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士的侧面像
—读资中筠的《不尽之思》
作者:朱正(学者) 时间:2012年02月28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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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的交往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在她的《不尽之思》一书中写下了自己对这些人的印象。寥寥几笔,就画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侧面像。
像廖承志,这么一个大人物,在她的笔下,有时候简直是个可爱的顽童。“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在外事活动中也是这样。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坐,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像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冀朝鼎,这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书中说他,“我的印象中他是资格老而比较‘洋’的老干部。论革命资历,他参加过五四运动,被捕过,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论‘洋’,他十几岁就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二十一岁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将近二十年,是正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论‘国民党’关系,他当过孔祥熙机要秘书、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长等等要职,北平解放前夕还在傅作义手下任‘华北剿总’经济处长。解放以后,他的主要职务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这样一位老干部,作者说,他“应该是中共党史,乃至当代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作者和他交往的情形,书中说:“开始比较接近是1956年冀老率领贸促会代表团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博览会,我和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和’(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简称)书记处工作。其时中奥尚未建交,没有大使馆,我们成为唯一的在那里常驻的中国办公处。所以国内来人都有义务接待,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服务,做向导等等。我们孤身在外,也特别欢迎国内来人。那次我临时被借调到贸促会代表团工作。大约冀老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博览会结束后,我以为没事了,就自己回到住处。谁知晚上忽然冀老气呼呼自己跑到我们住处来,对我不参加代表团内的工作总结会议很不高兴,因为他要我执笔写报告。后来根据他的授意我写了一份内部报告的初稿。另外又在他授意下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奉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公开文章,过去如果写此类文章,都是为领导代笔,以领导名义发表。现在想来,就这一点,也是冀老开明(或‘洋’)之处。他要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他的确很看重这次中国到西欧国家参加博览会,希望能借此扩大影响,以便有后续。文章内容我现在全忘了,只记得自己有些得意之笔是最后引了冀老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大意谓:中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好比一本书,现在刚刚打开第一页,以后还会继续读下去,读出更丰富的内容。另外,他还专门指示我在文章中写一段介绍某些西方国家展出的先进仪器(好像是医疗器材),使我感到很新鲜。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登出,我注意到,关于外国先进仪器那一段还是被删掉了。”老干部而有这样的领导作风,确实是比较“洋”的。
散文家杨朔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副秘书长,又是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就因工作之故,作者与杨朔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书中讲了他的一些轶事。例如,“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
“文革”中杨朔服安眠药自杀身死。书中说:他“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魂。
书中还写了袁同礼、雷海宗这些老一辈学人,胡志明、鲍大可这些外国人,都写出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重要的是,书中通过这许多人和许多事反映出了这几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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