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曼彻斯特卫报》请读者列出“2029年仍会被阅读的小说家”。排名榜首的是约翰·高斯华绥。这并不意外，毕竟他有自己的死忠读者，而且现在距离2029年还有一段时间。不过，他可不是人们会在地铁里捧读的那类作家，在这一点上他的流行度连企鹅经典书丛都比不上。这并不说明卫报的读者品味超前：高斯华绥是一名出色的剧作家（有点爱德华时代的时代良心的意思），其作品一度风行，《福赛帝家史》——你也许读过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历史似乎站在了高斯华绥一边，但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的地位就已经下降了。乔治·奥威尔——其在《书店杂忆》一书中创造了一个词组“高斯华绥水平” 用以指代“普通小说”（就是那种读者总是不停地从他那简陋书店中买走的那种书）——提出了一个“高斯华绥式畅销”的观点。“高斯华绥晚期写的东西大多是废话，但一些早期的戏剧和小说……的确留下了某种韵味，创造了一种氛围——一种很不健康的氛围，充满着夸张和怜悯，混杂这乡村风景和伦敦上流社会的晚宴。”不过他认为高斯华绥“名声渐衰”，而且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他和当年被他攻击且因此助他成名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
 
    卫报这份名单可比一个命途多舛者的命运还要波澜起伏。高斯华绥之后的四位是H. G. 威尔士、阿诺德·班尼特、鲁德亚德·吉卜林和J. M. 巴里。这些人也曾被阅读、被谈论，因为某些特质而被知晓，但都没有代表文学的最高成就。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知道今天哪本书会在百年以后依然畅销，而不会被放进古董博物馆或仅仅出现在历史社会学论著中？是否有某种辨识方法？为什么预测文学的未来会如此困难？

    第一个问题也可被称作“校园风云人物”问题。我们都认识某个在毕业舞会上大放异彩的风云人物，他收到各种大学代表队的邀请函，简直像一呼百应信徒无数的领军人物，但最后不过草草了此一生。我们也认识一些害羞的人，默默等着有人发现自己（或者干脆被蔑视为壁花壁草），看起来不会有什么成就，最后却改变了世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那些构成校园名声的因素（策划出来的竞赛、残酷的随大流倾向、受到限制而无法离开的校园观众）根本不能作为衡量现实世界前途的标准。同样，一本在某个时代享有盛名的书籍不一定能流芳百世。最形象的例子就是畅销书榜单。我们随便找一个，比如1903年的榜单，可以发现玛丽·奥古斯塔·沃德的《箩丝之女》、汤玛斯·尼尔森·裴寂的《戈登·凯斯》、老约翰·福克斯《天国小牧童》等等——这读起来就像一个晦涩的编年史。不过还好我们也能看到弗兰克·诺里斯的《矿》——这可是本重要的书！——以及欧文·维斯特的《弗吉尼亚人》（这可被改编成了电影！而且是很多部电影！）

    为什么畅销书大多难以通过“时间的考验”？一种说法是许多畅销书本身就不够好，也不够有趣，它们只是没有营养的快餐而已。又或者，每一代人都得为自己的目的而建立一个本时代的畅销书榜，为其注入这个时代的特色。一些新书似乎通过某些秘密的规则（一件若隐若现的女紧身上衣、一则基督救赎的神话、一个不被注意的粗俗悬疑小说）重复了以前畅销书的主题。所以今天的《每周四小时》不过是《如何把一天过成24小时》的信息时代版，后者是阿诺德·班尼特为当时白领阶层写的的畅销指南。《肉食者的素食菜谱》就是玛丽·格林1917年《花得少，吃得好》的素食版。罗达·伯恩那本稀里糊涂的《魔法》重扬了波拉瓦茨基夫人《秘密信仰》的神秘主义沉渣。一些书接时代地气接得太狠了些，难以流传下去——比如1929年的《专家》，这是一本“回归大地”的指南，教人们怎样做屋外建筑，当时售出了一百万本——但即便是这些书也有它的现代翻版，比如“返璞归真”之类的书。

    另一个导致卫报调查错误的因素是，作为个体，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人们品位的变化。如果你问我八岁的时候想要一辆什么车，我会告诉你是一辆庞蒂克（高达里的一个变形金刚——译者注）。现在我连车都不想要，更别提什么庞蒂克了。“人们总是不合实际地觉得自己未来的选择会和现在的选择一样——似乎他们想把现在的偏好投射到未来的自己身上。”根据心理学家乔治·罗文斯坦和埃里克·昂讷的说法，这种行为叫做“投射偏差”。文化同样也会有这种投射偏差：数十年后的读者可能会疑惑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痴迷那些用微波炉热晚饭而且成天摆弄冰冷案例的阴沉瑞典中年男。评论家也会有这种偏差。简·汤普金在写到纳撒尼尔·霍桑的时候，说到当时的评论家认为霍桑最重要的小说不是《小伙子布朗》或《快乐峰的五月节》，而是另一些“次要和单薄”的作品，比如《安妮的漫步》。她写道，19世纪的评论家“完全无视霍桑作品中那些被二十世纪评论家所珍视的特质：他复杂的意象、心理学的深度、道德的敏锐感和叙事的密度。”她认为，虽然字句还是一样的，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完全改变了。

