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系人类学家何柔宛撰写的一部投行民族志。何教授通过对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毕业生、经验丰富的投行董事与总经理等人的访谈，揭示了华尔街文化的整体图景。

为什么逃避监管和引发危机是华尔街“聪明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什么现今金融市场自诩为普通民众的金融市场了？什么时候来自政府和各行业的掌权者要依靠金融家来解决自己搞砸的事情？人类学家何柔宛著书《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为大众描述了投行文化的脆弱和矛盾。

在《清算》一书中，作者刺破了抽象的、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揭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她访谈了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些从精英大学招聘的投资银行家被社会化为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他们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条件是随时都可能被解雇。他们的工作场所文化和特权网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工作无保障会塑造性格，而员工的流动性会带来聪明、高效的生意。通过将投资银行家的价值行动与市场建设和美国公司重组联系起来，《清算》一书揭示了华尔街特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解读所遮蔽。

作者何柔宛，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华尔街制度文化、美国企业裁员现象和新自由主义。

书摘：

人类学走进华尔街节选

1995年9月21日，我开始对研究美国华尔街产生兴趣。因为在这一天，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将现有机构分为三个独立的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几宗公司分拆案之一：77800位经理人被买断工龄，而48500位员工被裁员。当时我住在新泽西，大规模裁员给员工带来的心灵创伤令我沮丧，但是接下来听说的事情更加令我忧虑，在公告发布的第一天，AT&T的股价上涨6.125美元至63.75美元/股，涨幅为10.6%，公司市值增长97亿美元。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发现华尔街投行们的股票价格都随之上涨。这中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呢？

AT&T大规模裁员与其股价飙升之间的关联看起来违背常识，却不是个案。根据《纽约时报》在AT&T重组当天发布的新闻报道，在那段时间，兼并与重组活动增多，对未来通信产业重组的预期增强，而负责发起、组织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建议的华尔街投行，股价同样上涨很多。“券商股是当季最强板块，分析师认为成交量会持续上涨，兼并活动也会继续。”（Sloane，1995）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这些投行股价的上涨，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作为通信行业的领头羊，AT&T已经进行了重组和裁员，其他企业也会跟随这一“商业潮流”，从而为华尔街投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Klein，2000：199）。

在过去的30年里，正是这种对常识的颠覆，刻画出企业的景象，以及裁员、企业收益和股价之间的关系。在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鼎盛的经济繁荣时期（从1990年代早期到2000年），美国经济不仅见证了创纪录的公司利润和最长时间的股市持续上扬，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企业裁员（O’Sullivan，2000）。根据芝加哥一家再就业咨询公司查林杰公司作出的报告，在1994年，（全美）有516000 位员工被裁，而当时正值“那几年里美国企业盈利最多的年份”；“而1995年，尽管企业收益更好，但裁员数量仍旧达到440000”；“在1996年和1997年，总体裁员数量分别为447000和434000，当然，企业业绩依然可观”。（O’Boyle，1999：219）与此同时，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来看，美国股票市场从1995年2月的4000点上涨到1997年2月的7000点以上，1999年更是飙升至11000点，但企业平均每年裁员300多万人导致的工作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Oldham，1999； New York Times，1996）。再举一个例子以展示这种新的主导商业的文化模式，1995年，美孚公司（Mobil）宣布第一季度企业收入前所未有地达到6.26亿美元，扭转了上一年度亏损1.45亿美元的境况，然而一个礼拜之后，公司却宣布计划削减4700个工作岗位。华尔街分析师对这一新闻“反响积极”，他们高度赞扬了美孚公司的进取精神：他们“惊喜地”发现，不仅裁员数量超出预期，而且裁员范围还包括原本薪酬更高的精炼技术人员和美国境内营销人员。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们将股价推高至52周的高点来表达他们对美孚公司的信心（Ritter，1995；Fiorini，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