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了解水么？吾非鱼，但敢肯定，鱼不了解水的构成元素，不懂得水为什么会发生形态变化，也不晓得水温为什么会有冷热变化等等。每个人都生活于经济环境之中，犹如鱼生活于水中。那么人们了解经济环境么？了解金钱、货币以及两种货币即汇率的形成机制么？在周其仁教授看来，人们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金钱很熟悉，也相当了解，但对货币的认识就不够多不够深了，这就是“懂钱容易懂货币难”， 所谓“熟悉的陌生人”。而他《货币的教训》这本系列评论集的主线，正是透过钱的现象探查货币的本质，进而探查经济金融的真相。

    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始终是热点焦点，境外压人民币升值的声浪从未消停。多年来一直在注意研究货币市场和汇率政策的风云变幻周教授，对此看法别具一格，在“人民币汇率之争：水能定汇率吗？”一文中，他认为，汇率者，不同货币之间的市场价也，而市场之价无须争吵，因为市场其实是一套靠行为定价的游戏，凡能以行为定价的，吵闹就是多余的。若主张人民币升值，那好，用其他货币买入人民币就行了。“从这点看，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争议与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由此周先生得出结论：经济学“这门以解释行为为己任的经验科学，最起码的坚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言辞，尤其是人们关于自己行为的言辞——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还认为市场要统一的，只有参与者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任何一方都要“put your money on your mouth”，也就是“把钱放到你的嘴上来”，以出价行为来表达你的主张。在政治、市场、江湖上，唱多不做多，或唱多反做空，或唱空做多的人和事太多了，而周先生在这里向读者强调“行为胜于言辞”。

    在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就是被动超发货币机制的条件下，周先生认为人民币汇率首先是一个对内问题，因为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所以，他不同意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看成对外问题，并且直言，“见外不见内”的思维，是很多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

    周先生始终强调研判中国经济，要理解中国货币供求的全貌。比如在“银根与"土根"的纠结”中，他说：中国特别的地方不是政府拥有资产，甚至也不是政府拥有的资产比较多，而是在历史形成、尚未改革的现存法律框架里，政府可以在公益用途之外的广阔领域，动用征地权把农民集体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国有土地市场上，实现这部分土地资产的收益套现……征地权的实施不但把一块非政府的资产变成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而且成为政府和国企大手借贷的支点，构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货币创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给却类似于投放货币。通过对出口导向战略和土根的解剖和梳理，周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货币运动有两个圈，一个圈由出口导向开始，形成外贸盈余，再由强制结售汇，形成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最终形成人民币流动性，流向国内经济系统；一个圈由征地权开始，把农地改成政府或国企用地，再形成抵押权，换取套取银行资金形成财政税收，最终形成人民币流动性，流向国内经济系统。

    周先生分析经济难题的重要逻辑基点，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经济逻辑在政治上不容易被接受”。所以，他对蒙代尔们设计设想的美好的货币制度始终不以为然，而在观察次贷危机时是，判定关键在于人类有害怕疼痛的倾向。人们需要交易媒介（货币），但又担心货币币值不稳定损害交易，这种“怕痛”心理，引发了不断寻找更可靠、更保值货币的持续努力。但在某些情况下，超发货币——让货币贬值——也同样成为减轻短期疼痛、避免经济调整代价过大的手法。当企业破产、机构转型、工人失业以及政府从现存经济结构收取的税收和其他利益的难度陡然加大，超发货币能一时减少“结构改革”的痛苦的时候，“准则至上，不通人情”的金本位就容易被抛弃。这样看，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进。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却并不一致。

    讲到底， “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的制度安排”，终究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因此，“以央行行长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人为机制为锚——的货币制度，不但不是偏离理想货币制度的例外，反而集中而醒目地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黄金的物理价值绝对值得信任，可没有一个人值得完全信任，所以金本位货币制度再美好，也只能是理想，而纸币制度弊端再大，但却容易施行，这大概就是周先生洞察世界、人性、制度、历史必然引申出的结论。科学发展观喊了很久了，可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事情依旧层出不穷，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