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藏，虽然其中部分思想文化可以突破时空的桎梏，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有很多随着时代的变革，不再适应当代。《理学的脉络》作者安鲁东从信仰和文化两个角度，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该如何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当今，中国文化的‘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而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中国的实际，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实际；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成熟文化，都是以信仰为底色的。信仰分为两大体系——理性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

这两种信仰体系，在现实中往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

一个社会存在不同的信仰，并不意味着会必然发生冲突；但这个社会如果缺失主体信仰，则意味着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维持社会的安定，要么建立单一的信仰系统，要么在信仰方面“一主多元”。相较而言，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要远胜单一的文化格局。

讲“一主多元”，并非是要“一主”去歧视压迫“多元”；而是要创立一种良性的秩序，将“多元”熔系为“一体”，形成一体多元；其最高的境界，是和而不同。

在当今，中国文化的‘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而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中国的实际，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实际；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

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这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体，必将由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而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曾创造了我国“硬实力”快速增长的奇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必将创造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软实力”的奇迹。

一、谈文化，不能不论信仰

有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文化产生于信仰；或者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成熟文化，都是以信仰为底色的。

而信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仰，一类是宗教的信仰。

理性的信仰，先通过学、问、思、辨，才能确定“信”；宗教的信仰则相反，它必须先确定了“信”，才能在信的范畴内，学、问、思、辨。

这两种信仰体系，在现实中往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

之所以相互依存，是因为“同是人，类不齐”，有些人长于理性思维，有些人理性思辨能力弱，感性强一些。

理性思辨能力较强的人，即便身处宗教中，一般也比较通达，倾向于敬畏“自然神”，而不迷信“人格化”的神。

感性强而理性较弱的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理论是灰色的”，过于复杂枯燥，他们听不懂，也不愿听，他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与自己相类似的造物主；因为只有这样的神，才让他们感到亲切，才富有人情味，才可以依靠，才可以做“交易”

因此，宗教往往具有“两元性”——高级僧侣教士与一般信众，对于神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高级僧侣教士，倾向于理性；而一般信众，倾向于感性。

说到底，信仰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属于“刚需”。理性信仰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感性信仰也同样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性不变，人还是人，那么感性信仰就不可能被消灭；消灭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就会闹精神饥荒。况且，按照经济学上的一般原理，有需求，必定会有供给；消灭了此种宗教，总会有另一种宗教被变着法子生产出来。

所以，理性信仰与感性信仰具有共生的一面，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满足了人类有现实差异的刚性精神需求。

理性信仰与感性信仰之所以冲突，是因为信仰由“四观”所支撑。这四观分别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

1、世界观，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世界是怎么来的？二是宇宙万物以何种秩序存在？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理性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之处在于：理性信仰者，或认为世界的来源与秩序，非人类的有限理性所能探究，不可知；或认为，世界为自然神所创造，为天道（自然的法则）所统摄。

而宗教信仰者，总体倾向于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人格化的神所创造，宇宙万物的秩序，也由这个万能的人格化的神所统摄。

世界观，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信仰倾向。

2、历史观，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我们人类社会从哪里来？我们人类社会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们人类社会要到哪里去？

历史观，一般是受世界观的影响而形成的，它往往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倾向。

例如，有基督教、犹太教背景的人，一般相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而相信历史线性进步的人，必然会认为，人类历史会在某一个高级的、天堂式的阶段终结。对那个天堂式的最后历史阶段的认知不同，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信仰走向的不同。

3、人生观，也是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生观，决定了人生的意义所在。它的形成，与人的世界观、历史观有一定的关联。

信仰不同的人，对人生意义的判断，常常很不一致。

4、价值观，是对人生意义的具体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既可能由人生观中直接推导出来（内生），也可能受社会信仰环境的影响而间接形成（外染）。

价值观含有是非判断，含有立场差异；所以价值观不同者，很容易起冲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冲突，其激烈程度，有时候并不亚于利益之争。

