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建立、发展与壮大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

    前不久热播的谍战剧《借枪》有许多地下革命工作者因为缺钱而殚精竭虑、四处筹措的情节，导演设置了大量桥段来表现活动经费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在历年中小学课本和普及类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书籍里，我们很少能得到如此集中的感性认识。钱，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建立、发展与壮大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但最初五十多位中共党员里，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几位有固定收入，余者皆是学生或无收入者，我们的先驱拿什么来办刊、开会、宣传革命、举办工人夜校（无偿）乃至去各地活动串联呢，遑论他们还要养家糊口。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党史研究者几乎不提及此方面，我们自然也看不到有关的史料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共官方开始逐渐开放相关文献，我们藉此得知共产国际（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的情况，但1927年至抗战期间的史料，则得益于21世纪以后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等书籍与中俄两国解冻的有限档案。在最近出版的杨奎松《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能了解到较为翔实的情况。

    当然，若想以此列出一张“革命财务明细表”来，肯定不行。杨奎松的目的是将散见于各种资料中的史料厘清考订、整合贯穿，让读者了解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经费及财政援助的大致情况，援助的由来与形式的变化，援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

    最早披露相关信息的是1982年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该书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经费的情况。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未予重视。随着公开的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会议记录和某些解冻档案等文献的面世，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可以深入研究的条件，但由于政治上的某些禁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研究者不愿涉及这个问题，杨奎松的相关论述就显得难为可贵。该书收录的《政治独立的前提》、《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等文章使我们能有较透彻的了解。有些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问题，比如共产国际以什么渠道进行援助，该援助有无附加条件，援助数目之变化与中共、苏共的政策变化、领导人的变化有无直接关系，中苏双方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了哪些矛盾及怎样解决等等，杨奎松都有详细阐述。里面有不少有趣的细节，例如：共产国际不是印钞机，它需要将革命获得的物资，包括钻石、黄金，甚至鸦片卖掉后才能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中共获得的现款亦是五花八门，有卢布、美元和墨西哥鹰洋等等。但杨奎松没有说明这些货币是怎样兑换成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或者还是中共当时有使用这些货币的渠道。

   今天，一些在过去绝不承认中共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也开始认同其确实存在。但还有些人否认这种外援的积极意义，甚至声称这种外援极其有限，并且给中共造成了相当的损害（《读史求实前言》）。杨奎松感叹，“不知道这样的研究者有没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

   《人物》杂志的某编辑曾开玩笑：杨奎松是在“雷区”里遛弯的人。有些领域或许真的是雷区，但杨奎松从未有过遛弯的轻松，他也不认为雷区有存在的必要性。他在该书中表明态度：“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也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