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冯仑，素有“商界思想家”之称，四年前，冯仑出版《野蛮生长》，谈商论道，技惊四座。四年后，冯仑再推散文随笔集《理想丰满》，要讲的，不再仅仅是办企业，更多的是企业之外的事情，有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有丰乳肥臀的人生理想，有隔岸观火的台湾选举，等等。总之，是冯仑要谈的，在企业之“外”。

    中国地产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万”演绎的——万科开创了中国住宅地产所谓的“光辉岁月”，万达主演了中国商业地产的“美丽人生”，而最富戏剧性的万通，则因其野蛮生长的历程，以及“万通六君子”各异的生命力而饱受人们青睐。“三万”当中，万通代表着草根的崛起，代表着地产主流力量当中的非主流。它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灭的向心力而使地产江湖进入了争鸣时代。

    活着都不怕，死了有什么怕

    “三万”的领导者，万科的王石把自己变成了往事，他往哈佛的校园中抱头一蹲，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万达的王健林，在目睹了“金州不相信眼泪”之后彻底告别了足球，却突然在十年之后以“救主”的姿态重返足球场，试图以金元的力量为中国足球觅一个未来；万通的冯仑，认识到“书是生命的形状”，立志追随“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的光荣与梦想，在刻了《野蛮生长》之后，他又刻下了《理想丰满》，希图为“三万”佩上一张“二饼”，看透生意、生活与生命。

    人们关注万通，非因万通作为开发商做得多么出色。事实上，作为开发商的万通和作为上市公司的“万通地产”，都不是这个行当中最主要的力量。人们关注万通，因为冯仑，也因为王功权、潘石屹、易晓迪、刘军和王启富所代表的那段历史，以及他们所开创的这段未来。

    王功权已经从投资家变成了“私奔帝”，在经历过二次创业之后，他又进行了二次私奔，并且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各大财经媒体的封面人物；潘石屹继续着自己“开发商中最好的演员和演员中最好的开发商”的故事。除此之外他还与任志强一起成为开发商中最杰出的“二人转”演员，并且使人们牢记了两个诡异的名词——巴哈伊与一潘；易晓迪的“阳光100”依旧光鲜照人；刘军的高科技农业不晓得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能够与丁磊的“丁家猪”媲美——至少在舆论的关注上，刘军是抵不过“丁家猪”的；王启富还是游离在人们视线之外，如果不是提到万通，几乎没什么人会去关注他。

    只有冯仑，始终没有脱离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游弋在“风马牛”当中。当王石远赴重洋去哈佛读书的时候，当任志强被宣布退休准备到高校中蛊惑古惑仔的时候，他也跟着宣布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以“投资家”的角色扮做一个幕后的英雄。

    激流勇退是一种智慧。他们不再迷恋权力，尽管这是最好的兴奋剂。他们向昨日告别，与往事干杯，告别了对权位和财富的觊觎、争斗、囤积、探寻，继而寻找真实而不愚蠢的新生活。他们把沉重的遗产留给了继任者，使后者的命运充满变数并更富有戏剧性。

    有人曾问冯仑：“你最恐惧什么？”冯仑说，恐惧活着。“为什么呢？”他说，“活着就要琢磨这个事，死了就没事了。所以中国老有一句话：‘死都不怕，还怕活吗？’其实应该倒过来：‘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活着这么难你都不怕，死了有什么怕？闭着眼睛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活着就要不断地抗拒这个浪潮，不要把自己淹死，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王石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野蛮生长》并不难，难的是《野蛮生长》之后还活着，而且《理想丰满》。”如今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冯仑已经不用再怎么忧心万通“活着”的问题了，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房地产这个充满幕后交易、诡谲谎言的行当里，他和他们虽然伤痕累累，步履维艰，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撑到了宣布退休或被退休的日子。没人能嘲笑他们，大潮退去之后，他们才是那些穿着大裤衩子晃荡“小”的人。