有趣的是，理性信仰与宗教信仰尽管有冲突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冲突，会比不同的理性信仰、与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更不可调和。

二、在文化方面，不能只讲多元，不讲一主；也不能只讲一主，不讲多元

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的差异，通过价值观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社会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冲突。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文化的冲突，什么情况下又不会发生文化的冲突呢？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在主体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主体信仰缺失，那么其他不同的信仰，必然不能再安本分，必然会谋求争夺主体地位；如此，便很容易引起社会纷争与动乱，甚至会酿成惨烈的斗争。

这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斗争，很自然会表现为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这种不同文化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一般会导致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其中一方取胜，消灭了其他各种信仰与文化，形成了单一信仰的国家；或者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一体多元”的平衡局面。

第二个结果是，谁也不能彻底取胜，从而只能维持意识形态割据的局面；或者干脆分裂，建立起多个单一信仰与文化的国家。

因此，讲信仰与文化的多元，必须先讲信仰与文化的一体；否则，一个社会，很难安定团结。

而要讲信仰与文化的一体，就必须讲以某种信仰与文化为“主”。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主流的信仰与文化，就不可能将其他多元的文化，系合为一体。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美国是个崇尚文化多元的国家，自称是各个人种与各种文明的大熔炉；但在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忽略自己的“一主”——以基督教新教文化为核心。美国人对自己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坚持，二百多年来基本一以贯之。他们所谓的大熔炉，是要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熔摄其他各种异质文化而为一体。

假设美国人忽略“一主”，只强调“多元”，那么，它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性格，而且必将面临内部信仰文化冲突的风险。

事实上，美国现今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在外部，而在于它内部多元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有可能危及其文化“一主”地位。如果美国丧失了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底色，它也就不再是美国了；而且它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国家的统一，都是个疑问。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维持社会的安定，要么建立单一的信仰，要么在信仰方面“一主多元”。相比较而言，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要胜过单一信仰的文化格局——一片大花园，不能只有一株大花树存在，它需要其他树木，及众多藤萝花草的配村，才能丰富多彩，才合乎生态平衡的要求。众绿纷呈，姹紫嫣红，才是春天。

这一方面，我们的古人曾做得相当成功。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回答皇帝的诏问时，曾对文化“一主”的重要性，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有人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为“消灭百家，独留儒术”，其实是不正确的。“罢黜”不等于消灭，“独尊”也不等于独留；董仲舒的意思，只是让其他各种学说退居从属地位，不准它们与儒家学说争夺“一主”。

在实际的操作中，汉朝及其以后的诸朝，也没有为了独留儒术，而去刻意铲除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相反，历朝历代都是本着“和而不同”态度，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宽容各种学说与宗教。以至于在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文化奇观——在儒学的统摄下，释、道、回、耶等各种信仰，基本做到了和谐相处，并行不悖。

也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遭受宗教战争之苦，没有因信仰冲突而引发政治分裂。

三、“一体多元”的最高境界：和而不同

讲“一主多元”，并非是要“一主”去歧视压迫“多元”；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良性秩序，将“多元”熔系为“一体”，以避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引发冲突。

世间的万物及人事，长短不齐，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尺度裁剪；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承认事物的天然差异，才能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而要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则需要以良性的秩序做保障。

长短不齐、多姿多彩的事物，在同一种秩序内形成和谐的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共处，就可称为“和而不同”。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对人类而言，和而不同是一种很高的治理境界，并不容易做到。人类社会以“人之道”自然发展，并不能自然发展出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执政者遵循“天之道”，才能做到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臣晏婴就辨析过这“和”与“同”的关系。

有一次，齐景公打猎归来，晏婴在遄台随侍。诸官当中，只有大夫梁丘据驾车从都城赶来，殷勤地向齐景公致意问候，

齐景公感慨，说：“唯梁丘据与我‘和’啊!”

晏子不同意，说：“梁丘据不过与您‘同’罢了，哪里说得上‘和’呢?”

