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幸福街》，本书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其中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原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高级政工师骆正军老师在参加《幸福街》的分享会后，从本书的人物场景及内容情节、本书的戏剧性及作者自身命运写照这三个方面向读者阐述了他心目中的《幸福街》。

2019年2月24日下午，有幸参与了长沙“止间书店”举办的一场何顿新书《幸福街》分享会，有幸聆听和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有幸认识了何作家，并得到他亲笔签名的一册图书。当晚回到家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进行阅读，但因为有些年老眼花，读起来比较吃力，花了四五天，囫囵吞枣地通读了一遍；然后进行复读、深读，如同“老牛反刍”，细细地咀嚼，而且边读边认真思考，偶尔做些笔记，在书中划一些道道，费了半个多月的功夫，总算完成了这一篇评论和心得。

掩卷沉思，感慨非常之多，粗略归纳一下，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一幅现代版的、动感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硕果仅存的北宋风俗画精品。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写照，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见证。

《幸福街》是被人称誉为“湖南骡子”的著名小说作家何顿的新作，2018年年底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一经问世，好评如潮。“作品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认真品读这一本书，就如同在欣赏一幅现代版的、动感的《清明上河图》，前后左右，远看近观，正看侧看，都能给人以十分难得的审美感受，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喜怒哀乐，悲伤、忧虑、欣悦、愤慨、憎恶、怜爱、振奋，百感莫名。

1、从人物描绘上来看：

在《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里，画家精心描绘了各色人物：马夫、驮工、挑夫、新郎、货主、搬运工、篙师、缆夫、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打卦算命的先生、抱着小孩的妇人、娶亲的队伍等等。画面上，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备。各色人物，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回味无穷。

画中的人物，数量庞大，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有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还有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猪、羊、牛、马、毛驴、骆驼、骡子等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牛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把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色绘形地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在《幸福街》一书中，同样人物众多，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有老师、校长、教务主任；医生、医院院长；工人、厂长、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农民、城镇居民、知青，看守、监狱长、派出所长、指导员，普通民警、协警，盗窃犯、杀人犯，制贩假酒假烟犯，理发师、按摩女、洗脚女、暗娼；小餐馆老板、总经理、饭店服务员，区长、镇长、厅长、局长、副市长……

笔者特意清点、统计了一下，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42个，有姓无名（如刘大鼻子）的36个，有名无姓（如西西、桃桃）的10余个；虽然无名无姓，但有身份（如看守、老五）和言语行动的，达100余人；其余顺带涉及的工人、农民、老师、学生、游客等，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主要人物个个鲜活灵动，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如何勇、张小山、黄国辉、林阿亚、黄国进、杨琼，他们都是迎宾路小学一年级甲班的同学，也是故事的主角，他们打小就“经常聚在一起玩跳房子或踢毽子”；他们在上体育课时，“黄国辉去林荫道上捡篮球时，捡到了五角钱”，上交给体育老师，拾金不昧的表扬稿，上了宣传栏，“一下课他就走到宣传栏前看一眼，看了那一眼，心里特别甜，上课都变得认真了，以前上课像陀螺样坐不稳的，现在手放在背后，挺起脑袋，一句小话都不讲了。以前人中上总是有点鼻涕，自从表扬稿贴在宣传栏里后，鼻涕也没有了。他还主动留下来帮张小山或何勇那组的同学搞卫生。”（014页）……

作家何顿，擅长于人物形象的描绘，往往简简单单的几笔，就能将人物的外貌与个性，精准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如女主角林阿亚，“她的腿十分修长，皮肤光洁如瓷，细长、白皙的脖子和两条光洁的手臂也都白净如玉”（093页）； “赵春花是个漂亮的女人，生一张俏丽的瓜子脸，一双眼睛年轻时候要多妩媚就有多妩媚，而且绝对的水蛇腰和大屁股，随便走到哪里都让男人眼馋。”（009页）；黄家镇区人民医院院长孙映山，“她是个矮塌塌的，嘴巴大、奶子大、屁股也大的女人，走路时肥硕的屁股摆来摆去”（034页）；周兰“那张鹅蛋型的脸，那目光犹如山涧的流水般清澈、迷人”“土色的嘴唇和尖翘的下巴及白皙、修长的脖子”（067页）；严副主任“冷着驴脸，迈着鸭步”（014页）……

2、从场景描摹上来看：

《清明上河图》中有一条汴河：“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幸福街》书中，有一条湘江：“下河街铺着大大小小的青石板，路面光洁……这条街连接着码头，码头上有趸船、跳板，一些年龄较大的男孩喜欢爬到趸船上跳水”，“清澈的湘江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金光，天上有燕雀飞过，落下一串串悦耳的鸣声”（017页）；“傍晚，下河街湘江边上，人头攒动，很多大人小孩都来游泳消暑。湘江里有木排”（092页）；“林阿亚哼起了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何勇觉得林阿亚哼歌的声音真好听，仿佛天籁之声在河上飘”（095页）；“湘江在夜空下静静流淌，有几只船停泊在岸边，于水波中轻轻摇晃”（314页）……

