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我想写写不一样的香港
作者:焦守林 时间:2012年07月04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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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色》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9月版
《七声》 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朱雀》 作家出版社2010年8月版
谜鸦》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相忘江湖的鱼》 香港汇智出版公司2006年版
想呈现不一样的香港
晶报:你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广受好评,有没有写写身边的香港呢?
葛亮:这一两年我在写一些关于香港的小说,会成为一个系列。一些人谈到香港好像就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啊,或者说是中环的名牌店啊,已经给香港披上一层既定的外衣了,其实它还有另外一面。我想写一写不一样的香港,繁华覆盖下的阴影。
晶报:香港进行城市写作的作家很多,比如西西等,你怎么看他们对香港的书写?
葛亮:西西老师是一个对香港本地文化保护投入了很大心力的作家,所以她在文中表达出来的意识也都非常明确。实际上我也在从他们的作品里汲取一些营养。比如说,西西、董启章,都是很好的前辈,他们的文字实际上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熟悉香港这座城市的一个引领,但是我觉得我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已有太多的作家在写香港的本地文化与现代城市的交融、撞击,我所关注的部分是已经在香港存在,但其他城市实际上也在发生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家乡南京古典气韵非常浓厚,现代部分植入这个城市,同样发生了种种砥砺,不见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浑然一体的。
晶报:你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对香港的写作,你是从跳跃出来的视角来写呢,还是从亲身介入的视角来写?
葛亮:我希望我能够融合起来,单纯地只是站在城市的边缘看这个城市,那也会产生问题。我希望我对这个城市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我的视角又与熟悉这座城市的人有稍微的不同。
晶报:你对南京的写作和对香港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葛亮:我写南京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因为那些东西太熟悉了,已经成为我成长中的一部分。我在香港已经十几年了,进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已经成人了,有些价值观和审美观,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清晰的了。
在这种基础上,我是带着一种既有的或者说是已经成型的审美在观照这个城市,和南京的那种投入感的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城市各有各的魅力,香港这种东西方文化交融在南京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南京古典的气场太过庞大了。
晶报:从南京到香港,你一直都在书写城市。
葛亮:我始终觉得,一个写作者一定要有创新,但是,不应该勉强自己去写不熟悉的领域。创作的时候,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觉得时间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把自己能写的东西写到相对来说让自己没有什么遗憾的程度,然后再去涉及一些更加远的题材。
对于乡土的题材,我也充满了好奇,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毕竟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轴,大量的文学作品围绕着乡土在写,在当下,我需要对它更加了解。
功夫在写作之外
晶报:你的《朱雀》、《七声》,外界评价很高。
葛亮:这些评价是很过奖的。一开始我并没有给自己设定,要写一个宏大叙事的东西,我很想写的是关于我的家乡,是关于南京的,但是在写南京的时候,不涉及到历史,不涉及到岁月的叠积,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写出来的南京是不地道的。
晶报:当时你还那么年轻,如何驾驭得了如此厚重的题材呢?
葛亮:《朱雀》前前后后写了五年的时间,写的时间没有多少,反而积累素材、大量一手的访谈,花时间会比较多。功夫在写作之外吧。
晶报:无论是书写南京还是书写香港,都带有一种经验,有没有想过突破呢?
葛亮: 我觉得我有一天也会去尝试写和自己的经验不相关的,或者说很超越的那种题材。我很喜欢推理小说,我是一个重视逻辑感的作家。在《朱雀》里边我也试图加入一些推理的元素,比如说我加入间谍这个角色,以一种非常古典的方式来传递情报,这些想法,某种意义上来自我对推理的钟情。
晶报:你平时喜欢读些什么书?
葛亮:我读的书挺杂的,小时候我父亲给我读过一些前苏联作家的小说,给我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些笔记体小说,比如《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这些小说真的是杰作。写一个故事不难,但是在精简的故事里有强大的资讯和美感的容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笔记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做到了。
国外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作家,比如写《香水》和《夏先生的故事》的聚斯金德,他的作品文字非常美妙。情节编制到了相当精致的程度,同时又保持了作品的纯净感。
在文字中“看电影”
晶报:看到你出了一本关于电影的集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电影?
葛亮:是的,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有些评论会说,我的小说中间有一些白描的部分,场景感、画面感挺强烈的。如果这是我小说写作的一个长处的话,那么它是来自于我对电影的认识。我会觉得用文字把对电影的认识呈现出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在大学讲授的一个课程就是关于电影和文学的,我经常把这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比对。当我在文字上把一些电影场景再现出来的时候,我是有快感的。
晶报:你有没有比较过香港和内地的文学创作状况?
葛亮:两地创作太不一样了。首先,香港基本上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把主要时间放在创作上的也有,比如董启章先生,但是比较少,一般都是把创作当作一个业余的部分。这一方面是生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没有作家协会的存在,没办法把写作职业化。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港的很多作品以精短的短篇为主。
晶报:你会不会觉得内地作家在创作的批判性方面较弱?
葛亮:这个未必,内地与港台,这方面的区别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内地文学是可以被商业化的,在香港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香港纯文学创作和商业写作是两条线上的东西,不可能某一个作者在搞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搞商业写作。
晶报:也就是说在香港不可能出现像韩寒、郭敬明这样的作家?
葛亮:郭敬明可以出现,韩寒是个很独特的个例,不要说在香港不会出现,在内地也不会出现第二个韩寒。
一边研究一边写作
晶报:获得过不少文学奖,对你有什么影响?
葛亮:这些奖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真的很重要。现在有勇气去从事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能继续创作是和这些奖励有关的。我第一次在《收获》杂志上发了两篇文章, 同年获得了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的首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很大认可,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做写作这件事的。我从事写作是很晚的,20多岁到香港后才开始写作。
晶报:之前为什么没有尝试写作呢?
葛亮:小时候,我父亲给我看了太多经典的作品,我就觉得写作的门槛太高了。我始终觉得作家是作家,写手是写手,这个在我心中是很分明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创作需要有些外界的鼓励。
晶报: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
葛亮:关于香港的创作已经算告一段落了,我正在写一个长篇,是关于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故事,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边。城市的背景在这个作品里比较淡化。
晶报:你在大学做文学研究,在我印象中,大学里的文学老师都很少写文学作品。
葛亮:我最早是甘于做个阅读者或者文学研究者的,进了研究院才开始写作。因为我发现,在研究别人作品的时候,很想去体验一下写作的喜乐和苦痛。
在做文学研究的时候,有些很实证的部分,具体到一些资料的收集,一些田野考察,这种治学手段使得写作更加扎实。同时,写作对我进行文学研究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葛亮
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作者也是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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