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强调讲真话，巴老就活在我们当下。”针对巴金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已属于历史，不再对当下现实产生影响的质疑，由中国作家馆主办的主题为“作家版《再思录》与晚年巴金”的开馆活动中，作家冯骥才开宗明义指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开启了广阔的精神空间，这在当下依然有深远的意义。

    冯骥才是在与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的对谈时做这一番表示的。在他看来，让巴老，冰心活过一百岁，这是老天帮助了我们。“如果他们也像老舍那样在文革中消逝的话，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有血有肉的，呼吸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灵魂是什么样的！但巴老和冰心一直活着，和我们一起进入了当代文学，他们把‘五四’那个时代贯穿过来了，贯穿过来的，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

    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此，冯骥才对中国作家馆在今年北京图博会上把重温晚年巴金作为系列活动的开篇表示赞赏。他感叹，巴金《随想录》和《再思录》被人们纪念，表明我们的生活中还存有那种敬畏。“我把这两本书视为《圣经》，只要往我书桌上一放，我的心就静下来了。因为这两本书体现着作者的良知、责任。我觉得，这两本书可以用来压一压现在我们文坛、我们社会的浮躁。有这两本书放在那里，我们就会真正回到文学中来，回到心灵上来讨论我们的文学。”

    怎样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冯骥才清楚地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他去拜访巴老时，正好碰到有一位美籍华人拿了英文版的《家》请老人签名。签完名后，这人拿着书就走开了。“结果呢，因为在签名时，有个字巴老写错了偏旁，他很快就让女儿李小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这个人，把书拿回来让他改偏旁。记得我当时说，只是一个字偏旁写得不一样，他肯定不会介意的。能拿到‘五四’时期作家的签名，他该是高兴得直跳了。小林转达了巴老的意思，说这样不尊重人，无论如何得把书给取回来。后来我把书取来送去，巴老改了偏旁。我一把书交到那个华人手里，他当时就哭了，我想他是被尊重得哭了。”

    在冯骥才看来，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们都能体会到，巴老等“五四”一代作家，他们是在用心活着。“巴老是一个用内心生活的人，他用真心对待一切，对待生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相比而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该感到惭愧。我们还有多少人这么活着？我们何曾真正用心对待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的百姓，特别是生活中的那一些弱者。如果没有这样一份真切的感情，没有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责任，我们又怎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认为，在读《随想录》和《再思录》的过程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当下的文化意识，需要有深入的反省。“有一次，我在政协会议上讲，‘五四’时期，我们没有好的剧场，也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国家不可能对文化有什么资金投入。可那个时期产生了多少大师啊，那时的文化迄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相比来看，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个稍具规模的城市都有剧场，都是动辄几千万、上亿建的。还有那些博物馆，那些画廊，那得花多少钱？现在市一级的作协主席都是正局级别，都有专车的，那是什么待遇！但我们产生了大作品吗？而巴老在他们那个时代，结婚时连家具都没有，连房子都没有，但他们从不抱怨时代，也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写作。他们知道世界上终究有比金钱更可宝贵的东西，他们精神至上。”

    但这并不表示巴老那一代知识分子，以精神或道义上的英雄自居。冯骥才认为，恰恰相反，巴老思考更多的是怎样做好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巴老在日本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最大的敌人，一个是旧的传统的观念，还有对人的自由，对社会进步构成障碍的那些东西，再就是对爱摧残的力量。巴老一生都在和这些‘敌人’斗争。他和他们那一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不曾出卖他们的灵魂。这种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他们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对文化的热情正在疾速流失

    而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多大意义上为我们所认同和继承，并在我们心灵深处发生作用？在冯骥才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一个作家，我们会想他是否写出了一部或几部好的作品？实际上，仅仅至于这样的打量，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在我心里，一个能真正留在历史上的作家，或者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就是应该让我们一眼看到他的立场、他的精神，他的心灵的历程。这样的作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脊梁。我们这个时代里，恰恰需要这样的脊梁。”

    冯骥才举例表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当我们想到鲁迅，会很清晰地看到他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想到巴老，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他对生活的那种爱，对恶的那种憎恨。他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的那种捍卫，还有就是对自己的不依不饶的拷问。如果我们还原到‘文革’时期，那个时候，一句真话可能让人丧命啊。所以，‘文革’后，巴老提‘讲真话’三个字会使一些人发抖的，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然而世易时移，巴老“讲真话”的倡言并没有失去其价值。“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文革”前后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已经宽松了很多，但并不是因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讲真话在当下依然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说大问题，是因为它是大是大非，涉及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前途的问题，而不只是生活中的小是小非的这些问题。”