《清明上河图》中有宫室，市肆、桥梁、街道、城楼等等，高大的城楼，街道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着市招旗帜，招揽生意；刀剪摊、饮食摊和各种杂货摊，数不胜数，堪称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民俗风情画。图上的所有建筑物，不仅充分体现了宋代建筑的风格特征，而且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幸福街》一书中，也有街道、民宅、医院、工厂、学校、幼儿园、机关、理发店、饮食店、歌舞厅、监狱、派出所、公安局、火葬场、酱园、日杂店、五金商店和自来水站等等。如：“幸福街是一条居住着八十户人家的小街，一条平整的青石板路，街两旁大多是古旧的平房，房前屋后都栽着果树，橘子树、柚子树和杨梅树居多，也有枇杷树、桃树和梨树，一到果实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就带着果子的芬芳”（004页）；“县正街口的铁匠铺，两个大男人正在打铁，传出叮叮叮的打铁声，火星四处飞溅”（090页）……

而且幸福街的景色，春夏秋冬，各不相同，“三十号的坪上除了那棵吸引小孩子的枇杷树，还有一棵几百年的大樟树，树干那么粗，三个男人都合抱不拢，它是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每年四月份樟树开花时，整个幸福街都能闻见，夜里香气更浓，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009页）；“六月的光裕里树木葱茏，一些住户在屋前栽的美人蕉、玫瑰花都开得十分艳丽” （418页）；“天很蓝，太阳很大，黄亮亮的刺着人的双眼，没有一丝风，路边的树木已被太阳晒得一律耷拉着脑袋，但巴在枝上的知了却极为欢畅地吱吱叫着，仿佛在集体歌唱盛夏的美丽”（159页）。

“院子里都是外婆种的蔬菜，冬瓜、南瓜、丝瓜、辣椒、白菜、菜，种了满院子”（194页）；“八月的湘江，江面宽广，水十分清澈，蓝天和白云都映在水中。河对岸的青山也不示弱地倒映在水里”（216页）；“十一月份正是橘子成熟的季节，橘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橘子，随便摘随便吃”（276页）“十二月份，山上的几棵腊梅树开花了，一朵朵腊梅花于冬阳下黄灿灿的，让人喜爱”（179页）；小农场那阴冷的茅草棚里，“冷风从这条缝那条缝里钻进来，掠夺他的热能，把他释放的热能全部带走了，使他倍觉寒冷”（254页）；“暗蓝色的上苍愁云惨雾的，从西伯利亚赶来的西北风跟他俩打着招呼，冷飕飕地吹在他俩脸上”（280页）……这些场景，就像长卷巨画中的局部，色彩斑斓，逐一放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3、从作品的内容和情节安排上来看：

《清明上河图》的内容丰富多彩，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画家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

《幸福街》的内容，除了以黄家镇人们半个多世纪的遭际和情感故事为主线，笔触还先后涉及到了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唐开元年间的古井），八百多年前的宋代（进士及第的旧匾），以及数百年前的明代（文庙的孔子像）和一百多年前的清代（清朝末年举人的故居）”，文化底蕴之深厚，的确非同小可，就像书中的湘江，一样历史久远。

《清明以及上河图》大致可以分为汴京郊外风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三个部分。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故事，既安排得合理巧妙，又十分生动形象，情趣盎然。如乡村故事：树丛中，错落有序地分布着几户农家小院，几棵高树枝上有四个鸦雀窝，打麦场上有几个秋收时脱粒用的石碾子，羊圈里有几只羊，羊圈旁边似乎是鸡鸭圈，仿佛圈里饲养了很大一群鸡鸭，显得十分恬静而又温馨。婚嫁故事：在城郊结合部，有一队接亲娶妻的队伍，徐徐的从北边拐过来，后面的新郎官骑着一匹枣红马，马后面是一位挑着新娘嫁妆的脚夫，马前一人抱着新娘的梳妆物品盒；前面有一乘“花轿”，轿子后面有一个挑夫，挑着一担鱼肉，象征着女方娘家祝福夫婿富贵有鱼(余)。

码头迎客故事：客运码头，一艘客船正忙着靠岸，客船上有二十多人在紧张的工作，船顶的几位船工，正在收帆放桅——有的船工正在接收从虹桥上抛下的缆绳，准备把客船牵引到码头，再拴牢在岸上的栓船柱石上，以增加客船的稳定；左弦上的水手，用船蒿把船撑向码头，以增加向码头靠近的动力。船头有两位水手：一位一边向右撑船，一面扭头注意码头，以便调整撑船的力度；另一位船工（水手长），手拿撑蒿，右手向前挥动、指挥码头的船工接应。码头上，挤满了男女老少，他们为了迎接自己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正在向客船上摇手招呼；有的还爬上了虹桥，居高临下，以便早点见到亲人。旁边的一只小客船上，也有人挥手呼喊，那是在招揽生意，呼唤需要到分河航道码头的客人，赶紧上船……

