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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20日 来源:秋野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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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黄国荣专栏】淞沪战争期间,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全体员工除出版发行刊物,仍在继续征募前线需要的军需用品,还要接送伤员,以及与军政大员斡旋,展现了出版人在困难时期志不可夺的优秀品质。
1月的上海,树枝还是枯的,春寒的风比冬天更扎脸痛。淞沪的战争仍在继续,战局于日军十分不利,日本内阁于又调陆军第9师增援,又换植田谦吉统一指挥。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第87、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战争进入白热化。
前线吃紧,韬奋和《生活》周刊全体员工就更忙,除出版发行刊物,他们仍在继续征募前线需要的军需用品,还要接送伤员。上午,韬奋刚从“《生活》周刊伤兵医院”那里回到华龙路周刊社,正在向徐伯昕询问军需物资征募情况,屋外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和引擎声。韬奋和徐伯昕警觉地朝外看,来的是军车,觉得有点不对劲。
孙梦旦匆匆跑进门来报告:韬奋先生,胡宗南将军来了,来了三辆车。
韬奋和徐伯昕感觉有些奇怪: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徐伯昕跟韬奋说:你还是避避好。
韬奋沉吟了一下:不怕。能有什么事呢?说着他向孙梦旦吩咐,梦旦,你要到咱们的伤兵医院去一趟,那边药品有点紧张,你带些钱去,帮他们解决一下。韬奋说完举步朝大门外走去。
书店门前停了三辆军车。韬奋走出大门,胡宗南已经下车,他在看《生活》周刊社的房子。徐伯昕也跟了出来。
韬奋热情地迎向胡宗南:胡将军,尊驾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小杂志社,有失远迎,不知不为过啊。
胡宗南个子不高,据说当年考黄埔时,因为他矮,身高不到160厘米,体检时被淘汰,是经党代表廖仲恺特批才得以参加考试。个子不高,但说话做派有点大大咧咧,他没在乎这礼节性招呼,他说:邹先生名声在外啊!碰巧路过上海,特来拜访邹先生。
韬奋实话实说:小小杂志社,岂敢劳将军大驾。
胡宗南岔开寒暄,发现孙梦旦和一些员工在往外搬药品,疑惑地问:怎么,邹先生要改行办医院啊?
韬奋没有开玩笑的心情,直接告诉他:吴淞闸北的战火还在漫延,战地救护有困难,孙夫人带头办起了伤兵医院,我们做一点应该做的事。
胡宗南夸赞道: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哟!
韬奋礼貌请胡宗南进屋:胡将军里面请!
胡宗南没有进屋,直率地说: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韬奋也直率地说: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怠慢委屈了将军您。
胡宗南哈哈大笑:还是找个地方吧,我带了车,方便得很。
韬奋说: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徐伯昕立即走过来轻声征求韬奋意见,要不要陪他一起去。
胡宗南不屑地说:用不着陪,我胡某保证把你们老板安全送回。
韬奋礼貌地跟着胡宗南上了车。秘书与卫兵分别上了前后的车。三辆车飞驰而去。
韬奋对胡宗南突然光临的目的一无所知,但胡宗南在中国是大名鼎鼎著名将领,而且他跟蒋介石还是同乡,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黄埔系一期毕业,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就听人说过胡宗南,说他参加过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北伐是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尤其是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积极效力,他在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中居首。
上车后,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韬奋想,他与胡宗南没怎么交往过,他无缘无故来找他肯定是受上面的委派,不知他究竟要谈何事,韬奋不得而知,他觉得也没必要急于了解,于是上车大家都沉默着 。
直到进了那家宾馆的会客室,他们坐定喝上茶,胡宗南才开口说话。他一开口,韬奋就知道,果然是受蒋介石之托,前来充当说客。
胡宗南说:邹先生,你们的《生活》周刊,应该多谈生活,谈这么多政治做什么呢?
这话问得韬奋啼笑皆非,只好无奈地回答他:政治也是生活哪!生活不是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这些内容嘛!
胡宗南不想绕圈子,他单刀直入地说:既然要谈政治,那么党国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你也是国中国国民,就应该帮国民党中央,帮国民政府说话,应该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分析形势,批评时弊。
一进入正题,韬奋反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微笑着说:胡将军,我们的《生活》周刊不是国民政府的官办周刊,是民办的,我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也是公开的,我们没有党派,也不随波逐流,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反问:民众的立场是什么呢?政府是代表民众的,政府的立场不就是民众的立场嘛!政府的主张不就是民众的主张嘛!