    冯骥才表示，当下我们还会在各种场合听到很多空话、套话。这一方面是，有些人、有些领导水平低，只会讲那些空话、套话。一方面是，很多时候，讲真话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你要讲真话，你可能会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发生冲突。这些掌权的人，不仅是官员，也可能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顶头上司。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尽管讲真话不会像在‘文革’时期那样有性命之忧，却可能对自己的现实利益有所损害。比如，你会被一些由机要部门掌控的会议拒之门外，你会被一些圈子排斥，捞不到相应的好处。所以，他们宁可保持沉默，也不愿意承受讲真话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或者，他们也可以找到理由说，即使自己说了真话，也改变不了现实，还不如保持沉默。”

    在冯骥才看来，固然我们可以苛求需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能让人把自己的观点真实地，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且，保证好的观点能经由论证被充分采纳。但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机制的不完善，就放弃自己的知识立场，就不能有所作为。“事实上，当下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让我非常感动。比如，有一个拍摄长江的摄影家，他在二十年以前就认为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很快要被淹没。于是，他就把自己在徐州的影楼给卖了，用全部的钱在长江买了一个船。他一个人划这个船坚守二十余年，把长江上所有的山都爬过，留下了几十万张长江的照片；又比如，我的另一个朋友，他也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草原民居的调查。他就一个背包，一个破照相机，一个笔记本，一大堆药瓶，就那么背着，到处走访调查。这些人可以说默默无闻，但他们在付出，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文化充满感情。”

    让冯骥才感到遗憾的是，对文化的这种热情正在我们的生活中疾速流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这是我们所缺失的。那么，没有感情怎么办？在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先把我们的文化保住。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马上就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又被商业利用了。举个例子，我在十年以前就非常关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但坦率地说，我做了这么多的呼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关注到的660个城市基本变成完全一样了。这些年，我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遍了全国各地方，很多农村，但我们整理出来的文化遗产，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连锅端，哗——一瞬间就给推平了。”

    因此，冯骥才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当下浮躁社会里必然会经受的精神痛苦。“从灵魂深处来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做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全部都失败了。我希望中国的城市像罗马、巴黎一样，各个城市都保持自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美，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同样深厚的历史记忆，但我希望保护的这些城市全给扫荡光了，都变成一种伪豪华的、假摩登的玩意了。但巴老让我知道，很多事或许力所不及，但也要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责任。”

    社会整体要有一种文化自觉

    在冯骥才看来，当下文化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都可以归结为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这个功利主义，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官场文化，另一个来自于穷怕了的中国人，对物质金钱的强烈需求。物欲的放大，必然会积压人的灵魂空间，使得具有精神含量的东西贬值。很多人说，我们的文学已经边缘化，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

    基于此，冯骥才表示，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像巴老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我们不自觉，我们对生活就没有深刻的看法。我们就认识不到我们的文化，其实包含了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天地观、自然观包括审美观，我们需要冷静下来进行学术的整理，真正的认真的去研究它，而不是像电视剧一样去演示它。”

    但只有知识分子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冯骥才表示，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需要有国家的自觉。“直白地讲，就是要明白文化在一个国家整体建设里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缺失的。试问，如果你是文化大国，又重视文化，你能把管文化的副市长排在末位吗？这只能证明你没拿文化当回事，所以就排到电气、水利、环境后边去了。因此，国家必须有国家的文化战略，老百姓必须知道国家的文化意志，国家的文化形象，国家的文化精神。”

    冯骥才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还要有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当下的文化遭遇，要不跟官员的政绩挂钩，要不就被经济开发变成GDP，我们文化失去了自己最神圣的功能，就是对社会文明的推进。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一定要让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见进入决策层。因为，如果没有决策层的自觉，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我们的文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由此，他呼吁，整个社会急需形成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的最终形成，则有赖于教育。“我们正在做努力，在跟有关教育部门商量，是不是将来出一种民间文化的教育读本。我们深知，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方法就能解决的。但努力去做，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表示，就像巴老提倡讲真话，未必带来谎言灭绝的美好图景，但有这么一个声音在，总会时时震动我们的神经。“同样，我们感慨，在当今社会，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灵魂，他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只是我们未曾真正认识到他。重温巴老，重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终究会让我们找回失落已久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