全图的故事与故事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动与静搭配十分恰当，喧闹繁华与冷清悠闲，互为映衬。

何顿先生，高中阶段与下放期间，迷上了画画，后来跨进湖南师大美术系学习油画，他曾立志成为“中国的列宾”，一心要创作出像《伏尔加纤夫》那样的世界名画来；大学毕业后，也曾担任过美术教师，因此画过不少的人物肖像。据说他在《幸福街》一书的创作期间，几十年前所绘的那些人物，还经常呈现在自己的眼前。由此可见，他深谙绘制人物、花鸟虫鱼之类景物的诀窍。在创作技法上，将大手笔的写意与精细的工笔描摹，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

他十分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精心地刻划着每一位人物，书中的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如同站在阳光之下，每人都有影子一般，个个都有不同的故事和情节。就连房屋、古井、庙宇等建筑，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结构十分严谨，一笔不苟。如：林阿亚游泳被淹获救的故事，何勇机智勇敢擒获全国通缉的持枪杀人逃犯的故事。杨琼的故事，她在学校是一位被许多男生追捧的优秀漂亮女生，高考失利后成为工人，工厂倒闭下岗，爱人车祸变成植物人；她虽然走投无路，为了养活丈夫和女儿，宁可卖身忍辱，依然对丈夫不离不弃，咬紧牙关与命运搏斗。当黄家镇打造成全国闻名的旅游区，她终于活过来了，先开小商店，接着与何勇的爱人唐小月，一道办起了“往日时光休闲客栈”，成为客栈的老板，名气越来越大，生意红红火火，意气风发，成为全新的女人。

小学老师周兰一家的故事，更加精彩绝伦，令人拍案称奇，也让人唏嘘不已。周兰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刚满十八岁，对生活十分热爱，充满了幻想，“读书时即便不是校花也是班花，那么漂亮，一双眼睛妩媚无比，很多男生都暗恋她给她写情书，把情书偷偷塞进她的书包或抽屉” “一头茂密的乌发，一张脸红嘟嘟的，一双眼睛乌亮的”（002—003页）；“她看见淡蓝色的跳板，那是她往梦乡里跳的跳板。她站到了跳板上，想象自己像女跳水运动员一样，一个燕式加两个三百六十度的抱膝翻滚，栽入了梦乡”（070页）。

她的丈夫——青年理发师林志华，风度翩翩，手艺精湛。周兰被深深吸引，向他借读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便纵身跳入爱河，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文化革命中，因红卫兵查抄林志华的家，抄出他已故父亲从旧军队中带回的、由他母亲保存的一把手枪，“他被乐器厂的人送交到武装部后，就是眼前的这两个人审他，姓刘的一心要在他的身上打开缺口，把他绑吊在梁上，三天三夜不准他睡觉，不给他水喝，要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是实在扛不住了打算一死了之才说自己是国民党特务”（129页）。

林志华被判刑十几年，被关在“不是炎热不堪就是寒冷无比的牢房里”，度日若年，“每当他看见两个已婚犯人的妻子送来肉或猪油或香烟时，他馋得要命”，对自己的妻子周兰由爱生恨，且“一层层加深”（127页）；他“报复的欲望，超过了理智，像一只鹰在他头上盘旋”（132页）；由于被严主任指使人以提审林志华为名，将周兰要与彭校长结婚的事告诉他之后，点燃了他对周兰的报复之火。

林志华“思想已长了霉，犹如树根上长了有毒的蘑菇。他一想到周兰与另一个男人交欢，就嫉妒得眼睛充血”（129页）；在刘大鼻子等人的故意设局、丑化与诱供之下，“被煽动起他强烈的嫉妒心，让他在嫉妒心的指引下充当了帮凶”（133页）；林志华不惜污蔑妻子周兰，是他亲自发展的国民党特务；最后才发觉自己因为心理扭曲，上当受骗，愚蠢已极而被人利用，绝望之后，终于在牢房中上吊自尽，其凄惨的命运，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可叹！

周兰的女儿——林阿亚，很小就背着父亲是“国民党特务”的黑锅，但她没有低头认命，而是潜心读书，成绩特别优秀，在何勇的全力帮助下拿到了高考的准考证；她离开农村，从知青林场走进了名牌大学，又考研成功，毕业后成为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

周兰“生性懦弱，是个需要男人呵护和需要别人关心的女人。她感觉自己的天空塌了，空气都可以把她压扁似的”（064页）；由于受不住“特务妻子”的压力，决心离婚；造反起家的革委会严主任，却利用离婚报告签字盖章的时机，胁迫她屈从于自己；而她心里也想有个靠山，生理也有需要，于是成为了严主任的“姘头”。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社会舆论使她抬不起头，她毅然调入新的学校，以便离开严主任，摆脱“深陷泥沼不能自拔的”尴尬处境。