韬奋摇了摇头说:胡将军,不能这么武断地一概而论,民众的立场跟政府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你可以要求民众放弃自己的立场,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但政府的立场不能代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有点急,他接着说:你这样只是强调了另一面,民众是什么?民众里面有良民,但也有乌合之众,他们的立场能代表国家的立场,能代表民族的主张吗?
韬奋解释说: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我们专门发表过文章,我们所强调的,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立场上,对中国前途,我们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才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
胡宗南觉得韬奋太自负,一个小小的杂志社,竟要跟政府对着干,这不是无法无天嘛!他毫不客气地说:邹先生,别太书生气了,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做事,先要抬头看看天,要知道这是谁的天;再低头看看地,要知道这是谁的地;明白了天下的意思,你才会有路可走,才会有事可做,否则,你会寸步难行,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请你记住,这是一位姓胡的军人给你的忠告。
……
韬奋随胡宗南走之后,徐伯昕一直放不下心,他不时到大门口张望,他们离开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回来。恐怕是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了。他们是搞杂志出版的,他们是扛枪打仗的,搞新闻出版的跟这当兵的坐到一起,有什么好谈的呢?又能谈什么呢?时局这么乱,19路军和第5军还在跟日本鬼子打着仗,你胡宗南不去打日本鬼子,跑这里来找什么事呢?徐伯昕越想越不放心。
胡宗南与韬奋的谈话越来越激烈,一说到抗日,两个人争论起来。
韬奋说:面对暴日的侵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奋起抗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胡宗南说:谁不想抗日呢?但打仗不像你们写文章,有脑子有笔就行。打仗要人、要钱、要统一意志,不是谁想当然就能做的事。要是日本再增兵,再增加航空母舰,再增加空军飞机,19路军和第5军能坚持多久?
韬奋激奋地说:你作为一个将军,作为一个军人,竟如此消极!实在让人遗憾。面对强敌,我们难道要选择妥协,选择投降吗?国家的尊严还要不要?民族的尊严还要不要?军人骨气哪去了呢?大敌当前,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需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原则,就是一个妥协忍让的原则,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胡宗南有点不屑地说:说得轻巧,统一,现在的中国统一得了吗?军事委员会让张学良在东北抵抗,他抵抗了吗?李宗仁、白崇禧让他们离开广西他们干吗?唐生智让他守河北,他还要回湖南呢!阎锡山,冯玉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听吗?你想抗日,共产党在扩大他们的根据地,这样一种局面,不安内,能有力量跟日本人拼吗?
韬奋耐心地说:胡将军,这仅仅是一个方面,马占山将军就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何以尊崇马将军,一、牺牲自我以保族卫国的精神,二、正义所在,生死不渝的精神。
胡宗南又激动起来,他站起来说:日本侵略我国,是中国人,谁不想抵抗!我们都在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政府也在抗日,没有委员长统帅号令全国,中国还有今天的局面吗?
但是,每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抗日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你作为国民,必须拥护政府,就是抗日,立场、主张也要跟政府一致!
韬奋也很激愤,他争辩道:我们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号召全国抗日,我们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背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就站不住,这对政府也没什么帮助。
徐伯昕再次跑到门外,站在那里焦虑地朝远处的马路张望,还是不见韬奋回来。他再一次抬手腕看表,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他有点坐立不安。
徐伯昕终于看到一辆军车朝杂志社开来,徐伯昕、孙梦旦等急忙迎过去。军车在杂志社大门前急刹车停住。车门打开,韬奋坦然下了车,他朝司机招手致谢,军车掉头飞驰而去。
徐伯昕关切地问:谈什么啦?。
韬奋笑笑说:说客,蒋介石的说客,他要咱们改变立场、主张,拥护南京政府。
徐伯昕着急地问:那……那怎么办啊?
邹韬右摊开两手,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他说:《生活》周刊只怕要面临新的压力和打击。
徐伯昕若有所思地点头,忽又问:他还会对咱动粗?