    从大处着眼，从远处着力

    作为先行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业的柳传志、王石那批人，他们经过了差不多有20年时间，不停地跟各种各样的浪潮斗，最后才冒了出来。他们展示出一种压制不住的激情和活力，这使冯仑深为敬重。因为他知道，“水来了，水性好的人才能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多数人还是淹下去了”。他要为少数派鼓掌。他自己也是少数派。

    《理想丰满》正是冯仑在“悄然隐去”之后晃荡的少数派的“小”，它看似《野蛮生长》的续集，也像是《野蛮生长》的进化版。在经历了对“野蛮生长”的反思之后，在经历了对往事的彻底颠覆之后，冯仑希望自己像德里达一样能够重建些什么起来，就像万通曾经在纽约世贸中心的遗址上重建起的双子塔一样。这一次他重建起的不是混凝土与钢结构，而是一种憧憬和期许，一种对于“理想丰满”的自我供述。

    我曾经在《从三通到万通》中形容，冯仑能够将万通做成今天的模样，其基准无非是“三通”：境界要通透脱俗，做事要通权达变，做人要通情达理。“通”是一种精神，因为有了“三通”，所以才会有冯仑的“万通”。

    冯仑有一次对访问者说：“除了商人，我最想当的是知名文化人。当文人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反对文人，他们最终可能成为正义的象征与真理的守护者，但这种人容易掉脑袋；第二种叫走狗文人，他们的任务是拍马屁，这种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错，但内心苦恼；第三种叫流氓文人，写点鸳鸯蝴蝶，文人骚客的东西。”
他说，“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

    这个“流氓文人”，把三万变成了一个载体，把二饼变成了一副眼镜，把“地产江湖”变成了麻将剧场。他说：“我幼时尘饭涂羹，和小哥们儿叫板时就嚷嚷：‘你能行，就你尿得高？！’及至成年，始知要想尿得远，就必须要站得高，所谓从大处着眼，从远处着力。”这就是戴二饼的好处。

    对于戴二饼的冯仑，蔡康永的评价是：“已经称霸一方了，仍然认真地追究：怎样的世界，才是对的世界。这是令人欣喜的证据，证明冯仑没有忘记他的初衷。”

    【书摘】

    前浪不死沙滩上

    我很看好80后这一代。如果总是用自己那一代的使命去衡量别人，这就相当于你更年期，你老说青春期不正常。人家不正常完了是希望，你不正常完了是死亡，差别大了。所以，我从来看到的都是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怎样不死在沙滩上？非常简单，再变成后浪。怎么变成后浪？跟人学！

    苦雨凄风下·折腾

    2011年5月份，我中学时的班主任苏老师去世，我给她写了副挽联，上联是“一日可为师，况曾苦雨凄风下，孤灯残喘，诉说兴亡，托孤大义，七尺男儿要报国”，下联是“三生难唤回，只求劫波渡尽时，拾家重聚，教鞭再握，含饴弄孙，六旬慈颜又重生”。这位苏老师，是在我十几岁形成理想最关键时带的我，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说要改造中国，实际上就跟这位老师有关，我跟她的关系基本上是“苦雨凄风下”，昏黄的灯光，下着雨，她心脏有问题，躺在床上，气息微弱地给我讲家国，讲她家族的历史，对我触动很大，从那以后我决定要折腾。

     目标和价值观，合起来叫理想

    我们现在跟猎头公司打交道很多，他们不断猎来猎去的，很少谈理想，都在谈价钱。现在我们公司的老员工都是在价值观上比较接近，最后才谈钱的。有位老总在万通已将近20年，从没跟我谈过钱，正因为这样，大家内心就很纯净，很开心。我跟他没什么私下交往，因为性格不同，年龄有点差距，社会关系、朋友圈子不大一样，但价值观一致，他始终埋头往前走，顺便也没少赚钱。这就跟宗教信徒似的，我们一进万通，就好比进了这个庙，在这里大家念的经都是一样的，都把个人钱财之事放到第二位。庙里的和尚每天不太谈钱的事，但外边来的客人要谈钱，于是就放个功德箱随喜。所以价值观帮你选人、算账，帮你把一些复杂的事简单化，形成公司治理的方向。目标和价值观，两件事合起来叫理想。

    摘自《理想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