    但那些的确流芳百世的作品和作家又该怎么说呢？一些所谓预测指标比如获奖情况等，从长远来看并没有什么效力（你最近有在读赛珍珠的书吗？）。其实，真正的规则可能就是没有规则。在《世界畅销书：品味、文化和现代文库出版社》中，学者杰·萨特菲尔德留意到F. 史克特·菲兹杰拉德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曾是现代图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贝内特·瑟夫的“心头好”，但却被瑟夫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再版，当时这本书是“现代文库出版社销量最差的一本书。”当时，弗洛伊德的文集是最佳畅销书之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又出于什么原因，会这样勤勉地阅读这本书。”瑟夫惊讶地表示。不过时至今日，谁还在读弗洛伊德呢？

    虽然书籍的命运不可预测，但我倒是可以斗胆说一下什么因素会让书籍得以传之后人。最显著的一条是：被改编成电影，特别是被BBC改编成电影。这让高斯华绥在六十年代红极一时，又在2002年红了一阵。第二条：变成一个形容词。我们会用“卡夫卡式”或“博尔赫斯式”这种形容词，说明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一种比喻符号，并会长久地存在于英语课程体系中。如果能化成一两句格言那也不坏：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一句“过去即异国”才去读L. P. 哈特利的？

    第三条：并不是所有写过畅销书的作家都能名留青史，但名留青史的作家一定写过至少一本畅销书。理查德·欧曼在《批评研究》中写道，影响一代人阅读品位的期刊《当代文艺批评》所列出的48位著名美国小说家里“至少有31名小说家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出版过一本以上精装或平装的畅销书。”专业的批评虽然重要，却并不足够——每一位巨匠都要有一次，哪怕是意外，能够闻达于朝野。

    相关的一条：有多少人读你的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读你的书。有些小说唤起了人们对地下丝绒乐队的记忆——很少有人看过这个乐队现场演出，但看过的人都自己组成了乐队。在贫瘠的三四十年代，菲茨杰拉德一直不受评论重视，却从未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总在主流书籍之间探头探脑。这种书从凯鲁亚克的《萨克斯博士》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再到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一本书要流传，就必须要有后世的书不断谈论它。通过谷歌的Ngram阅读器（这个阅读器可以让你在一个庞大的历史、新闻和文学资源库中就单词或姓名的出现频率进行搜索），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人留下了他们的痕迹，比如欧文·华莱士——一个在本世纪中期非常出名的人物，如今已江河日下——还有托马斯·品钦，一个被视为偶像的作家，而且其魅力一直只增不减。一些学者曾用过“情感分类”来分析人们对本时代作家的看法——比如对占有王者之位的高斯华绥和地位不断上升的D. H. 劳伦斯进行比较。

    这引出了另一个让书籍流芳的因素：在知识分子的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反殖民和后殖民主义成就了约瑟夫·康拉德，激进自由主义成就了安·兰德，卓拉·尼尔·赫斯特则是女性主义和美国非裔人群研究的集大成者。汤姆·比赛尔（W. W. 诺顿出版社的编辑，曾帮助宝拉·佛克斯东山再起）在他的文集《奇迹时刻》中说道，《白鲸》这本书总是得到评论家的垂青。“刚出版时，人们觉得这是一本无所不包的宗教寓言；在劳伦斯时代，它是第一本揭露欧洲人刻板生活的小说；其后，它又成为新派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不久以后还被赋予了后殖民理论内涵。到1927年，《白鲸》的地位已无人能撼动，E. M. 福斯特在《小说百相》中为它写了一篇措辞谨慎的长篇评论。而此时梅维尔这部最伟大的作品面世已有76年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文学的回报之路可能会非常漫长。我们可以看看勃朗特姐妹夏洛特和艾米丽的文学之路。如汤姆·文尼菲斯《英语研究年鉴》中所言，夏洛特的书总是“洛阳纸贵”，而艾米丽则显得“无人问津”。他认为这不仅因为读者对她们小说内容的接受度不同，也因为“夏洛特名声更大，活得更长，产量更高，有更多的朋友能提供她生活的细节。”用前述“校园风云人物”理论来说，夏洛特就是那个风云人物，艾米丽则是怯生生的壁花。不过，正如约翰·休斯的电影一样，最后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最神秘的东西。虽然关于这两姐妹孰优孰劣的争论已有经年，但通过谷歌的Ngram我们会发现，夏洛特虽然很强势，但艾米丽正在静悄悄地直追她的姐姐——实际上，因为《呼啸山庄》被六十年代批评家D. 康普顿和Q. D. 里维斯誉为“第一流小说”，两姐妹的受欢迎程度几乎已经不分伯仲了。

    最后，纽约客的读者们，你觉得自己手里的哪本书会流芳百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