韬奋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胡宗南要逼我,是蒋介石在逼我啊!动粗只是迟早的事。
徐伯昕和孙梦旦一怔,都一时无言。
徐恩曾再见蒋介石时,那张圆圆的脸蛋上,不再堆满不那么值钱的一贯微笑。胡宗南没给他,更没给蒋介石带来喜悦,他这一趟上海之行不只是带来失望,而是挑战。
蒋介石却什么也没说,让徐恩曾抱走一大摞《生活》周刊。
徐恩曾抱着一大摞《生活》周刊回到自己办公室,经过几天的阅读研究和揣摩,他发现,韬奋从1930年底就开始给政府发难了,而且他胆大妄为,不知道天高地厚地无法无天,他居然敢跟政府作对,敢到老虎头上来拍苍蝇,别说苍蝇,就算老虎头上爬满了马蜂,那也是你能拍的吗?他还发现,委员长真了不得,他操着国家的心,操着军队的心,居然连《生活》周刊期期都看,而且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和段落都用红色彩笔勾画了出来。
1930年12月有一篇《对蒋张避名致敬的问题》,矛头竟直接指向了蒋介石与张学良。再有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直接抨击皖省府主席陈调元,说他置全国各处灾民之啼饥号寒急待赈救”、陕民“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伤枕籍”的惨情苦况而不顾,奢侈荒谬地用十万金以上的代价为其母大摆祝寿盛筵。还有一篇《我们的立场》,第一条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这种独来独往,漠视党国,无视政府的立场不是想造反嘛!
徐恩曾还发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韬奋更了不得了,他把《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地抨击,还自成为各党各派各系的监督机构,稍有不如愿看不惯之处,想怎么讽刺就怎么讽刺,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有恃无恐。
说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生活》周刊毫不客气地连篇累牍批判抨击“攘外必先安内”是不顾亡国灭种的妥协政策。
看了这些,徐恩曾彻底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他做了一番考虑,然后去见了委员长。
徐恩曾提供信息,韬奋跟孙夫人走得挺近的。《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黄炎培,是他重用的韬奋,他直接主管这个刊物,他建议委员长见见黄炎培。
黄炎培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去《生活》周刊见了韬奋。黄炎培很为难,把《生活》周刊交给韬奋,是黄炎培相中韬奋是个人才,他不只文章写得快写得好,而且这人有中国文人的胸怀与度量,也有胆识,为人做事讲人格,重尊严。果然他没有看错人,也选对了人,看着《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他和职教社负责人都很欣慰。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如果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这真给黄炎培出了难题。
黄炎培没跟韬奋讲他南京之行的过程,也没把徐恩曾和蒋介石的话全告诉他,他只是婉转地把上面责令主办单位职教社要管理好《生活》周刊,黄炎培劝韬奋,是不是适当调整一下《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避开与政府的冲突。
韬奋完全体谅恩师的难处,他没有意气用事,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但有一点他很明确,《生活》周刊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靠它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离开了既定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生活》周刊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周刊,这样,他不只是对不起全杂志社同人的一片心血,也对不起自己这些年的艰难奋斗,更对不起《生活》周刊的广大读者。但是,不改变宗旨、立场与主张,黄主任和职教社的负责人就无法向政府交待。经过慎重思考,他仍然坚持他的一贯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做出决定“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让《生活》周刊脱离与职教社的隶属关系,不给职教社的领导增添压力和麻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韬奋卸掉了职教社领导肩上的斤量,但把一切压力全揽到了自己头上。