新学校的彭校长是位转业军人，妻子已经病故；周兰经过工作中的交往，与他情投意合，又一次跳入爱河，准备结婚时，却遭到严主任的无耻陷害，被无辜关押。两年后因形势发生变化而无罪释放，这时彭校长已经结婚。周兰彻底失望，很快与一位工厂的负责人结婚。周兰退休后，她的老伴和彭校长的爱人，都先后去世，周兰却还一直留恋着彭校长，念念不忘；她鼓起勇气，向彭校长表达自己结婚的意愿，但却被彭校长拒绝了。周兰最后在麻将桌上，因脑溢血而死亡，结束了自己人生婚恋的悲歌。

她的婚恋故事，起伏跌宕，曲折蜿蜒，在失望与悲苦里终结，演奏了一曲别致一格的婚恋哀歌，令人十分同情，印象至深。

4、从审美功能和艺术价值来看：

《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并非只是简单描绘了北宋时期的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而是在繁华都市风光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画家在光鲜靓丽的明线之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将这座“不设防的大都市”，绘制成了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张择端通过描绘“惊马闯郊市”，作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桥上坐轿的文官与乘马的武将，互相争道，交织而成的矛盾冲突，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画家“以画曲谏”，提出自己对城防、安全、交通、偃武修文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联想到此后不久的“靖康之变”，金军铁蹄肆意蹂躏大宋江山的悲惨情景，不得不令人感叹画家的先见之明，由此带来许许多多的借鉴与启迪。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评价《清明上河图》时认为：“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的条目中，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欧阳友权先生认为：“何顿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原色，历史的脉动，发生在幸福街的故事恰恰是中国近六十年发展的缩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作家胡平先生认为：“《幸福街》描述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幸福街的时代变迁，以及街上两代人数十年的命运遭际，真切还原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几乎在所有细部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成为‘历史的书记’”。

“《幸福街》让人读来亲切，与作者成功的人物塑造有关，每一个主人公的形象、语言、性格特征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何勇的正直，重情义；张小山的市侩、尖滑；黄国辉的鲁莽、江湖气；林阿亚的乖巧、聪慧；黄琳的霸道、官场气……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尖山画室）

笔者认为，《幸福街》一书的作者何顿，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而且站在生活与历史的高度，运用朴实而生动的语言，将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的命运遭际，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命运境况，与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全景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同不朽的《清明上河图》，同样带给人以不尽的思考。

二、一部湖湘味浓酽的大戏《龙须沟》

3幕话剧《龙须沟》，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剧作完成于1950年，次年2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导演焦菊隐。《龙须沟》是一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它通过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与热爱。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一部好的剧本，能高度集中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冲突，并通过它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何顿先生的《幸福街》，是一部精彩绝伦而又妙趣横生的大戏，因为全书充满了戏剧性，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社会之间，甚至人物的内心之间，都有着数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和冲突。

1、从编撰思路的结构上来看：

《龙须沟》的编撰结构，是一个“品字形”，其时间跨度从第一幕的“北京解放前”，到第二幕的“北京解放后”，再到第三幕的“1950年夏”，只有一到两年的时间。第二幕又分成了三场，是其创作的重点部分，篇幅占了全剧的二分之一还多。

第一幕的内容为：解放前，北京龙须沟是条臭水沟，沟旁住满了各式各样卖力气、耍手艺的下层劳动人民。这些居民经常遭受国民党、恶霸、流氓的迫害，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凄惨。尤其是打雷下雨的季节，这儿的居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因为这条沟教我年年发疟子，淹死小妞子；一下雨，娘子就摆不上摊子，你拉不出车去，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老天爷，可怜可怜穷人，别再下雨吧！屋子里，院子里，全是湿的，全是脏水，教我往哪儿藏，哪儿躲呢！有雷，去劈那些恶霸；有雨，往田里下；别折磨我们这儿的穷人了吧！”……

第二幕到第三幕，表现龙须沟的变迁历程。解放后，龙须沟同北京一起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法办了恶霸流氓黑旋风与冯狗子，治理了龙须沟，龙须沟沿岸民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赵老：这叫五福临门！二 春：哪五福呢？赵 老 ：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 

剧本通过描写生活在同一地域（北京龙须沟）一个小杂院的四户人家，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不同生活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为人民谋利益，并使其过上好日子的伟大业绩。

《幸福街》的故事内容，在时间跨度上虽然有六、七十年，但实际上也可以划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这么三个大的阶段，同样可以看成为“品字形”的结构。只不过“文革前”所占的比例较少，从章节安排上看，只有2章，包括后面夹述的一些内容，满打满算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文革中”为3——19章，22——24章；“文革后”为20、25——44章，后面的篇幅占了二分之一还多，是全书的重点。

每一个阶段的黄家镇，地点和场景虽然基本相同，但环境却有着极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当然也着天渊之别。