齐景公问：“这‘和’与‘同’，有什么差别吗?”

晏子答：“有差别。‘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木柴烧煮，由厨工调味，最终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用水冲淡一下。君子食这种肉羹，以平心性。君与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对的事，往往也隐含着不对的成分，臣下进言指出那些不对的地方，可以使之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事，其中常常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臣下提出意见，指出其中的合理之处，可以使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法，百姓不起争斗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说对的，他也说对；国君认为不对的，他就说不对。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说追求‘同’不好，就是这个道理。”

现代人谈论“和而不同”，常常忽略它的大前提——“一体”或说“大一统”；而事实上，没有“一体”，只要多元，就谈不上和而不同。

调鼎鼐，并不是胡乱大杂烩，它是有原则的，做牛肉羹，不能调成了老鼠屎羹；做羊肉汤，不能调成了胡辣汤。

奏音乐，固然不能只演奏一个调子，但也不能完全不要主旋律，而乱弹琴瑟，

提意见、发表不同观点，也是同理，其原则为：要益事，而非刻意败事；要成其美，而非成其恶；要以公义为重，而非为谋一己私利而故意混淆视听，妄议瞎说。

和而不同，是指多元的事物在“一体”上和谐共处。而“一体多元”，是指以某种文化为主干，将其他多种文化，合为一体，交融共处。假设多元文化中没有核心、没有主干，多元文化将无所依附，这个“一体”也就不可能存在。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以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主”

在当今，中国文化的‘体’，是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是以儒学为核心的。

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实现古今合“体”，有没有必要？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古老的儒学，实现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尽管具有普遍性与科学性，但它毕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的学说，不能教条依赖；它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的实践。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把它“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也便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呢？所谓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指，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实际；第二个方面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科学原理，结合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胜利，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

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科学原理，结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新中国建设实际，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我们现在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只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已经很不够；我们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做更深层次的结合，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以获得必要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毫无疑问是以儒学为核心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哲学唯物主义、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经济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

孔夫子生活在东周时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质，不懂现代经济学，也不知道科学；所以他的学说，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是有缺失的，是需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去弥补的。

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有不完备之处，例如：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地论述人生的意义，没有系统地论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关系；没有系统地论述，人修养身心的路径与方法。而这些方面，正是儒家学说的专长。

其次，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斗争，这对一个革命党是合适的；但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则有失于偏。一个治理大国的执政党，其执政理念应以儒家的仁政与中庸为旨。

再者，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总体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无神论，儒学也有唯物无神的倾向；而且儒学在宇宙论建设方面，更加系统完备，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起到拾漏补偏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在历史观方面，也有不相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主张线性的进步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依次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认同退步或循环的历史观，不认为人类历史会终结于某一个高级制度的阶段。

那么，两种历史观到底哪一种正确呢？客观而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放在近、现代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却不能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相符合。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明确的奴隶社会阶段，其封建社会是夏、商、周三代，而从秦朝至清朝这两千多年，属于什么社会形态？马克思也不清楚。

儒学的历史观，符合古代的中国社会，却不能符合现代日进无疆的全球化社会。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刻板地观察中国的古代历史，那么基本等于削足适履，中国的古代历史很容易会扭曲失真。，

同理，我们假如用儒家倒退或循环的历史观，来观察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那也必会让人惘然。

因此，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古老的儒学，都不能单独承担起中国当今信仰与文化主体的重任，它们只有互补结合，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而且，只要我们不过分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只要我们能够以务实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那么它们就必然能够长短相契，有机熔为一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我们国家“硬实力”快速增长的奇迹；现在，我们需要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以创造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软实力”。

五、总结

建设“一体多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先确定这”一体”的主干或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只有将这一“主”确定了，才能谈得上“多元”的信仰文化和而不同，共存于“一体”。

这新的“主”，用现在的政治术语表述，可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重要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归依。”

而这新的“多元”，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譬如释、道、诸子等，还应当包括当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古人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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