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的立宪团体》张玉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第一版  382页，42.00元

   《清季的革命团体》张玉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第一版  545页，58.00元

    当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自治”等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心间，似乎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

    辛亥百年，学者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辛亥，讨论现代中国的开始。张玉法先生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部著作《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今天重读，仍然堪称“经典”。老辈学者写史，重在史实，不炫目、不故作高深、不为了问题而纠缠于各种虚浮的概念，只在平实、清晰、完整地重建史实上下工夫。这两部书，分别讲述了辛亥革命研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立宪”与“革命”，有关思想背景、社会基础、政治环境、组织形式、运动和人事系谱等等。可以说，凡在“面”上需要了解和梳理的，张先生的研究中均已细致考证。

    问题在于，今天的学者如何沿着前辈的足迹，从这些书桌上基本的参考书目出发，推进对历史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推进，从根本上不在提炼概念、构筑范式，或对性质价值的再定义，却应当落实在更多细节上，用细节把宏大的叙述和概念串联起来。以“立宪”、“革命”两个关键词论，大框架底下其实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释。比如，短短五到十年中间，对一个沉积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彻底否定是怎么实现的，即立宪与革命思想兴起的可能性问题；立宪、革命向来被认为互为对立，但它们是否存在同一性？笔者试以科举改革前后的新式阅读为视角，讲一点新思潮的触发机制与传播媒介的问题。

    我们可以试着排一个简单的时序表：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维新，1901年施行新政、废除八股取士、大举派遣留学生，1903-1904年颁布壬寅、癸卯学制，1905年停科举并陆续改革官制、立宪运动，1911年末武昌起义。在这十余年中间，时务与新学、新知的传播在新政改革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刺激之下，一再扩展，由少数士人的奔走呼告变成朝廷大政、变成许多中国人尊西趋新的一致心态。儒家学说及其所规定的政治理想，就是在这短短十年间逐步更新，从而被替代与置换的。举个简单的例子，1909年《教育杂志》上有《入学试验问题》一文，讥讽当日的小学生入学考试题目“论钱荒之可贵”、“自由必先自治说”等，出题太荒唐，十二三岁之儿童，能有几个知道钱荒金贵为何物？论者感慨“不读新民丛报又何从解自由自治之说哉”！有关晚清士人阅读《新民丛报》并受其影响、开始关心国事、寻求救亡的事例成百上千，但我看都不如这则“入学考试”的议论来得直截。它告诉我们，梁任公和他的《新民丛报》是如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普及读物的。严复说“任公笔下，殆有魔力”，这是思想史的角度，而从传播和阅读史的角度看，像《新民丛报》这类新学书刊的巨大辐射力亦成就于晚清学制改革的现实机缘。

    喜读新书的名士孙宝瑄说：“八比废，人争读书，民智辟，新党必多。”新书阅读引发新的政治诉求，由时潮、风潮进而演为政潮。甲午以后成长的那一代知识人，个人生活史中大都记录着由国族危难而更新阅读、寻求政治革新道路的集体记忆。郭沫若《少年时代》中说，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变革过程中一个最显著的事实，由此必然发生社会意识的变化：“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癸卯年秋闱之后，成都陆续设立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郭沫若的大哥进了东文学堂，五哥入了武备学堂，而从此“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浙江士人张枏在日记中记，“八股永无再兴之日”，由此改制引发的，是“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是“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朝廷改革科举、扩张新学的政令，对士人阅读风习的转移是有决定意义的。晚清琉璃厂书贾记载，自朝廷锐意变法，“谭新学者，都喜流览欧西译本”，常有文人士夫拿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到琉璃厂书铺中按表以求，而“京师书贾亦向沪渎捆载新籍以来，海王村各书肆，凡译本之书无不盈箱插架，思得善价而沽。其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新书利市而旧籍乏人问津，这是甲午、庚子国势大败在读书人身上最为切实的影响。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冯自由《政治学》一书，冯氏在序言中自陈初衷，亦说，庚子重创，上下震动，朝廷有维新之诏，一般士大夫惶恐奔走，一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学新学”！彼时，士夫学子虽对何谓新学尚无确切认知，然趋赴之心却是空前热烈的，冯氏形容渴求新书的士人“联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一种半懵半懂之际，争入时尚的意态跃然纸上。时人记录晚清书市，有长沙同文书局者，售卖严译《原富》，购书者拥挤不堪，据说有的购书人只好将铜元系在伞柄上递给营业员，营业员再将书挂在伞柄上递出。1903年山西举人刘大鹏到河南应会试，在当地书摊上亦发现“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亚东图书馆的创始人汪孟邹先生就曾说过，科举时代，他和一般青年人一样，只知有八股文；甲午战败，大家都知道国家就要亡了，非改革内政不可。业师胡子承先生教导他们，要节衣缩食，购阅新书和新报。汪先生说这是他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也是他对新书业发生兴趣的原因。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时潮驱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政治理想在甲午以后的时势中逐渐被新的知识、新的伦理、新的制度理想所取代，成为那一代读书人依次而进的共识。

    新学书籍经由各种渠道流入学塾，进入那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全中国的读书人都在经受着相同的知识转型与政治变革的思想洗礼。阅读变化意味着知识更新，从这里开始，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摆脱举业功名的限制，构筑、抒发并行动于他们新的政治理想。革命也好，立宪也罢，当然难免会有派别和地域的分驰，但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却是汇流而来的。分裂只在手段，触发的机制和革新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清朝末年，立宪与革命思想共生其间的时代背景。

