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

龙冬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出版专业硕士

齐春嬿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师

摘要  以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定律作为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框架，从发表时间、著作者情况、发文地区及机构类型、期刊分布和基金论文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试将出版学教育三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做以明确客观和清晰的梳理，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对出版学教育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出版学 出版学教育 论文 计量分析

引言

追溯我国出版教育的起源，大约要从19世纪末的商务印刷馆设立“商务补习学校”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而出版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并且形成科学体系当属近三十年的事情，经过这三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出版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从专科、本科到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较为完整的培养体系。出版教育事业的发展完善，为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源源不断的输送大量的专业性和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壮大的人才和智力的保障。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正是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客观分析,能清晰的梳理出版教育发展的脉络，充分认识出版学教育和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出版教育研究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使研究更好的服务于出版学教育的发展，指导人才培养的实践。

出版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较成规模的出版学教育始于80年代初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建立的图书发行专业。因此，本文选取了在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搜索到的1986年至2016年间有关出版教育研究方面的论文作为分析样本，按照篇名、关键词和摘要检索项，以出版教育、出版教学、编辑出版教育、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为检索词，共检索有效论文样本460篇。从论文发表的年代、作者情况统计、发文地区、发文机构以及期刊、基金和主题词变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发文情况统计分析

（一）论文发表的年代分布

对1986年以来累计发表的460篇出版学教育论文进行年代统计。情况如表1、图1所示。

表1 1986-2016各年份发表论文数

图1 1986-2016各年份发表论文数

通过对年发文量以及论文发表年代的分布统计，对纵览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图1可见，论文发表的年代分布曲线起伏较大，80年代中后期出版学教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年发文量1-2篇，到1989年回归至原点；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发文数量明显增加，但至1989年又回落为零。21世纪的出版学教育研究比对之前在论文数量上显著增加，形成鲜明的上升走势。三十年（1986-2016）出版教育研究年均发文量为15.33篇。

（二）论文著者情况分析

是否有相对成熟的研究队伍和较大影响力的研究者是检验该研究领域是否成熟的指标之一。此项统计一是看是否形成了核心研究者队伍，二是通过合著率判断研究开展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出版教育研究涉及到编辑出版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人才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由于学科背景、知识结构、个人经验和分析视角的不同，多个著者之间可以形成互补优势，对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和全面。基于此,著者人数多的研究有利于学科健康蓬勃的发展。

表2　作者数/每篇论文对照表

本次统计论文作者数量，剔除重复值，作者人数总计403人。

在表2中，独著的论文349篇，占论文总量的75.9%，合著论文(两作者以上) 111篇,占论文总量的24.1%，相比较合著的论文占比较低。有1篇论文著者人数到达五人，这在论文写作中并不常见；有8篇署名为课题组（多人）。

本文假设所有合著论文的署名均以作者贡献大小的次序排列,且其贡献份额的递减程度是相同的,然后可按照下面方法计算合著者的权重值。

对于一篇有n位作者的论文,第ni名作者(i= 1, 2,3, … , n)应得的权重为:

式中: n为合作著者数。

ni为合著者署名次序。

通过以上原则对合著者进行加权处理，得出如表3统计。

表3  合著论文作者的权重计算值

通过表3提供的权值,对全部460篇论文的作者进行权重统计, 限于篇幅只列出前30位作者的加权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作者加权统计

在460篇论文中,川井良介（日本）、高尔顿·格拉汉姆（美国）、吉田公彦（日本）、岩崎胜海（日本）、今氏亮二（日本）、李钟国（韩国）、植田康夫（日本）为5位国外作者，在全部发文作者中仅占比百分之一，但国外作者参与到出版学教育研究中，足以说明我国的出版学教育研究在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开拓了国内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出版教育引进国外先进理论和优秀经验起到了推进作用。

根据统计数据，在403名作者中，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人数81，占作者总数的20.1%，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出版教育研究正在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经查询，在表4所示的排名在前的30位学者中，大部分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分别从事新闻出版、图书情报等领域的教学、研究或服务管理工作。研究者将出版教育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出版教育研究成果会继续拓宽纵深维度。

（三）发文地区分布情况分析

通过分析发文地区的分布，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出版学教育研究开展的状况，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地区出版学教育教学的现有力量和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发文集中地区,对出版学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该地区的出版产业也较为发达。

剔除41篇未标明发文机构和7篇港澳台地区的论文,下面对符合统计要求的412篇论文进行机构统计,结果如表5。

表5　发文机构按省份统计(港澳台地区除外)