《生活》周刊独立了,随之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传来消息,“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查禁《生活》周刊。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孙梦旦紧急商量,他们一个个心情沉重。韬奋说:真应了胡宗南这句话,我成了不识天时地利的人了,无路可走,甚至要碰得头破血流。局势对咱们来说,真是越来越复杂啊!
胡愈之劝慰韬奋:也用不着悲观,从目前《生活》周刊在全国的影响和舆论界的地位来看,它的使命单靠一本杂志难以承载,我有个想法,咱们干脆创办生活书店,这样,我们除了继续办《生活》周刊外,还可以办其他杂志,还可以出书。
韬奋点头赞成,他说:我早有这个想法,还跟黄炎培主任说过。
徐伯昕也兴奋起来:除了出书,咱们还可经营图书。
孙梦旦说:目前咱们的资金已经具备了扩大规模的条件。
韬奋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好,大家意见一致,咱们好好筹划一下,我想咱们创建的企业应该是一个新型的合作社,没有资本家在后面剥削大家,大家是老板,员工也可持股。
胡愈之很赞赏:韬奋这个思路很新很好,我非常赞成。有了书店,我们才真正有了阵地,不仅出刊、出书、卖书,万一《生活》周刊被查禁了,咱们的阵地还在,生活书店可另办新的杂志,换个刊名照样继续出刊。
韬奋比他更兴奋:我想的也是这个,我们要做事,就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
生活出版合作社正式成立,经全体社员大会选举,韬奋、徐伯昕、杜重远、王志莘、和毕云程五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第一次理事会选举韬奋为总经理,徐伯为经理,毕云程为常务理事。
华龙路80号大楼前热闹异常,鞭炮制造的热烈气氛吸引了过往的行人。鞭炮声中,韬奋为生活书店建店揭牌,在场的嘉宾和店员热烈鼓掌。报社的记者照相的照相,采访的采访。
韬奋于1935年8月7日回国后,全力投入创办《大众生活》的工作,《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创刊,刊物沿着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所指的目标,竭诚尽力,从文化方面推动铲除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前进。
1936年1月的一天,韬奋正在办公室忙着,突然接到邵洵美的电话。说突然,他跟邵洵美有几年不见了。他们是同行,邵洵美和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对中国的漫画发展是有贡献的。而且邵洵美还是相当有名气的诗人、还写散文、还搞翻译。同行,相互又了解,却多年没见,主要是志向与志趣不同。有人说邵洵美是招摇的文学纨绔子弟,酷似他的朋友徐志摩,文学界称他俩是“诗坛双璧”。鲁迅称他是“富家翁女婿”,他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之外孙,清朝一品大员邵友濂之孙,有人说他在诗人、大少爷、出版家三种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如此,韬奋自然没那么多闲暇与他交往,但毕竟同做出版,不算知己,也是同业朋友。
韬奋问他,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邵洵美在电话里说,如今,大家都在当人生的奴隶,为了事业,为了金钱,人生的乐趣都被剥夺了。他已经派人送过请柬来了,下午早点到他家里一聚,晚上一起吃便宴。
韬奋手里的事很多,一边办着《大众生活》,一边写着《萍踪忆语》,但出国两年。许多朋友好久不见了,聚一聚也不错,同行多交流有益无害。他就没跟他多说,应允后扣下了电话。
邵洵美对韬奋还是敬仰有嘉,他一身便服悠闲地提前立在家门口等候韬奋的到来,屋内客厅已有客人到来,不时传出男人与女人的说笑声。
邵洵美发现走来的韬奋,急忙拱手相迎。两人握手相见。
韬奋玩笑着打招呼:询美,隐居多年,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要聚一声招呼即可,何必还要送请柬呢?
邵洵美笑答:有请恩润先生大驾,岂敢随意怠慢。
韬奋问:如此郑重其事,还有谁呢?
邵洵美买关子:两个贵客,在南京政府做事的同事来看我,想见你,另外还有你的老同学!
韬奋疑惑地问:我的老同学?
邵洵美没再兜圈子,徐恩曾啊!那两位也都是布雷兄的老朋友。
韬奋有些明白,他淡淡地说:我跟布雷兄也没怎么联系。
邵洵美心满意足地说:都是老朋友,快进去说话吧。
韬奋顿时就失去了聚会的兴趣,冷冷地给了邵洵美一句:可千万别设成鸿门宴哟!我看他们来不会有什么好事。
邵洵美打了个呵欠,把韬奋往屋里让。邵询美美国的女朋友哈恩也来到门口迎接,娇滴滴地打招呼,邹先生久仰啊!
韬奋点头应付,邵洵美却接连打哈欠。
韬奋悄悄地问:你还在抽那东西?
邵洵美搪塞:偶尔,偶尔。
韬奋问:你还做杂志吗?
邵洵美伸出手指头比划了个七的数字,有点得意洋洋地说:小生意,同时出七种杂志,我的经营规模可不比你小哟!
韬奋有些疑惑地看了邵洵美一眼,进了客厅,徐恩曾和刘健群、张道藩已经在喝茶。邵洵美给韬奋介绍刘健群,哈恩借机进了房间。
邵洵美说:这位是复兴社的总书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刘健群先生。
韬奋听说过这个人,对他不是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的骨干,鼓吹法西斯主义。
刘健群大光头,大眼睛,说话声音洪亮,他目中无人却又不无妒忌地说:邹先生大名鼎鼎,委员长的座上宾啊!
