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和看书,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毗邻校园而居的书店,也被学子们无意识地当成了大学的延伸。
多少次,在回宿舍必经之路的那个小书店里,我们消磨整个傍晚的闲暇;多少回,书店逗留的人群中,总能不时瞥见那几个熟悉的面孔―――平时难得一见的大学者,竟是书店的常客……
不知从何时起,书店和读书人之间竟开始疏远起来。网上书店打出的便宜折扣、随电子阅读器而兴起的平板阅读方式,默默地改变着读书人的阅读和买书习惯。
只是,经济和便利也有代价。它们剥夺了很多大学书店的存在根基,也把多少师生习以为常的书香飘溢,打包成了一束记忆。
买书人的心头之痛
“三人行”书店撤出复旦北区搬往上海财大的同时,主营业务也发生了“转型”:过去主营文史哲等社科类图书,而今则主攻畅销书。
陈天顺走出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公寓的大门,像往常无数个平常的傍晚一样,自北向南一路步行。左手边是种满各种绿色植物的园子,右手边是一家又一家打印、复印铺子,生活用品小店。只是,原本错落于这条小路上的书店,早已不见了踪影。
2002年秋季来到复旦大学的陈天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9个年头,中文系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硕博连读。无论是本科时住南区学生宿舍,还是研究生阶段在北区公寓生活,“书虫”陈天顺对学校内外的书店,可谓如数家珍。
5年前搬到北区生活后,陈天顺最常去的一家书店是离北区公寓大门不远的“三人行”。这家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的小铺子,是陈天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转一转的乐园。所有图书不仅有8折的优惠,而且碰上自己想要、但书店里恰巧一时没有的图书,老板会让他留下书名、版本与出版社等信息,书一到就通知他去取。
陈天顺从骨子里有些看不上书店老板,在交流过程中,他很明显地感觉出老板是个书商,而非读书人。
陈天顺固执地认为,书店和一般的商店不一样,那是一个承载文化气息的场所。特别是大学校园内和校园周边的书店,更应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品位和风格。“如果老板只是个商人,却不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和爱书人,这一切做得到吗?”无论如何,与老板的简单交往还是愉快的。因为是常客,偶尔,陈天顺在付账时得以免去“零头”,有时书店老板也会主动与他
攀谈,了解像他这样文史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对图书的需要。
今年春节过后,提前返校的陈天顺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三人行”书店的老板与伙计似乎比平时更忙碌,焦虑写在他们脸上。不多久,书店就贴出告示―――即将撤离复旦园并搬去上海财经大学分店。与此同时,店里大批图书开出很低的折扣,等待来往的学生把它们带走。
陈天顺问老板,究竟为何要撤?老板无奈而又失落:经营不下去了。一方面,眼下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更习惯在网上买书,同一本图书,实体书店使尽浑身解数也不可能达到网上的折扣率,同时每月的房租居高不下,作为生意人,没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
“三人行”搬离复旦,陈天顺有些难过。老板则宽慰道,上海财大的那家门店其实并不远,“既然是老顾客,到时候仍给你折扣。”可有些敏感的陈天顺却从中听出了一些“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味。
有一回,陈天顺路过上海财经大学国定路校门时,看到了熟悉的“三人行”。他走进店里,以前那些他
最为熟悉的文史哲及社科类书籍被放置于离店门最近的左右两排书架,但相比更宽阔的空间里所充斥的经营管理类、司法考试类、出国与四六级英语考试等热门图书,这几个书架透出别样的寂寞与孤单。
陈天顺瞅了瞅柜台,老板正巧也在。他走过去,本想和老板搭话聊天,但老板始终拿着手机嚷嚷。“你说啥?
哦……金融分析教学辅导第三册最近卖得很火,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存货。”
老板边说边小跑着走到楼梯口,顺着嘎嘎作响的木头楼梯一路向上搜索存货。
陈天顺稍感安慰的是,复旦北区大门外的一条街上至少还存留着惟一一家书店,名叫“二手书店”,20来平方米的面积与曾经的“三人行”颇为相似。
暑假前,他顺道拐进“二手书店”,打算买几本专业领域之外的书带回家消遣。老板是个精明人,这从她对图书品种的布局看得出来。乍一看,不大的空间里最醒目的就是各类教材与教学参考书,其次是各个语种的外文书和分门别类的考试用书。陈天顺好不容易在角落里翻到了几册原版图书,还有几辑学术大师回忆传记。
买单时,他清晰地听到老板娘和店伙计说,再过几周新学期开学,教材和教辅又能卖掉不少。陈天顺初听有些反感,但很快又在心里自嘲:连自己都开始贪图折扣在网上订书了,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书店必须生活在昨日的记忆里呢?
