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过去几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出版合作上成绩斐然，有效将优秀学术著作和期刊推向海外。社长鲁东明在接受《出版商周刊》采访时指出，成功的出版社应该平衡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在增量的同时提升在读者和作者中间的影响力。他还认为，在信息过量的当下，理解读者需求，立足于此调整出版与营销战略非常重要。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 鲁东明

浙江大学出版社最早创立于1984年，截至2013年，年出版新书1600以上，重印重版1500多种，发行码洋达到5.4亿元，下辖16份期刊（其中五份为SCI期刊）出版。今年2月，浙大社出版了吴晓波的《腾讯传（1998-2016）》，国内销量已经达到38万册。随后该社相继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创立了开放存取季刊《食品品质与安全》，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出版了《丝路之绸》。在此期间还有12种纪念浙大建校120周年的新书面世。

浙大社总部位于风景如画的杭州，多年来与多个海外出版商开展合作出版业务，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汉代的谣言》和《中国早期的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爱思唯尔（《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系列丛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以及施普林格·自然（《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丛书》）。该社还翻译出版了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销量4.8万册）、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4万册）、穆瑞·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1.2万册）、保罗·弗里德曼的《食物：味道的历史》（1万册），以及许多其他作品。

浙大社近几年两个主要出版项目是《宋画全集》（23册）和《元画全集》（16册），被认为是具有巨大艺术鉴赏和收藏价值的权威汇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图书馆珍藏了这两套作品。2015年，他们出版了314页的大开本《阿里壁画：托林寺白殿》，首次完成了对托林寺白殿壁画的高精度全息数字化采集。

PW专访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 鲁东明

社长鲁东明是浙江大学计算机科技学院教授，同时也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合著者，该书为浙大社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鲁东明表示，“艺术与文化是无国界的，艺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读者也是无国界的，我们想基于浙江大学在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长向世界分享信息、传播知识。”

他认为，技术发展快速迅猛，而文化的变化非常缓慢，并不彰显，两者都会影响读者、作者和内容。成功的出版项目以及大学出版社必须权衡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要增加出版书目，还要提高在读者和潜在作者间的影响力。浙大社的发展战略就围绕优质内容、数字化和国际化而制定。

浙江大学70%的出版物是学术专著和教材。鲁东明指出，网络分发便捷高效，由此出现了信息过量的问题。正因此，理解读者需求，据此调整出版目标和发行渠道非常重要。“为读者提供服务以及专属空间（包括线上和线下）是吸引、保持读者注意力，扩大内容影响力的一种方式。通过信息科学和大数据追踪内容的去向及使用方式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确定未来的出版方向和营销方式。”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浙大社关注的热点主题。鲁东明介绍，“我们不仅出版相关的经济、金融图书，以满足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国内外读者和观察家的需求，同时也推出了介绍古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的图书。”去年，该社推出了彼得‧弗兰科潘所著畅销书《丝绸之路》中文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精品书籍专版展示

期刊出版也是浙大社的重要业务板块。“期刊让我们能聚焦大学的专长，出版能触达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的高水平内容，这些人也是我们的潜在作者，这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比如，拥有八个子刊的《浙江大学学报》正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英文版以接触国际读者，使其能够被海外作者引用。

寻找优秀作者和特色的内容是出版社面临的一大任务。“这是我们要与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通过研讨会等形式）长期合作的项目，目的是培养来自全国的顶尖人才，让他们进行思考和写作。”鲁东明还透露，他正在“探索有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主题，培养对海外市场有广泛理解的编辑。”

谈到浙大社的数字出版战略，鲁东明向PW解释了其历史背景。“中国人最早在龟甲和兽骨上写字，此后演变为竹简、丝帛，最后是纸张。读者和作者习惯了使用纸，但对出版商来说，内容不该只局限于纸上，而应该附着于任何媒介上，不绑定在某种特定的格式上。目标最终是读者，所以我的关注点是读者真正想读和想学的是什么。数字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到达读者、满足他们需求的选择和渠道。”

PW对浙江大学出版社报道原文：Academic Publishing in China 2017: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编辑 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