韬奋对CC组织的人不感兴趣,跟这些人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跟他握了一下手。
邵洵美继续介绍张道藩,这位是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先生,他的职务太多了,还兼什么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我都说不上来。
韬奋对张道藩了解得多一些,他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他上的是伦敦大学美术部,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听说当年跟徐悲鸿多有交往,徐悲鸿在德国读书,他专门从英国赶去拜访过他,他们还一起搞过天狗会。张道藩还到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过,美术和文艺理论都有自己的著作。留学期间他跟陈立夫交往很多,两个一直是朋友,也是CC系骨干人物,娶的老婆是法国姑娘。
张道藩倒是没说话,只是跟韬奋握了手,韬奋却一语双关说:早闻大名,久仰久仰。
韬奋知道这次聚会肯定又是徐恩曾刻意安排。他估计得很准确,徐恩曾却装出一副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哪都拿着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内心虽还念点同学之情,但人在江湖不得由己,他对上司必须忠诚,对岗位必须忠于职守,不能有半点含糊,这一点,他心里明镜似的。上次他请胡宗南出面,软硬兼施,把韬奋劝了四个钟头,没起一点作用,这才不得意用禁邮限制《生活》周刊发行,给他敲敲警钟,结果仍没什么反应。他想,胡宗南是军人,比较粗,还是请政治宣传口的权威人士出面给他晓之以理更直接一些,或许这样更便于触及思想。于是,他就策划了这个局。他想自己直接出面,韬奋不一定肯赏脸,于是找到邵洵美这个大少爷兼诗人出版家,这样会更好一些,确实是用心良苦。
韬奋到来之前,他们已经谈论了一番,张道藩与邵洵美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天狗会的,兄弟相称,平时没外人时,邵洵美叫张道藩老三,张道藩称邵洵美老四。张道藩把这次行动的目的向邵洵美交了底,假如韬奋还不听劝的话,就要采取强硬措施,让韬奋连同他的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关门。邵洵美一听情况不妙,小心地跟张道藩说:就算韬奋的《生活》周刊触犯了你们的利益,你们要邹某人关门,我不管。可我的时代印刷厂要活呀!我的厂子印《生活》周刊哪!你知道吗?每期印15万份,邹某人是我的财神啊!张道藩却冷冷地说:老四啊!你亏就亏在没政治头脑。这事无法通融,我考虑的是党国利益。邵洵美惊愕了,眼前天狗会的老三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井里了。所以邵洵美对这次聚会能有个什么结果,心里打鼓,感觉到自己这角色十分尴尬。
韬奋跟徐恩曾只是碰了一下手:来上海,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徐恩曾以老同学的口气说:哪敢随意打扰你这个大忙人,里外都忙。
韬奋实话实说:作为老同学,我不怕你打扰;作为官员,我真还怕你来找我。
刘健群见缝插针接过话说:听说二位当年在南洋大学并称“双恩”?名不虚传,现在也是才俊双雄啊!
韬奋没接他的话,理了理衣服在沙发上坐下。刘健群这话让徐恩曾反有些尴尬,邵洵美察颜观色,他没法插话搭腔,忙着给大家续水打趣。
张道藩没忘记他的任务,他没让刘健群岔开话题,抢先把谈话转入正题。也许职务害了他,他学的专业是艺术,但现在工夫都用到嘴皮子上去了,能说,但说的大多是空话。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谈起目前抗战的形势和政府策略方针,完全不是那种朋友式的聚会聊天,而在听他做形势报告。韬奋一言不发,静心倾听,但他始终不得要领。韬奋瞥了徐恩曾一眼,徐恩曾只是静静地像旁观者一样坐在那里,韬奋看出,今天徐恩曾只是幕后看戏,前台演员是刘健群和张道藩。
刘健群却受不了了,借着张道藩喝水停顿的机会,赶紧微笑着接过话扭转气氛直接切入主题。刘健群的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邹先生,张部长是科班出身的画家,我呢,以前也画过几笔画。我觉得邹先生的刊物的整体设计倒是非常有艺术气质,惟愿先生能坚持并以此为追求。
韬奋感到,张道藩不过是乌云密布,刘健群开始了闪电雷鸣。他不慌不忙地应对:刘总书记倒十分关心我们的小刊物。
邵洵美拿着一本杂志,随意翻看,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刘健群问:邹先生英文水平了得,先生是留英还是留美的?
韬奋说:英文全是在上海学的,并无留洋的经历,去年刚从欧洲回来,因何去欧洲,恩曾最清楚。
徐恩曾没法回答,只好干笑了几声。
韬奋看出今晚的主角是刘健群,那么他也不想绕圈子说废话浪费时间,他就直对刘健群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刘先生,你我未曾有过交往,我这人一贯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交谈,邵先生好意作调,盛意万不可辜负,刘先生有什么事,尽管直说无妨。
刘健群大大咧咧地把茶杯放置一边,或许他怕话说到情绪高涨手舞足蹈起来打翻了水杯。他探过身子,瞪起两只大眼,声音洪亮地说:你的那个杂志,我看了一些,前几年还是挺有意思的,最近怎么管起打不打日本的事情来了?而且思想偏激,一个杂志,思想偏激,就会直接影响刊物的艺术气质哟!
韬奋一直端着茶杯,刚举到嘴边却没有喝,他把茶杯放下,坦然地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们报人自然应该以国事为重。作为中国人,对暴日的侵略行径,能熟视无睹?能袖手旁观?能丢开国家民族存亡不顾去谈艺术气质?
