朗诵《罗西阿达》诗的事都是根据真事描写的。普宁就是屠格涅夫母亲的秘书、家奴费尔多•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屠格涅夫后来说，他是“第一个唤起我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兴趣的老师。” 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尔奈特认为，理想主义者普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也是“照活人摹写的”，这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中平民知识分子的全新形象；小说中的穆莎也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屠格涅夫的晚年创作，既能够把握恢宏的时代巨变，又写出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创造出很多具有高度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物形象，是了解巨变中的俄罗斯的生动教材。

巴金的中译本《木木》，1952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普宁与巴布林》，1949年12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本书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2、《散文诗》

《散文诗》是屠格涅夫的文学绝唱，有人说，“他这些散文诗乃是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困难而独特的体裁的最完美的典范”。这组作品作者最初所拟的总题是“一个老年人的手记”，它的写作，最初并非为了发表，而是只想读给身边的朋友听一听，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才拿出去发表，编者征得他同意后，改为现名。写作它们时，作者已经进入暮年，身受病痛折磨；远离故土，心含悲伤情绪，这些都化作忧郁的文字散布在每一篇散文诗中。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歌唱，虽然，它们都是短章，然而，真诚，自然，饱含深情。

巴金也是在远离祖国的时候开始决心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篇章也伴随着他带给他力量，他说：“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他还说：“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虽然谦称本书是他的“试译”，然而却被视为精品得到几代读者喜爱。

本书1945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以后曾多次重印，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本书附录部分为此次印本新增内容，两则译后记，是新发现的巴金佚文，保留了巴金最初翻译散文诗的感想。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也是巴金的译作，最初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8月初版，巴金认为：“他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人。”附印于此，有助于读者对于屠格涅夫的深入了解。

3、《红花集》

在星光璀璨的俄罗斯文学史中，迦尓洵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创作时间短，留下的作品少，然而，他却是一位风格独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对他都推崇有加。屠格涅夫在1880年6月14日致迦尓洵的信中写到：“从您登上文坛的第一天起，我便注视着您——一位不容置疑的、独具一格的、有才气的人。我留心您的创作活动，您的近作《战争与人》（遗憾的是未见续篇），照我看来，使您最终在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中确立了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一看法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也是赞同的……”鲁迅称他为“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认为作品中的“博爱和人道”“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值得关注。

巴金1922年就曾翻译过迦尓洵的《信号》，他说：“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学习。”“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本书收《红花》、《一件意外事》及《癞虾蟆和玫瑰花》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们分别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及一九五二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本排印。

4、《狱中记》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狱中记》应当属于此类。作者亚历山大·柏克曼是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早年曾与他有过交往，他的重要经历在这本《狱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翻译这样的书，对于巴金来说，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且，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巴金曾赞扬道：“十四年的监狱生活都不能改变他的信仰，却反而使他写出叫远在英国的老加本特也惊叹赞扬的《人类心灵之记录》了。” 《人类心灵之记录》便是这本《狱中记》。

然而，写这样一本书，作者揭开的是自己痛苦记忆。他的恋人高德曼曾记述他写作的情景：“每天他不是坐在书桌前面眼睁睁地呆望着空虚，就是狂热地动着笔，仿佛被什么冤鬼驱使着一般。他时时想把他写好的东西毁掉，我必须和他挣扎许久才能够把稿子保存下来……接着又有一些时候他会逃进树林里面去，怕和人间接触，他躲开我，而且特别躲开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笔下活起来的鬼魂。我不知费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适当的方法和适当的话语来抚慰他的受迫害的灵魂。”

巴金翻译的《狱中记》是节译本，最初翻译是1935年旅居日本时，当年回国后，“我在上海虹口公寓住了半个月，编译了这个节本《狱中记》。我很喜欢他的文章，可惜他所写的美国监狱生活，我译起来相当吃力，因此，介绍全译本的计划无法实现，我感到遗憾。”本书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5、《家庭的戏剧》

《家庭的戏剧》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赫尔岑出身俄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誓言要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后遭遇流放，又流亡欧洲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英国学者以塞亚·伯林认为赫尔岑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他在欧洲创立的第一家自由出版社，为后来的俄国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在小说《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以及大量政论文之外，赫尔岑的这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一部深刻而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伯林语）

《往事与随想》写于赫尔岑流亡欧洲期间，是他花了十五年以上时间写成的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它生动地记录了俄罗斯和西欧社会思想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场景和作者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书中作者把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有人说，它“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家庭的戏剧》是《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涉及作者家庭的变故等个人遭际，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 它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译者巴金称赞：“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富于感情、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本书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初版名《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平明出版社排印时改现名；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6、《草原故事及其他》

