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春色消尽,梦想何存
作者:存磊 时间:2011年09月22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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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尽江南》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除了住在精神病院的元庆可以率性而活外,其他的“正常人”莫不在时代的挤压下,违拗自己的本性,弯曲着自己的灵魂过活。
告别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中期的岁月风云,格非以《春尽江南》进入了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温婉的江南,风景旧曾谙,而如今缘何“春尽”?是外部的条件所致,亦为内里精神的贫瘠所累,以书中人的话语来说,“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灭无闻”,因为牺牲得全无意义,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
格非未离开他熟识的知识分子群落,主角谭端午为诗人,庞家玉(原名李秀蓉)为律师。夫妇两人的不同身份有着微妙的落差,一是高蹈于空的务虚,一是积极进取的务实,两种世界观频繁碰撞,却无解时代的无奈与疼痛。围绕着谭端午和庞家玉,有他们的朋友们与日常生活的偶遇者,绵延二十年的现实裂变,个体在与时代的磨合中,或杳然无言,或喧嚣沸腾,却都逃不脱湮没的命运。
谭端午与庞家玉的结识以一次背叛为开端,而数年后的重逢促成了他们的婚姻。背叛造成的裂痕是否弥合一直是个叙事的空缺,似乎有深意存焉。生活的不可知性,细节的难以索解,残缺之中自有其合理因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光无限,到处于掘金时代的夹缝里日益逼仄,是谭端午诗人身份的现实写照,也是当下社会的精神境遇。他以别人的话自解,“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但这种理论在现实面前如此无力。
而原本感情细腻、喜爱诗歌的李秀蓉在遭遇背叛之后,改名庞家玉,成为了积极入世者,权力、金钱以及一切代表成功的符码是她周旋与追逐的目标。但医院的一纸病情诊断打破了所有的机关算尽,庞家玉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种种的可笑与无用。在人生的尽头,她似乎认同了以往嗤之以鼻的无用哲学,在有关孩子的遗言中可以看出,“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庞家玉是否可以变回李秀蓉?大约是回不去了,时代已经流转如斯,无论如何也扭转不了这汹涌的势头了。
在前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格非暗含着构筑乌托邦的情结,而《春尽江南》中,不再有幻影,不再有任何超现实的东西,喧嚣的时代扑面而来,不给人以稍事喘息的机会。在书中有一个情节,端午与初结识的女孩绿珠在江堤上,看到远处影影绰绰似渔火的东西,不辞辛苦地去寻找,结果,那只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发出的灯光。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是一个隐喻,时代的贫瘠已经丧失了产生美好事物的可能,任何的一厢情愿终将化为虚无,“泛若不系之舟”或许是许多人的无奈归途。
花家舍本为乌托邦梦想的载体,但在《春尽江南》中,已诡异地变为了一个销金窟;昔日在这里上演的乌托邦试验,化为舞台上供人一笑的娱乐节目;公社遗址,也在导游津津乐道的说辞中消磨殆尽。而一群文人学者在如此环境里,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算得上喧嚣时代的一行注解。
“人的分类”在《春尽江南》中是别具意味的。每个人均自然地把自己划入正常人的行列。可事实上,除了住在精神病院的元庆可以率性而活外,其他的“正常人”莫不在时代的挤压下,违拗自己的本性,弯曲着自己的灵魂过活。端午、家玉如此,周围的朋友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勿论失败者抑或成功者,免不了牺牲的结局。
格非作品的书卷气,既体现在行文的典雅、精致,也在于他喜欢寻章摘句,以至直接引入经典书籍的意象,与自己的小说形成互文,仿若镜中折射,深具意味。如端午向绿珠提到福楼拜的《布法和白居榭》,布法和白居榭冀望回到田园式的理想生活,但原有的秩序早已被时代所击破,传统不复存在,最终他们无功而返。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绿珠迷惘与坚定并存,且真实地投身到颇具理想色彩的事业中去,但其中疑窦丛生,绿珠亦难以澄清,端午对此的看法是,“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绿珠与布法和白居榭的经历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共通性。端午日常勤读的书籍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到了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读完了。陈寅恪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格非大约并无此奢望,他说,“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江南的春色消尽,时代处于剧变中,诗歌《睡莲》里“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只能存在于久远、尚存梦想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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