请看：“文革前”的冷清与萧条，“幸福街一号是幢平房，门框是质地非常结实的花岗石，花岗石门框上凿了两个扭着身躯的石狮，昂头瞪着前方。门是那种七公分厚的杉木门，被铁条和铆钉铆得很牢；一边一个狰狞的铁龙头，含着铁环，大门关着时用手拍打铁环会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这声音能轻易地唤醒门房。”（007页）那时的人们，单纯且压抑：陈漫秋“读小学时是个灰姑娘，嘴永远半张半闭。她的目光是拘泥的，头发好像永远没有梳理过，衣服也总是旧衣裳”（024页）；“陈漫秋的少女时代是十分孤独的。一方面是母亲的独断专行，把她锁在家里；另一方面是她的出身，在那个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就没人瞧得起她”（025页）。

“文革中”的凋敝、荒唐和茫然，“文庙那堵几百年来留着不少文人墨宝的墙被人推倒了，那尊明代时被黄家镇的祖先供奉的孔子像也被人推倒和砸碎了”；“一九六七年，全国的中、小学都停课了。何勇、张小山、黄国辉和黄国进整天在街上游荡，去大米厂的老糠房玩英勇就义，爬到堆积如山的老糠顶，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下跳，不玩得筋疲力尽不收场。或聚在一起玩油板、玩玻璃弹子”（058页）；“那些年搞运动，整残了一些老师……老师镇不住学生，学生就没理由读书，来学校成了玩……初、高中原是读三年，从这一年开始，改为读两年。教育要革命也出了新规，取消中学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改成了开卷考试……那几届学生，受运动思潮的影响就懒得学习，老师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因为即使是课堂练习，也没几人做”（140—142页）。

“文革后”由八十年代的开放、无序，再到新世纪的繁荣与规范：“迎宾路街上，两旁的樟树、槐树和栾树都是七八十年的大树，有的已上百年了，全都浓荫蔽日。沿街的住房都悄然变成了商店，小饭店、裁缝店、腊味店、服装店、蛋糕店、理发店、日杂店和水果店等等”（309页）；“街上一个个人做着生意，穿着笔挺的西装、戴墨镜、抽外国烟，皮鞋踏得麻石街噔噔响”（322页）；“红彤彤舞厅生意很火，县城街上的年轻人更多，没事就朝立着花岗岩石柱、装有不锈钢玻璃大门的红彤彤舞厅里拥，潮水一般涌进又潮水一般涌出”（387页）。

“古井在多年前重新修整了，石栏杆围着，一旁有一块花岗石，石头上阴刻着古井诞生的时间和朝代，魏碑体，烫了金，在阳光下黄亮亮的”（519页）、“街上，废弃了多年的竹器厂、陶瓷厂、乐器厂、大米厂、面粉厂和县糖果饼干厂、县红旗织布厂的厂房，被香港投资公司和旅游公司分别从镇政府手里签下了五十年的租期”“改造成休闲的旅社、酒吧和餐厅”，分别取名“那些年”“激情岁月”“八十年代”“慢生活”和“梦工厂”等（522页）；“黄家镇的游客平均一天两三万人，若节假日，游客有时候能蹿到五六万，周末的游客，基本上保持在四万左右”（527页）。

字里行间，既有时代变迁的脉动，也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鲜明见证。主次分明，重点十分突出；新与旧的对比，十分明显。

2、从作品反映的主题层面上来看：

《龙须沟》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旗帜鲜明。剧中描述了：小恶霸冯狗子，抢了程娘子的烟；同院的三轮车工人丁四，也受到恶霸的无端欺凌；正直的泥瓦匠赵老头，出于义愤，为他们打抱不平，人单力薄，无济于事。不久，丁四的女儿小妞子，掉进了脏臭的龙须沟，被淹死了。

解放后，恶霸流氓黑旋风被人民政府法办了，狗仗人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的冯狗子，被迫到派出所去坦白，参加学习几个月，出来蹬上了三轮车，自己挣钱吃饭，不偷不抢，真心改邪归正。“疯子：（独自徘徊）天下是变了，变了！你的人欺负我，打我，现在你也掉下去了！穷人、老实人、受委屈的人，都抬起头来；你们恶霸可头朝下！哼，你下狱，我上民教馆开会！变了，天下变了！必得去，必得去唱！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

《幸福街》同样讴歌真善美，而且有十分明显的“英雄情结”。小说的主人公何勇，是小学校长和大米厂厂长的儿子，他曾经当过下放知青，因为没考上大学，没能留住同学林阿亚青梅竹马的爱情；后来当了警察，勇抓全国通缉犯，立功成了英雄，被先后提拔为派出所长、主管治安工作的副镇长；他虽然非常讲义气，但十分注重友情与正义的“底线”——“何勇不想在大是大非上和稀泥，说：‘正因为是几十年的朋友我才提醒你，犯法的事干不得’……何勇感觉张小山的身上藏着只狼，这只狼饥饿地盯着一个个人，好像随时会扑向谁一样”（527页）。