刘健群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嚯!打不打日本?什么时间打?在哪里打?这都是领袖要做的事情?领袖操心这些事就行了,先生你管那么多干嘛呢?
韬奋反过来问:刘先生,自己的国土让日本占领践踏,自己的同胞在遭日本人蹂躏欺压,人民大众都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替人民反映愿望心声,不应该吗?
徐恩曾依然一语不发,邵洵美倒抽一口凉气,一副看不下去的表情。
刘健群站了起来,敲敲自己的大光脑壳说: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我们去干扰他干什么呢!邹先生,你跟着领袖的脑壳走,你的刊物也才能万无一失啊!你看,邵先生也是搞杂志的,他做得多漂亮,日子过得多滋润!
韬奋只觉可笑,手指轻轻叩着茶几,不想再跟他说什么。
邵洵美捕捉到了这个表情,他用神色暗示徐恩曾情况不妙。徐恩曾淡定得像在看戏。这时的张道藩也沉静下来,他也不想打断刘健群话,让他按自己的思路走。
韬奋笑了笑说:照刘先生的意思,一个国家只要有领袖的脑壳就行了,我们新闻言论界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是吧?
邵洵美坐不住了,赶紧过来续水,一边续水一边冲韬奋挤眼。
刘健群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韬奋说:抗日的事是国家大事,领袖的脑壳里自有神机妙算,你们言论界自作聪明呶呶不休,这就好比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人像蚊子嗡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蚊子扑灭,其中的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韬奋一语不发,朝徐恩曾看了一眼,徐恩曾依然不露声色,刘健群更加得意。
刘健群继续亮着他的大嗓门说: 说句大实话,今日拍死几只蚊子,也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候再回头来看,今天被拍死的蚊子不过白死而已。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面对这种恫吓,韬奋不禁冷笑。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了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政府既然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你这种所谓的“领袖脑壳论”,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
一直似乎置身事外的徐恩曾终于开了口,他不能再这么让韬奋把刘健群批下去,再批下去刘健群就受不了了,于是他出来缓和气氛。他说:恩润,我记得你当年还给我传递过北伐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对领袖何等尊重,你不记得了么?
韬奋说:此一时,彼一时,可同日而语吗?我要对几位说明的是,民众的意志,不是一二人或少数人的“脑壳”创造出来的,既参加救亡运动,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这是其一;民众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政府,尽可作为政府的外交后盾,这是其二;其三,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其四,我们迫切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抗战的领袖自然会是全国尊重的领袖,领袖的伟大之处正在集众“脑壳”,而不是无视众“脑壳”而成孤家寡人!
徐恩曾看着韬奋,耐心地劝说:恩润,换一种思维,你既然有志献身于救亡运动,何不跟领袖接近一点呢?你可以用你的才智与思想去影响领袖,把你的主张与立场变为领袖的主张与立场,何必要在外面用报刊舆论当工具呢!这不是更高层次的爱国救亡嘛!
韬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徐恩曾加了一句:这也是布雷兄和我的真诚愿望。
韬奋缓缓站起来,冲徐恩曾和刘健群拱了拱手说: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不早了,我还有事,告辞了。
刘健群脸上已没笑容,张道藩一脸失望。
徐恩曾意味深长地说:恩润,你这是把我往悬崖上逼啊!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 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他客气又坚决地回道: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中统的局长,这般跟一个文化人说话,岂不是太客气了?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这我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张部长、刘总书记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
韬奋以希望对希望,回了他们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韬奋屈服,不待张道藩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 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离开。待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他们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对这种人要有对这种人的手段
韬奋走出邵洵美家大门之后,想想这个鸿门宴,忍不住哈哈大笑。
黄炎培到生活书店找韬奋,生活书店已经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看到黄老先生来到,韬奋与徐伯昕赶忙起身迎接。
韬奋很过意不去,说黄主任要有事,叫我们过去就是了,何必还亲自跑来呢!黄炎培跟他说,这件事在职教社说不方便,只能到这儿来说。徐伯昕看他们有要事相商,他就借故离开,他正要去邮电局谈刊物发行的事。
徐伯昕离开后,韬奋问:您老人家这么郑重其事赶来,又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黄炎培说:杜月笙杜老板你应该熟悉的,一起吃过几次饭的。
韬奋笑了,上海人谁还不知道杜月笙呢!你们工商界那个中华共进会,他是会长,你是秘书长吧?他还有中汇银行,上海赫赫有名黑白两道都吃香的大老板啊!