高尔基的传奇人生和他的影响曾经是文坛神话，光环散去之后，重新面对他的文字，我们发现，它们依旧闪耀着光芒。收入本书的短篇小说和特写都是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的发表，让人看到高尔基的文学才华，一时间，这位文学新人震惊欧洲。有的文学史家曾经说过：自此至俄国第一次革命这段时间，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并列，成为最受关注的俄国作家。

高尔基本人说过：“我对于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作这样的回答，由于‘令人苦恼的贫苦生活’对我的压力，还因为我有这样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写’。前一种原因促使我企图把《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海燕》这样一些杜撰、‘虚构’的东西带到‘贫困的’生活里去；而由于后一种原因，我就写了几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奥尔洛夫夫妇》《鲁莽汉》。”这道出他早期创作的心境。译者巴金曾谈过他年轻时代阅读高尔基这些作品的感受：“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年过九十，巴金再谈，仍然禁不住赞叹：“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 

本书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先后由上海马来亚书店、新时代书局、生活书店印行；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改书名为《草原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而后，所收篇目略有增补。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7、《文学写照》

也许有一天，读者已经忘记高尔基的那些长篇小说，然而，他们却会像过去一样推崇这组回忆文章。托尔斯泰“有超人的智慧”，契诃夫的“聪明而谦虚”，柯罗连科“宁静而非常单纯”，柯秋宾斯基“在美与善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常自如”……在高尔基笔下，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复活了，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有力地抓住人物的日常谈吐、生活细节，充分写出他们的内心和思想感情，是后世了解他们的最宝贵的资料。

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认为：《文学写照》和《日记摘抄》比三部自传“更有说服力地表明，其作者是一位伟大作家”，同时，他认为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是“关于伟人托尔斯泰最有价值的文字”，“问题并不在于高尔基的理解力，而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视线。奇妙的是，高尔基看到了其他人无法看到的东西，记录下了其他人即便看到亦无力记录的东西”。

《文学写照》（曾名《回忆录选》）中译本，一九五九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回忆布罗克》，一九五○年七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本书将两者合为一集出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8、《迟开的蔷薇》

斯托姆（1817-1888）是德国诗人、小说家，1849年发表《茵梦湖》（本书译作《蜂湖》）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三十多版次。作者自认为，它是“德语诗文之明珠”，并希望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诗与青春”是作者吟咏的主题，怀念往昔，是作品忧郁的情调，这些本书各篇作品中回旋，让读者读后也千肠百转。译者巴金说，“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

巴金在少年时代就喜欢斯托姆的小说，学习世界语时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本，外出旅行时常带着斯托姆的书，“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在抗战期间，他翻译了这些作品，并表明：“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

本书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附录中《在厅子里》一篇系作者晚年时才发现；其他几篇文章，谈到该书与译者不同时代的关联，对理解作品大有帮助，故附录于后。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9、《秋天里的春天》

尤里·巴基（1891—1967），匈牙利人。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作家。巴金曾这样介绍他：“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曾经被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很广。……他的《牺牲者》……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即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

小说《秋天里的春天》1929年创作于布达佩斯，两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纯洁的初恋、不幸的命运感到了无数人，译者说：“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学者、出版家陈原上，巴金的这个译本，让他在少年时代“一看就迷上了”，并且“眷恋了半个世纪”。

本书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10、《夜未央》

收入本书的两本书，曾经深深打动过少年时代的巴金，并对他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金是这样说《夜未央》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谈到《吿青年》，他认为：“它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给我们说明了一切，它的话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

《夜未央》的作者廖·抗夫（1881-1913），是波兰并不知名的作家，也是波兰社会党的一分子，二十五岁时他在柏林用德文写成这部剧。在一九〇七年年底，该剧在巴黎公演，立即轰动，此后两年连演百余场。《夜未央》不仅忠实地写出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还是在写出感情与义务之斗争，爱与死之角逐，以及为了信仰献出一切的殉道精神。《告青年》，原为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第六章。作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革命家、思想家、地理学家，他是巴金服膺的前贤，巴金曾引用他人的话赞美他是“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告青年》是作者对于即将踏上社会的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告诫和劝说，在书中，他表明：只有万人获得安乐，才有个人的幸福。

《夜未央》，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初版时书名作《前夜》)，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据校改稿重排新版并改现书名。为了增加读者对于作品的了解，附录部分选录了译者的几篇相关文字，其中小说《春》中所写的青年人排演《夜未央》的事情，取自巴金青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告青年》，曾列为“克鲁泡特金小丛书”先后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及上海、重庆平明书店（1938）多次重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本文作者：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作家周立民；本文编辑：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