    科举改革造就的一个“学生社会”是这些新式书籍、报刊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和传播媒介。据癸卯年《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刊载的报刊销售统计，这一年，在杭州、南京、武汉、南昌、镇江、扬州、常熟、泰州、衢州、埭西、海盐等十二个地区的报刊销售中，主要由学生订阅的报刊达到五十一种，总销量八千多份（参见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中国白话报》发行广告中亦称购阅纷纷，“尤以学生社会为多数”，仅湖南一地的学生就月购数百册。学生购阅书刊，学堂则成为他们谈论和传播这些新式读物、新思想的主要场所。钱均夫回忆在杭州求是书院传阅新书的情形，各同学将自阅之《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丛编》等置于公共书架，凡同学均可自由借阅，并在除星期日外的每天夜饭后、自八时至九时，聚集室内，讨论各自的阅读心得。他们还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二十份，分送给附近茶坊酒肆，供路人阅读。而南京陆军学堂沈铸东的回忆，则让我们知道了学生是怎么偷阅《新民丛报》、《民报》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些禁书的，他们偷偷把这类书籍伪装起来，贴上“论理学”的封面，躲过学监，大模大样地看。还有著名的胡适先生，少年时代在上海梅溪学堂点着蜡烛传抄《革命军》的故事。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除了同学交流，还有师生之间的教授与传递。据马叙伦的回忆，清末书塾里只有教员室有报纸看，学生并不许阅览，他的老师陈黻宸（辛亥前是浙江咨议局议长）则常常把报上的时事讲给学生听，还把《天演论》、《法意》、《明夷待访录》一类书籍介绍给学生。张伯言记成都机器工业学堂的求学经历，官府对新思想防范很严，常常派员检查学生的书箱，校监陈古郗先生是维新派，他总是预先告知大家，并帮助学生把一些维新书报藏在渣滓堆里，应付检查。

    除去学堂、书塾里的日常教读，这些新学书籍及其携带的新思想还通过各种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径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影响他们的思想并不断扩散。在晚清，专营新式书刊的书局虽然不多，但在新思想的传播方面还是起过不少作用，新书局的创办者大多本身即为维新志士，旨在传播思想而不在经营商业。像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像熊希龄在常德开办的启智书局，从上海运来新书报，从不意在卖书，而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此读书。朱经农回忆说，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整天泡在书局里，只看不买，店员照样欢迎。兄弟友朋间的传递也是传播的重要方式。比如周氏兄弟，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给国内的弟弟们寄书，仅1904年4月一次，周作人就收到鲁迅从东京邮寄回来的《清议报》、《新小说》、《西力东侵史》、《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书刊共二十七册，周作人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喜跃欲狂”。丁文江在留日期间几乎把每一期读完的《新民丛报》都邮寄回国，给大哥丁文涛阅读。吴玉章的“新学”经历也完全是受他二哥影响。当时他的二哥在成都尊经书院读书，常在志古堂书店购新书，读完就寄回家乡给弟弟。后来成了四川革命巨擘的吴玉章回忆说，当他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而张治中最初的新式阅读，竟是别人从外埠包货来的破烂不堪的旧报纸。和他一样，后来成了著名报人的黄天鹏也是从城里亲戚寄来的包礼物的旧报纸，开始他的新式阅读经历的，这些报纸不仅成了他新智识的食粮，也成为他关心时局、志愿兴亡的鼓动者。还有那些由留日学生通过肉松罐、茶叶罐和各种秘密方式输入内地的革命书刊，更是不计其数。

    从这些散散碎碎的记忆和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路径。这些新式书籍把所有年老的、年轻的、感时忧国的读书人汇聚在一起。有主张立宪、主张修补与改革政体的，也有主张彻底推翻皇权统治的；有主张政治革命的，也有主张种族革命的。追溯其根本，只一个字——“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存在林林总总的思潮与团体，但各派对更新旧制度的政治理想却很一致，对西艺、西学、西政的阅读和渴求也是一致的。即便做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也承认，学了各式新学的人们，不管是“旧学派”、“新学派”，都会产生同一种信心，就是要“救中国”！从甲午、庚子到辛亥，“立宪”、“革命”纷然杂陈，但如果我们用《新民丛报》（立宪派）和《浙江潮》（革命派）串联它们，则会意外地发现，立宪与革命的思想来源、概念工具和传播媒介其实是共享的，是学制改革和新式阅读共同赋予的。

    在晚清青年一代的阅读目录中，立宪机关报与革命机关报一起出现是很常见的事。比如毛泽东记述光绪末年的长沙，学生常秘置的两样东西，一是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一是汪精卫、宋教仁办的《民报》。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起自1905年末“革命”与“立宪”的那场大辩论，章炳麟们和康有为们的互诋。但在清末的阅读记忆中，《民报》和《新民丛报》一同从日本来到湖南，又一同鼓动起内地学生的新思想。后来走上共和革命道路的许多人都在追忆旧日阅读经历时，不约而同地强调立宪派魁首梁启超对他们“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稍举几例：像郭沫若所说“梁任公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思想或文字的洗礼。胡适也说，二十世纪初年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许多在日本持激进排满主张的留学生，也是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接触欧西思想，了解民主、民权为何物，从而激扬革命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在我们今天看来，构成某种重要的分裂，但于当日的中国青年，这种对立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吕思勉先生“手段上随康梁主张君宪，感情上则主张革命”的个人经验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说，革命是某一种终结，那它不是唯一的开始。宪政与革命有同一来源，也交互影响。
 
    当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热诚”、“冒险”、“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心间，就有了那么多的恸哭穷途，又戮力奔命。“静定的、雾样迷蒙的中世纪生活，似乎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由此，晚清的数十年更新并战胜了传统的两千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立宪、革命是如何可能的，是怎样在这些“如有魔力”的文字中升腾、散漫、鼓荡起激情和死亡的热烈，并在最终合流，抵达1911、1912现代中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