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美)张英进主编，苏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36.00元。

    美籍学者张英进主编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一书近期由北大出版社推出中译本，对于早期中国影史研究和上海学研究，这是一个不小的福音。我犹记得自己读研的时候，此书在学术圈子里已然鼎鼎有名，于是在北大图书馆复印了一本，对照着英汉词典着实攻坚了一阵。尽管那时对于很多西方的理论概念一知半解，但此书新鲜的研究角度、方法论框架都已然改变了我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的认知。如今，《民》一书终于在英文版诞生12年后引入中国，译者苏涛先生又恰是我的好友，我见证了他为此书诞生而付出的经年努力。因此，于公于私，我都乐于向读者推荐这本难得的电影史佳作。

    新文化史视野中的上海电影

    正如在贾樟柯为上海世博会拍摄的官方电影《海上传奇》中，让我最感兴趣的，并非传奇本身（上海这样一座有故事的伟大城市，任谁去拍估计都不会难看），而在于导演实际上摒弃了“官方”的宏大视角，力求通过微观之眼，勾勒出个人命运、叙事影像和城市历史的交错互动；与此相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史研究也经历了十分相似的一波转向。这种转向的源头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首次将它命名为“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新文化史家不再追求大历史的抱负，而注重自下而上地关注小历史的意义，比如他们会对物质消费、身体型塑、自我想象等林林总总的历史细节产生浓厚兴趣，从而将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导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

    新文化史声势浩大，很快便成为当今西方史学的主流，而且它的写作方式不拘一格，呈现出典型的跨学科态势。电影史学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史大潮中很难不受影响，因此才会有《民》一书的出现。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作者构成方式，会发现尽管本书的主题是上海电影，但是作者们有着十分宽泛的学术背景，比如李欧梵以现代文学研究闻名，苏独玉致力于民间音乐探索，张英进是比较文学出身；即便作为“正牌”的电影学者，我们亦可以看到，萧知玮在《南京时期的电影审查与文化重建》一文中使用的是比较正统的档案研究方法，而张真在《茶馆、影戏、组装》一文中则运用了更加电影化的文本细读和新颖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modernism）研究方法。因此《民》一书实际为我们切入早期上海电影，提供了多种历史面向和研究经验。

    本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主要涉及到电影与都市，电影类型与观众，观影空间的变迁对电影叙事的多方面影响。按照布朗大学教授南希·阿姆斯壮的观点，它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一种“文本及其语境相互复制的结果”，即彼此相互定义、相互生产。第二部分“性的想象”则集中讨论了女明星与社会公共话语，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无论是明星抑或是娼妓，都超脱了具体的社会阶层身份，而以本雅明笔下“漫游者”（flaneur）式的文化身份，见证摩登都市富有张力的多元形态。而第三部分“身份的构造”则关注了电影中民族身份的自我书写，比如电影审查机制的建立抑或《都市风光》的“城市交响曲”魅力，并通过李香兰的实例分析，探讨了她“泛亚洲神话”的生成机制。

    上海电影的感性叙事

    我认为《民》一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同行学习。首先，它是摩登上海的一部微观的感性叙事史。按照劳伦斯·斯通的观点，伴随新文化史而行的是“历史叙述的复兴”，它是一种对“新的老历史的反思”，考验的是曾被前卫历史学家轻视的“讲故事”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书各位作者的行文之间，不再仅仅是枯燥材料的堆砌，而被植入了大量的个人感情和生命体验。这或许就是微观史学的魅力，它不仅复活了历史现场，还把碎片化的早期电影整合到统一的现代性美学框架之中。相对于这种微观史学，由于影像档案的极度缺失（迄今中国电影资料馆仅存有400部左右早期故事片），宏观化的电影史写作已经难以为之。

    其次，是作者们所提供的观察电影历史的角度。虽然本书中的很多文章都写于15年前，但今天看来很多观点依然十分新颖，这得益于西方学界完备强大的人文学术实践。比如张英进对《神女》中妇德和父权秩序的研究，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左翼观点和“人性论”观点；苏独玉对于《都市风光》的音乐分析，打通了电影、音乐和现代性研究诸领域，体现出深厚的跨学科的学术素养；雪莉·史蒂文森对于李香兰和“大东亚电影圈”的研究，至今依然是国内学术界的盲区和禁区；萧知玮对于国民政府反帝反封建电影审查的研究，则是一次对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偏激观点的重要修正和补充，而这些在以往我们的正统史学中都是被有意识地屏蔽掉的。

    当然，书中所体现出的先进的现代性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尽管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史学者对于西方理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要注意辨析西方理论能否“在地化”的问题，但就华洋杂处、中西交融的魔都上海而言，那确实又是一个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梦想的发生地。我们很高兴看到，近年国内已经有一批电影文化史的新议题出炉，比如南京路电影研究、大光明电影院研究等等，它们都从微观角度触摸了早期上海电影业的美丽和哀愁，展现了新生代电影史学者的风范和素养。因此，也希望《民》一书中文版的面世能够进一步地推动国内“重写电影史”的学术实践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