黄炎培说:是啊!他找我了,约你到他那里见个面。
韬奋十分奇怪:他找我?他怎么会找我呢?他跟你说什么事了吗?
黄炎培说:他说他要陪你去南京见蒋委员长。
韬奋一怔,感觉事情有点严重,他自言自语说:这么说,徐恩曾回南京没有说我太多的坏话。
黄炎培不明白韬奋这话的意思,问他:徐恩曾来上海了吗?
韬奋把前些日子徐恩曾带着刘健群、张道藩来上海劝说恫吓他的事说了。
黄炎培说:具体什么事儿杜老板没说,明天你抽空去见见他,他家你不是去过嘛,这人很讲义气的,在上海有什么事,他还是能帮上忙的,他也肯帮忙。
送走黄炎培,韬奋想,蒋介石居然要见他,而且让杜月笙出面来请他,这事非同小可,有点反常。他一个小小书店的经理,值得他这种大人物出面吗?韬奋越想心里越打鼓,于是他打电话约见了沈钧儒。
韬奋来到沈钧儒家,没想到沈老把李公朴和章乃器也叫来了,他们都是宋庆龄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韬奋把这一段时间他遇到事都告诉了他们。
沈钧儒听了之后,他有了想法。他说:先是胡宗南前来相劝,继而徐恩曾又带刘健群、张道藩来沟通相邀,现在又请杜月笙出面约见,并要陪同前行南京,这一系列举动,以我之见,蒋公可能真的赏识你,我看去见见也无妨。
章乃器则认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不能去。假如是为救国会的事,咱们在南京跟张道藩他们谈过三天,咱们的态度,他完全清楚,为何又要单独约见你呢?里面肯定有阴谋,凶多吉少,不去为好。
李公朴赞同章乃器的看法:我也认为还是不去为好,你们的杂志接连遭查禁,约见你可能是想让你彻底离开这块阵地,以消心腹之患。
沈钧儒细想,觉得他们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说:要不我征求一下孙夫人和蔡先生的意见,此去不可能是你个人的事,与救国会会有直接关系。
韬奋也觉得这样更为慎重,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去见杜月笙,看他怎么说,然后听听宋庆龄先生的意见,再做决定。
杜月笙的公馆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据说是黄金荣送给杜月笙的,那是一幢中式石库门楼房。杜月笙在自己公馆的小花园里见了韬奋,见面很随意,杜月笙和蔼可亲地与韬奋在花园里一边漫步,一边说去南京的事。
杜月笙走过一棵梅树,对韬奋说:恩润,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和你态度很一致啊,坚决抗日。
韬奋默默点头,但他难以掩饰对面前这个人的不完全了解。
杜月笙继续说:我这人做最讲信用二字,我是受蒋委员长之托,请你去趟南京,我答应了他,那么你就给我个面子。
韬奋不知底细地说:您恐怕也知道,我是救国会的,假如是谈抗日的事,我们到南京与政府的人谈过三天,没能达成共识,委员长还请我们吃了饭,他为何又要单独见我一个人呢?
杜月笙挥挥手:这我就不知道了,恩润,这不必有顾虑,我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委座身边的陈布雷先生不是你朋友吗?我看你的前途亦是无可限量啊!
韬奋一时语塞。
杜月笙很豪爽地拍胸脯:恩润老弟,我杜某陪你去,再陪你回来,你尽可放心,绝对保证安全。我跟南京方面联系好了,买明天晚上的火车票。
韬奋没法再说什么,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根本不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他要再说别的,只能当面顶起扭来,他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吱唔着应付。
傍晚,韬奋一手提着一兜刚上市的枇杷,另一手拿着个洋娃娃回到万宜坊自己的家。进门,韬奋先把洋娃娃给了迎过来的邹嘉骊,然后喊大宝二宝吃水果。邹嘉骅、邹嘉骝一齐出房间叫爸爸。邹嘉骝看到小妹手里的洋娃娃,靠过来问爸爸,有没有给他买东西。韬奋变戏法似地掏出一个小汽车玩具递给他。邹嘉骝接过,高兴地给妹妹显摆。邹嘉骅也疑惑地抬眼看着父亲。沈粹缜从厨房出来,见他们爷儿仨在开心,她也开心。韬奋慈爱地对邹嘉骅说,大宝,爸爸一天到晚在外奔波,你已经长大了,要多帮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听你妈妈说,你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邹嘉骅点点头。韬奋从怀里掏出自己平时用的钢笔,说好孩子,这是爸爸平时用的钢笔,送给你做个纪念,奖励你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邹嘉骅旋开笔帽看看,珍惜的把钢笔放进书包里,低头直乐。
沈粹缜看着这情景,莫名地紧张起来,她悄悄地问:你又要上哪去?