何勇虽然曾经想方设法地帮助张小山和黄国辉，排忧解难；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他的苦口婆心，力劝无效，张黄二人最终走上了入室偷盗杀人的犯罪之路。何勇亲自出马抓了他们，送其上了刑场，以酒作饯；并且亲自出钱，买了两口棺材，将他们入棺安葬。十年后，何勇对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依旧未能忘怀，特意“买了几个苹果，再买了一包软包装芙蓉王烟——这种烟他平时是舍不得买的，还买了瓶德山大曲”（527页），去面对湘江的坟山上，祭奠张黄二人。作家将他那种情与法的心理冲突，抒写得十分真实可信；友情与道义，纠结在一起，难舍难分，既逼真又分外感人。

《幸福街》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同样也非常给力。如：“这些年，坏人忽然多些了，打麻将赌博的、卖淫嫖娼的和骗子都冒了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黄家镇的工厂纷纷垮了，街上游手好闲的人多了，偷盗的案子也多些了”“派出所的民警忙起来了，不是抓盗贼、抓赌就是抓卖淫嫖娼”（411页）；边远山村也同样存在，“除了赌博，偷鸡摸狗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把鸡或狗拿到邻乡或邻县的餐馆换钱”（452页）；“这年月，你还指望什么东西可以放心食用？猪肉里含廋肉精，蔬菜和水果不是饱含农药就是含刺激性生长激素，鱼不吃催长激素，长不这么快”（493页）。

《幸福街》对邪恶人物的鞭挞，也可谓十分淋漓尽致。如：刘大鼻子运动一来，就跳得很凶，把人往死里整；农民出身、一身匪气的区革委会主任——严伟，“他卑劣、粗暴、蛮横”，“鹰一样的眼睛”、“驴脸”，不仅仗势欺人，强逼善良、漂亮却懦弱的小学老师周兰，成为他的情妇，而且擅长于弄权，胡作非为，千方百计阻挠她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一手造成了她的婚恋悲剧。

从东北流窜到湖北、江西，到处杀人抢劫的两名歹徒，震惊了公安部，他们虽然躲过了众多武警的沿途追捕，最终却在黄家小镇，被英勇机智的何勇，带着几位普通民警擒拿归案，受到法律的严惩——充分说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理！

全书字里行间，既有作家对社会百相的清醒解剖，对丑恶现象的严厉谴责，也有作家自身良心的真实披露。如同鲁迅先生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因为社会的不完美，才需要人们不断地警醒，催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确立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3、从典型人物塑造的深度上来看：

《龙须沟》剧中，塑造了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为人耿直正派的老艺人——程宝庆，原在一家茶馆里唱单弦，因拒绝到恶霸黑旋风家中唱堂会，被其手下的爪牙打伤，逃到龙须沟居住，靠妻子程娘子摆烟摊过日子。程宝庆满怀忧愤，但人们都不理解他，许多人叫他为“疯子”。只有程娘子忍辱负重，希望丈夫能等到再出头的日子。

戏剧冲突是构成戏剧情境的基础，是展现人物性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程疯子”其实不疯，他的内心世界明白如镜。请看——“疯子：娘子差矣！（数来宝）想当初，在戏园，唱玩艺，挣洋钱，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受欺负，丢了钱，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 

由于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生活在龙须沟的“程疯子”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都具有社会性。解放之后，天也新，地也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极大的改变。请看——“疯子：听着啊——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

《幸福街》一书中，作家也着意刻画了一位“疯子”——高晓华，他这位文革中的“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敏感多疑，性格像曹操，一心想要成为领袖人物，到知青林场后，与众分道扬镳，自主开办小林场，打算建成一个“乌托邦”——“互助友爱”“无私无我，一切都是大家的，包括父母寄来的钱物，你能做到一切都交公吗？”“三年不回家的”新型集体（251页）；“那个野心让他幻想将来有一天，幸福街一号他的卧室将永远保存下来，成为别人来参观的‘故居’”（253页）。

但事与愿违，他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粉碎：那年冬天，知青们都以各种理由，离场回了家，撇下高晓华与同学恋人黄琳，困守“在小农场那阴冷的茅草棚里，在无人打搅的浪漫的性爱中”度过了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招工进厂后终于与黄琳结婚，但因性情不和，黄琳有了外遇，高晓华打人致残，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精神错乱，穿着红卫兵时期的破旧军服，戴着红袖章，疯疯癫癫地流浪在街头，向路上行人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最后死在自家房中，多日后因尸体腐烂才被旁人所发现。

生活在《幸福街》的人们，个个都历经了时代风雨的洗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高晓华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与社会格格不入，既好高骛远，又不能脚踏实地，内心的冲突与外部冲突，交错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最后产生精神分裂；他的悲剧命运，充分说明任何人都无法躲避时代浪潮的冲刷，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局限和桎桍。

4、从语言特色的运用上来看：

老舍的作品，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龙须沟》中人物的语言，是加工提炼过的北京白话，让观众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他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体现出老舍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如：“这个鬼地方，一阴天，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赶明儿六月连阴天，就得瞪着眼挨饿！（往外走，又立住）看，天又阴得很沉！”“这年月，物价一天翻八个跟头，差不多的规矩买卖全关了门”……

