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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9日,记录读易洞开店过程的书籍《业余书店》首发在读易洞举办,当天下午近百位朋友捧场,挤爆了狭窄的书店,营业额超过6000元,是书洞开办五年多来营业额最高的一次。
事前准备饮料小食,事后邀请一些朋友晚饭,号称庆功宴,破费2500元,差不多也就是当日销售之毛利,一进一出,两相抵消,耗了一通精力,赚了一场欢聚?
这基本上就是开书店五年多来得失的浓缩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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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书店的投资与回报,跟很多人解释过,但解释通常半途而废。
“铺子是自己买的,没有租金,老婆守店,没有人力成本,所以?”
“这算法不对啊,商铺你出租出去呢,假如你老婆出去工作的工资呢?”
最近正好在读《公正》这本书,我在微博上摘抄了一段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讲词: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有人问:“那以上指标如何量化呢?”
我回应说:“或许正是量化的意识,对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及其美感带来了损害。”
也或许正是因为没有量化,读易洞才愉快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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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算过账,但不是计算书店的盈亏,而是从家庭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店铺是自己的、没有雇佣员工的负担,开书店也是不可能养家糊口的。在北京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房屋按揭、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社会保险、通信与交通费用,一个月两万元的开支是必需的。如果全凭书店的收益生活,那每个月至少得卖10万元的书,每天的营业额得3000元以上,书还不能打折。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月你都要卖出去一个小书店,每三天你就要去书市拉一后备箱的书。这对平均每天只有五六组顾客的社区书店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店内业务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月平均一万五的销售额,就已是营业额的极限。
因此,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依靠开书店的收益来生活;所以,如果开书店没有金钱以外的所得以平衡,就不可能保有持续投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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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书店首先满足了我们的兴趣与多年的愿望,这个不必多说了。
其次是家庭生活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夫妻二人不必要像过去那样每天在职场上、在堵塞的城市中奔命,我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开书店是继续其他工作的一种给养,同时开启了工作和生活的新视野与更多可能,让我们可以拥有稍微不同于庸常的生活,在粉饰与虚荣中获得一些真实且不菲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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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真实的心理当然也包括:书店到底还是一个商业行为,书店经营收入带来的物质快感,肯定会加倍提升观念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尽管不求投入产出的平衡,面对投入的精力而不被顾客最终以适度的消费行为回馈,还是会产生一些不被尊重的感觉,甚至有时会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比如:有顾客进店啧啧称赞,随意翻阅欣赏落座,当递上茶水单,他说不用;向其解释说这是消费区,顾客就转身离去,回去撰写博客 : “(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文精神的装B店!”
这样的事情时不时发生,开店的幸福指数就大大降低了。迫不得已,我们在消费区放置了“消费茶座”的告示,并在书架上设置“未结款图书请勿带入消费区”的文字提醒。
理解现实,了解自己,也不会觉得特别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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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书店是很个人的事,作为书店经营者,很不喜欢以“开书店”而赋予“责任”和“抱负”的描述。但书店这个特别的商业业态,却极具人文关怀的“符号”价值。
开书店的人给爱书店的人以梦想,爱书店的人给开书店的人以幻象。
开书店有两年,媒体报道多起来,有天我在网上居然看到一条对读易洞的描述:“北京最佳的免费悦读空间。”这个描述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被媒体引用并广为流传。
媒体的报道还说,在读易洞看书,不花钱,随便拿一本书,在沙发上坐下,老板就会给你端上一杯免费热饮。
公众对书店这门营生的期望与误解,由此可见一斑;描述前面加上“读易洞”,我感觉尤为别扭。
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没有谁是上帝,尊重顾客,首先是看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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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足以从某个角度,看出现在的书店经营,是一门奇怪的生意。当前书店遭遇的整体困难,不是由于网店的冲击,更不是房租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的本质问题是,由于现代人的时间普遍不够,接受知识的方法与途径发生变化(碎片/图像/互动),从书中获取的阅读量迅速衰减,导致不读书,不买书。
有人建议,书店应当多元化经营,比如加入创意产品售卖等,可是,书店不卖书了还有必要叫书店么?
总之,对于书店的未来,我不觉得有任何刻意挽救之必要,顺其自然为好。
(作者系读易洞书店创办人,一刻间广告公司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