韬奋笑笑说:看你紧张的,饭好了吗?吃饭。
书房里安静得只有韬奋钢笔在纸上疾书的声音,写字台上放着一尊高尔基的木刻肖像。沈粹缜提着水壶悄声进来给丈夫续水。
韬奋说:别添了,我要出去。
沈粹缜又紧张起来:晚上去哪啊?
韬奋小下声说:刚才守着孩子没跟你说,上午我去见了杜月笙。
沈粹缜更紧张:他不是流氓大亨嘛!见他做什么?
韬奋说:他要陪我去南京见委员长,说是委员长托他约我去见他。
沈粹缜脱口而出:不能去!吴市长不是说要取缔你们的救国会嘛!绝对不能去!
韬奋耐心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关系到救国会,所以我要到沈老先生那里去一趟,我们已经商量过一次了,再把见杜月笙的情况说一说,看看去好还是不去好。
沈粹缜先表态,当然不能去啊!
韬奋无奈地说:真要不去,只怕我又没法在国内待下去了。
沈粹缜没了话。
这一次,沈钧儒没叫李公朴他们,就韬奋和他两个商量,沈钧儒听韬奋说了见杜月笙的情况后,郑重地说:孙夫人慎重考虑了,她认为还是不去的好。
韬奋说:我爱人也不同意去。
沈钧儒说:孙夫人一则考虑,谈及救国会的事,你一个人没法说:二则不排除蒋公想拉你用你,你不好办。
韬奋态度明确地说:要我做陈布雷第二,我绝不会答应。
沈钧儒说:问题不在你答应不答应,若把你扣下了怎么办?
韬奋一怔:那倒是……
沈钧儒说:问题是这事怎么婉拒杜月笙,这人特别讲义气,他可不能惹,谁要惹了他,那可真要倒霉的。你好好想想,用不着太早回复他,以免节外生枝。
韬奋想,这事不跟杜月笙明说不行,要是跟他弄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黑道上有的是人。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韬奋直接去了中汇大楼杜月笙的办公室。
韬奋走进杜月笙办公室,杜月笙已经和一位银行老板坐沙发上在等他。杜月笙起身相迎。韬奋抱歉地说:正在发下一期稿子,忙不过来。
杜月笙劝他:做事情用不着这么拼命,也不必事必躬亲,当老板的要学会放权,要放手让下面干。
韬奋说:办杂志出书真不同你们做生意,再忙稿子必须看,重要文章必须亲笔,就这样还老让人查呢!
杜月笙笑笑说:查的只怕就是你的亲笔,手下写的就用不着查了。
三个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杜月笙说:一会儿咱们去吃饭,吃了饭就上车。那边回话了,明日一早,戴局长亲自到车站接你,派头较乖哎!
韬奋犯难地说:杜老板,真对不起,你约我陪我去南京,真是天大的面子,也是我的荣幸,要是在平常,我都不知该怎样感激你。但是,这一次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真不能去。
杜月笙呼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呢!这玩笑开得起吗?你让我怎么跟委座交待?
韬奋如实地说:杂志社、书店一堆事离不开这是客观。更主要的是救国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救国会的事是全国的事,我一个人怎么说?我说了也不算啊!假若委员长启重我,要把我留下,那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请杜老板体谅小弟,多多为小弟想想,多多理解小弟。我知道你讲义气,有事得明说,所以我只能当面来跟您求情谢罪,求您帮我这个忙,小弟没齿不忘。
杜月笙十分不满:我杜某还没办过这种荒唐事,明天戴局长到车站接不到人,我还有脸再见委座啊!
韬奋十分尴尬:杜老板,要骂要罚只能由你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实在对不起,请多原谅。
银行老板开了口:邹先生,你要不去,确实给杜老板出了道难题,委座我了解,他十分爱惜人才。说句实话,你这次要不去南京,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就休想立足了!
韬奋像回答像是自言自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啊。
老天跟韬奋的心情一样,从上海到南京,天色阴沉,一早上就淅淅沥沥下着密密的细雨。戴笠背着手,在站台等待。有雨飘进站台,勤务员过来打起伞,请他到车里等。戴笠摇摇头,说这是委座请的客人,文化人讲自尊,还是在这里等好。
从上海来的火车进了站,戴笠调整一下情绪,很有军人风度地微笑着站在站台边,勤务人员也赶紧收伞站好。火车上的人下来,有学生有居民。乘务员下车,直接来到戴笠跟前报告了情况,同时给了他一封信。戴笠的脸立即变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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