何顿的《幸福街》，语言同样朴实无华，雅俗共赏。从全书的章节标题中，就可见其端倪。全书44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句话，如：“05林阿亚成了只可怜的小猫”“09长大了肯定是二流子”“12老鼠都敢欺负他了”“31也许我天生就不是个好女人”，非常的口语化，既通俗易懂，而且非常形象，并且是该章内容的精确归纳；再如：“爱情能让女人变漂亮”“大红枣儿甜又香”“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往昔时光”，语句中既蕴含着美感，而又十分贴切，不留刻意而为的痕迹。

老舍的作品追求幽默风趣，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他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他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如——“赵老：我刚才说的对不对？作官的坏！作官的坏，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大小的买卖、工厂，全教他们接收的给弄趴下啦，就剩下他们自己肥头大耳朵地活着！二春：要不穷人怎么越来越多呢！”“赵老：日本人滚蛋了以后，上头说把沟堵死。好嘛，沟一堵死，下点雨，咱们这儿还不成了海？咱们就又捐了钱，说别堵啊，得挖。可是，沟挖了没有？四嫂：他妈的，那些钱又教他们给吃了，丫头养的！”……

在何顿的《幸福街》中，长沙的方言土话，比比皆是，充满了地域特色。如：“你少说两句不会死？”“你这蠢鳖，一锅鸡被你炖得䊳融的！”“你是这样打老子，老子要离了这鳖婚！”“一个蠢鳖，你当我蛮在乎你？”“这鳖堂客（老婆），崽都生不出，还动不动就跟老子顶嘴！”“只要老子抓到他贪污的把柄，老子崽不整死他！”（403页）

何作家的语言功底，非常深厚，既生动形象，而又新颖，不落俗套。如：“陈漫秋悲伤地叫了声，‘妈’——这一声妈拖得很长，像橡皮筋，扯出了一大串委屈的眼泪，她伏在桌上哭了。”（104页）“忘了她吧。她不是你的菜。”（311页）“张小山着一身蓝西装，西装敞开，一根红领带吊在胸前，手里夹一根福寿膏，烟雾袅袅升腾，一副跩相。”（321页）

中南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聂茂先生认为：何顿“立足于湖南本土，几十年如一日，他难能可贵地开掘出黄家镇这片真实与虚构的原始矿藏。粗犷是他的风格，粗砺是他的品质，他的叙事带着泥土的黏性和人性的腥味，有着野兽般的活力。从《生活无罪》开始，他自觉地坚持地域性写作，用地域性语言进行个性化叙事，由地域抵达整体，提升了中国经验的叙事美感。”

《幸福街》是大戏，而且戏中有戏，如：黄家镇中学排练的京剧《沙家浜》，在学校文艺晚会上演出；“学校七点钟开始文艺晚会，附近的居民还在六点钟就早早地赶到学校，于是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除了学生非常有秩序地坐在台下观看文艺节目外，周边还挤满了大人和小孩”（32页）；陈漫秋“在台上演阿庆嫂演得太出彩了，那扮相、唱腔和她与刁德一斗智斗勇的那一段戏真让人觉得好到家了”，因而成了黄家镇最红的姑娘（096页）。

既有悲剧——县花鼓戏剧团效益不佳，演员外出走穴，因争风吃醋而发生群殴；张小山开的舞厅，凌晨被大火烧毁，损失惨重，因无法赔偿而身陷牢狱之灾。又有喜剧——“陈漫秋写了部以城镇青年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取名《往日时光》……在全国反响极大，创全国收视率第一……这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在黄家镇拍摄的，这对古老的黄家镇是个很好的宣传”（521页），使得黄家镇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景区之一。

由上可见，《幸福街》充满了戏剧性，如能搬上舞台，或者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必定很火！

三、一首富有东方神韵、气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

贝多芬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写下一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从而被引用为本交响曲具有吸引力的标题。作品的这一主题贯穿全曲，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与震撼。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完成以前便已经有了创作此曲的灵感，一共花了五年的时间推敲、酝酿，才得以完成。乐曲体现出了作者一生与命运搏斗的思想，“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恩格斯曾盛赞这部作品为最杰出的音乐作品。整部作品精炼、简洁，结构完整统一。

《幸福街》一书，是一首富有东方神韵、气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因为何顿先生不仅写了人之命运、家之命运，还涉及到了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而且是作家自身命运的真实写照。

请看：“离县红旗织布厂不远的文庙”，“栏杆被人拔了。那张几年前他见过的很庄严的红漆大门也不知去向”“门窗都被人撬掉了，屋梁上吊着大片蛛网，地上有干硬的狗屎、猫屎和鸡粪，到处脏兮兮的”“一面墙上有孔子授徒的画像，但被人用石灰涂了，写了一大排庄重、宽大的黑体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石灰是白色，盖不住，没被字体覆盖的墙壁还能透出些底色”（089页）“破烂的黄公庙”，“早几年，和尚和道士都被强制还俗了，这几年下来，庙变得破烂不堪，庙门被大撬开，庙里的东西全被偷光了，只剩了几十间破门烂窗的空房子。黄国辉对着墙角撒了泡尿”（089页）