按照中国行政地区划分惯例_[1](港澳台地区除外)进行分类统计,各地区的论文数量如表6和图2所示:

表6　发文机构按地域统计

图2 发文机构按地区统计

由表5可见，按发文数量统计位于前列的省份均是开展出版学教育较早的省市，其中以北京、湖北和河南为三甲。前十位排名省市共发文325篇，占总论文数的70.7%。青海、海南、贵州和宁夏回族自治区4个省份没有相关论文发表。

统计中发现，中南、华北、华东三个区，共计18个省市,占统计省市的58.1%,总共发表340篇论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82.5%,省均发表论文数为18.9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发文数13.3篇。

发文数量排在前列的地区及省份，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经济发达地区或沿海城市；2.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文化产业发达，人才需求旺盛；3.传播学、出版学教育起步早、进步快、发展好，开展出版学教育和研究的高校、科研院所集中。

（四）发文机构及类型分析

对标明发文机构的412篇论文按具体机构进行统计,取发文量排在前30名的机构名称，如表7所示。

表7　发文机构排名

发文机构的分类沿用了惯用的分类标准，按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传媒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行业学会、协会等，统计结果如下：

表8　按发文机构的类型统计

由表7、8可见,发文量居于前30位的机构，位于教学一线的高等院校占据很大比例,发文机构数为97个，占总数量的56.4%，而发文量也达到总量的78.6%。高校中“985”“211”院校总计13所，普通本科院校9所，专科院校3所。其中，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五所单位共计发文112篇，达到了总量的27.2%，可见，在出版学教育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是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路人。

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集中在高校等教学单位和科研机构，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研究者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开展学术研究应该具备的基本学养，同时，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出版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并在新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及时跟踪反馈，发现新问题和矛盾，加以研究修正。

（五）期刊分布

经统计460篇论文分布于134种期刊,表9为各期刊载文量,限于篇幅只列出载文数量较多的前30种。

表9　1986- 2016年出版学教育论文的期刊分布

总的说来,分布比较分散。各期刊分布不均衡,多者47篇,少者1篇，尤其是前10种期刊所载论文总量达到248篇，是全部论文的53.9%,占论文总数的1/2有余。由此可见,这10种期刊是出版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前30位的期刊中收录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 的总计18个，占比60.0%。

（六）基金论文分布

在统计的论文中，共有基金论文79篇, 占论文总数的17.2%，累积各类基金支持103项，按基金级别分类统计如下：

表10　基金论文统计

如表10所示,出版学教育的相关论文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这表明国家及各级教育部门对出版学教育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省级基金论文也说明各个省份对于出版学的研究发展也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出版学近十年来的发展迅速,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对于传播学相关学科的迫切需求和对信息的高度需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各类基金和相关政策对于出版学学科的大力支持。

（七）主题词变化分析

在对1986-2016年出版学教育研究的460篇文章主题词进行统计，剔除掉会议报道、会议总结类和无法提炼主题词的研究范畴较为宽泛的文章，以10年为时间段界限，取篇数列位在前十的主题词，统计如下。

表11 论文主题词统计

通过对不同时期出版学教育研究论文主题词的统计分析，充分可见出版文化产业和出版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表11所示，在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初始阶段，出版学教育研究刚刚开始起步，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可检索到的文章仅有6篇，研究的主题为出版印刷教育、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和出版教育工作，总体看，文章关注的问题较为宏观。20世纪90年代，出版学教育研究逐步科学化、系统化，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关注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本质，对教育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及时给予理论上的分析和应用层面的指导，例如教材建设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出版产业发展迅猛，也同时出现了诸多新状况和新需求，在出版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部分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急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关于体制变革、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探讨，2000-2009年间的出版学教育研究论文，聚焦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出版教育发展的研究有15篇。这一阶段也是出版人才需求激增的时期，对人才的培养层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此，关于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文章也达13篇。2010-2016年间的出版学教育研究的主题中，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媒介融合、“一带一路”与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高职高专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也是全新的亮点，这仍然体现我国出版学教育一直在紧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的重心进行调整，随着产业发展的前沿需求不断改革。

通过表11对1990年自2016年近30年研究主题变化的比对，可见，对中外（港澳台）出版教育的比较、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对出版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是较为稳定的研究主题。