“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除了整排的领袖著作，就几本鲁迅的书，文艺书籍一律下架了”（092页）“那一年，教室的黑板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横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都懂这句话，这标语天天呈现在眼里，就更没人读书了。何勇的课本还翻开过，一个学期结束了黄国辉的课本还跟新的一样，因为他从没翻动过一页。”（190页）

“综合治安指挥部离区政府不远，一个庭院，庭院里有几棵玉兰树，围绕庭院都是房间，大多是用来关人的，房间的窗户上都钉着栏杆，为避免人跳窗逃跑”（113页）“赵春花的一个亲戚上街卖鸡蛋，被区综合治安指挥部的人抓了，鸡蛋没收了，还要她写检查。”（113页）

这其中，有对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优秀文化、传统和文明的亵渎，有对法律的蔑视和践踏，有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和欺凌。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铁的事实，告诫善良的人们，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决不能容忍任何人打着任何旗号，来践踏法律，蔑视法律，倒行逆施，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贝多芬开始构思并动笔写《命运交响曲》，是在1804年，那时，他的耳聋已经完全失去了治愈的希望，他热恋的情人朱丽叶·琪察尔迪伯爵小姐，因为门第观念而离开了他，再加上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一个令人窒息的封建时期——一连串的遭遇，让贝多芬备受打击，但这位坚强的音乐巨人并不想就此认命，更不想屈服于命运对他的捉弄，他想要向命运、向大家证明，即使自己耳朵聋了，也照样可以进行音乐的创作。

何顿先生自身的命运，同《幸福街》书中的主人公们一样，充满了坎坷与泥泞。他是长沙街上长大的孩子，家住在一条叫青山祠的小巷子里，街头巷尾就是小何顿的乐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喜欢和同伴们一道，吟唱“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的顺口溜；他们还常常钻进附近书院路的异南春茶馆玩，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讲书说古。

何顿的父亲是教育工作者，也常给他讲故事，什么“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耳熟能详。读中学的时候，何顿迷上了《水浒传》，喜欢画画，画得最多的，除了飞机大炮，就是水泊梁山中的好汉黑旋风李逵和浪里白条张顺。

1977年，他高中毕业后赴长沙县开慧公社插队务农；79年高考后，进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历任长沙市光电二厂子弟学校的教师，长沙市第九中学的美术教师，业余干过装修等，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来成了文联创作室的专业作家，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和《流水年华》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黄泥街》、《湖南骡子》等，曾多次获得各项文学奖，其中《黄埔四期》2018年获得第二届路遥文学奖。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

2月24日下午，在长沙“止间书店”举办的何顿新书《幸福街》分享会的现场，有幸聆听和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与心得。他坦承自己，写《幸福街》这部书，已经“动了十几年的心”。早就想写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但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还有很多可能性，还不到动笔的时候。2015年，患了直肠癌（恶性肿瘤），经过了生死沉淀，他才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强烈欲望，躺在病床上就开始动笔，每天只能完成一千来字……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编辑老师们的无私提携下，得以顺利推出这本38万字的长篇佳作。真正可以说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笔者是何顿先生同时代的人，不过早生了数年。我的父母亲都是湘南山区的小学教师，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很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上小学时加入过少先队，1969年初中毕业，1975年下放到农村，当过赤脚医生，在农村摸爬滚打三年；1977年有幸跨入大学的门槛，1980年大学毕业后，积极报名支边，经湖南省教育厅、人事厅选派，在海拔4500公尺的藏北高原工作了整整17年。1997年11月内调回到永州，直到2015年退休，方才定居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大半辈子，时刻都以“德高为师、学高为范”来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也喜欢舞文弄墨，但与何先生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

我对何顿先生早闻其大名，如雷贯耳，也曾经拜读过他的大作《我们像葵花》，的确是钦佩得五体投地。因为几乎是同龄人，经历上也基本相似，所以读起《幸福街》一书来，感同身受，联想特别多。

这部书，不仅仅是何先生个人，也足以代表我们这一辈人，对整个社会和家国养育之恩的回报，体现了他对祖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的关切，也寄托了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美好愿景。

正如聂茂先生所言，“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不断地提醒，它不仅仅表达痛苦，不仅仅是将痛苦置于个人良知和生命的最高阀，更是将痛苦置于国家、民族的记忆深处，让忘记历史的人感觉到背叛的耻辱感。正因为此，何顿的个人书写不仅是为历史正名，更是极其丰沛地填补了国家叙事长期以来被忽略甚至是被遗忘的一页。”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曾经着重指出：“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幸福街》不是画，但它有画的风采和神韵；《幸福街》不是戏，但它有戏的剧情和框架；《幸福街》不是曲，但它有曲的节奏和旋律。《幸福街》既是画，也是戏，更是曲，因为它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新时代的传世佳作。

（内容来源：湖南文艺出版社；本文编辑：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