二、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1986-2016年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论文的计量统计分析，并比对相关学科教育研究的论文发表情况，可见，我国出版学教育研究论文的发刊级别较高，能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前沿和国家教育政策调整展开研究，借鉴国外出版教育的优秀经验，研究范围广，视野开阔，并已基本形成核心稳定的研究队伍，后续研究工作的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出版教育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文总量和年均发文量过少。1986-2006年30年出版学教育研究发文总量为460篇，年均12.8篇。在分析样本中取1994年至2005年发文数进行比较，12年间出版学教育研究论文总计218篇，年均18.2篇；情报学教育研究论文总计发文415篇，年均34.6篇_[2]；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约333篇，年均27.8篇_[3]。总体看来，出版学教育研究的发文数量过少。

第二，区域发文量存在明显差距。此现象表明，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开展的存在区域不均衡现象。在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和中心城市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较多，对于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就高，相对而言，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好。这一现状不利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

第三，研究视角趋同，缺乏方法创新。从研究的主题词变化来看，出版学教育研究类别中偏重于学理性探讨的基础性研究少，针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多。而应用型研究的视角趋同，以现状-问题-对策为基本研究范式，观点或方法创新的较少，研究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更是屈指可数。 

第四，多数浮于现象分析，少有深及本质。对出版学教育的研究多数立足在学科和专业合理性的基础上，缺少对教育问题的正视、反思的态度和自我否定、涅磐重生的勇气。460篇论文中仅有3篇是对于学科名称和学科合理性的深度探讨；梳理、总结、展望的文章多，思辨、批判、创新的文章少。

三、对出版学教育研究的几点建议

对于出版学教育展开深入研究可以指导出版教育优化良性发展，对于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产业的发展，对出版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出版教育的主体不断扩大，国家行政机关、出版企事业单位、出版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机构都在努力开展行业人才培养的工作；出版教育的层次也从高等教育领域扩大到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教育国际化等；人才培养的类型更加多样，涉及到研究型、应用型、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以及高端出版人才的培养等。可见，在新的产业环境、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版学教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多元、复杂，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也越发尖锐突出。因此，做好出版学教育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和迫切。在前文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总结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以供出版学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参考。

第一，提高对出版学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

开展出版学教育研究的主旨在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行业输送适需优秀的人才。人才工作是行业发展的首要工作。加强对出版学教育研究的重视，首先要打破认为出版学教育研究仅仅涉及课程设计、方法改革等教育教学微观问题的偏见，要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等宏观意义上重新认识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其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各科研院所、教育机构等要加强对出版学教育研究工作的引导和指导。通过设立专项研究课题、提供研究支助，指导研究者开展课题申报，合作横向课题等形式，提升出版学教育研究的热情，增加教育研究的数量，提高研究质量。再次，研究者要端正研究态度，为问题而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应付了事，而是要对出版学教育发展提出真知灼见。

第二，结合产业发展，深化研究主题。

出版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才培养却是百年大计。教育既要尊重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又要努力跟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节奏，适应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出版学教育研究工作要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新形势，认真细致的发现新问题、真问题和亟需解决的难题。

第三，开拓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

出版学教育研究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研究前沿，不断开拓研究视野和思路，加强与国际出版教育的深入比较研究，加强典型案例研究，强化实证研究。既要针对宏观视野的人才战略、人才政策、机制体制等展开研究，也要关注行业企业人才培训体系、职业资格认证以及教育教学模式、课程、标准、质量保障等问题，还要对人才自身的能力素质、职业规划等进行研究。出版学教育研究涵盖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问题，内涵深，外延广，思路和方法创新能为研究打开一扇窗，提出更多的见解和观点，促进出版人才培养工作更好的开展。

第四，完善出版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

出版学教育研究是出版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出版教育理论研究对出版学教育实践更具指导意义。就问题而提出解决策略的研究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意义，但从前瞻性和指导性来看，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能让现实的车轮走的更远和更稳。理论研究是出版学教育研究发展的根基，增强出版学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完善出版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出版学教育研究才能做得扎实稳健。

第五，敢于面对本质问题，自我否定和革新。

学术研究要直面研究的根本，直触问题的本质。肯定赞许的内容要有，反思否定的声音也要有。秉持科学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大胆思辨，敢于否定，勇于革新，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精神，出版学教育研究也是如此。学科发展到今天，几十年的历程走来，问题一定是存在的，甚至有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会影响到学科的存亡。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话语缺失，人才培养定位不准，单一学科教育无法很好的解决知识交叉架构的问题等等，都是出版学教育面临的急迫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重新认知、重新定位、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很大，这不是对以往成绩的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在出版人才培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因此，出版学教育研究一定要直面本质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1]将各省按西南(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西北(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华北(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中南(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华东(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划分。

[2]见刘文云，耿庆军，李勇.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论文计量分析[J].现代情报，2006.12:29.

[3]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搜索关键词“新闻”并含“教育”，剔除不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