严格来说,从未走出过校园的陈天顺,始终保持着一股理想主义情怀。一如他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一直期待着在落日黄昏下,或是清闲的周末午后,在一家校园书店里,让指尖摩挲些油墨清香。这里的装修不需要多精美,但他的前辈导师,他的导师的导师,也许也在几十年前的这个午后,像他一样在这里驻足过。
“三人行”承载的是陈天顺对于青春的记忆,但在很快就要戴上博士帽时,他却体味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遗憾与难过。
卖书人的难言之隐
“读书人老板”顾振涛还在坚持,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鹿鸣”书店,正在最炎热的夏天遭遇着销售寒流。
顾振涛是陈天顺的师兄,复旦大学中文系1991年的本科毕业生。他对读书有一种特别的痴狂。多年之后,这份痴狂演绎成了一家叫作“鹿鸣”的书店。店名取自典雅的《诗经?小雅》“鹿鸣”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周围相熟的店家喜欢称呼顾振涛为“读书人老板”。
读书人老板开的店,和一般的书店截然不同。一些对有关研究者来说不可或缺的专著,在其他书店难以寻觅,但在“鹿鸣”很有可能找到。比如,从多卷本《戴震全书》、《钱大昕全集》,到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从钱仲联主编的《广清碑传集》到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
顾振涛有自己的想法:身居大学周边,“鹿鸣”必须定位为学术书店,且以文学、历史、哲学、小学、经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有一段时间,鹿鸣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从西方兴起的社会科学类图书,但最终反璞归真。“鹿鸣有自己的特色,专业范围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正是这份执着与坚持,鹿鸣书店不仅吸引了复旦师生,在整个申城文化学术圈也有一批固定的买书人。
大学周边的书店接二连三地倒下,像陈天顺这样的爱书人自然想到了“鹿鸣”,担心这个复旦文科学子曾经的精神家园有一天会不会消失。或者是读书人的心灵相通,在顾振涛的憧憬里,不仅希望把“鹿鸣”打造成一个响当当的实体经营品牌,更希望她能成为所有爱书人的精神灯塔。
但志存高远的顾振涛也坦言:而今的景况越来越不济。
时值盛夏,顾振涛的功课除了考虑当月要进哪些新书,如何为一些需求比较独特的买主尽快配齐所需图书等之外,还要为店内“柴米油盐”的鸡毛蒜皮小事操心。上月的电费单寄来,总共4000多元,这其中包括了他的书店和边上可的便利店两家的用电量。
由于两家共有一个电表,费用自然由两家分担。
此时的顾振涛正拿出本子和笔,一再和可的便利店店长沟通。“书店晚上不营业,所以晚上不会产生用电量,你们店可是24小时开着的……”顾振涛演算几遍终于与便利店的老板娘达成了共识。店员说,鹿鸣书店与可的便利店的电费一般以1:4的比例支出,但碰到夏天用电高峰季节,一分一厘都得算清楚。顾振涛尴尬地笑了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面对渐次向下的境况,能省则省吧。
科班读书人出身,顾振涛是有头脑的。他一直在琢磨实体经营书店与网上书店的不同之处,寻找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每个月,每个季度,鹿鸣的书架上总会出现学术界最新的专著与研究成果,这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最新的学术风向标。他按照文史哲不分家的道理,有意识地把相近学科的图书摆放在一起,这让一个研究特定领域的学者很容易看到相关交叉学科的书目。
“无论你买还是不买,走进鹿鸣有收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顾振涛相信,这样的“小作坊”会有自己的魅力,而且历久弥新。
但这个夏天,一天内连续几小时没一个顾客的场景不时上演。“别说零售额了,就是具有长期关系的订户,数量也在减少。我们留不住习惯网上购书的客人。”
“如果有一天鹿鸣没有了,那对这里的读书人来说,会是多么巨大的伤害?”这是陈天顺心里的想法。事实上,顾振涛不是没有听到过圈里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目前鹿鸣还没有那么惨,不可能过得很滋润,但至少能维持温饱。而未来究竟会如何,谁也说不清楚。”
爱书人的巨大失落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书店还是那家书店,只是走进去,王晓秋有一种“人是物非”的苍凉感。
王晓秋是陈天顺的同班同学,两人是大学时代最铁的哥们儿。那时,碰上周末闲暇,两人经常从校园里逛到学校外,把淘书作为最大的乐趣。
王晓秋对书的喜好,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由于家住得离华东师范大学不远,王晓秋中学时代起,就是师大校园书店的常客。但大学毕业后,王晓秋逛书店的时间渐渐少了。
这个夏天,王晓秋正巧去中山北路,便循着曾经的路线再次来到丽娃河边,打算逛逛那些个书店。大操场对面一个叫作“上海科海图书”的小书店如今还在,但当王晓秋走进店里,一种“人是物非”的苍凉感扑面而来。
王晓秋还是个学生时,这个不算大的店铺里多的是各类学术著作,当然不像“鹿鸣”那般刻意保持曲高和寡的品格,但这里也陈列着诸如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眼下,老板娘仍是原来那个,但这些书籍也已消失了。
整个店铺被分成两片,左手边陈列的图书纷繁复杂,畅销书、流行书一应俱全。占最大空间的是司法考试、英语考试辅导书,还有经营管理类书籍。
右手边摆满了音像制品和光盘、热播的美剧碟片、色彩艳丽的杂志读物等。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不以多种方式经营,肯定入不敷出了。”老板娘告诉王晓秋,每个月的租金是
4000元,再加上电费等开销,固定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看这一个上午下来,真正买书的就两、三个学生,买的也是教学辅导书,其他大多是来买杂志和碟片的同学,还有买小饰品和草帽的女生。”
王晓秋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正门,想看看原先那个震旦书店究竟怎么样了。
曾经在这里买过三联书店版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关系万千重》等全集的王晓秋看到,整个书店的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缩小的部分全部让给了文具、饰品等柜台,而在另一边的书架上,整排整排摆着的都是成人自考、研究生考试、英语考试等辅导书籍,还有流行卡通读物……离开中山北路时,王晓秋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他曾把心留在溢满墨香的书店,但如今,书店已经容不下他了。
当天晚上,王晓秋拨通了陈天顺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中一番唏嘘,心情都颇为郁闷。“可能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对书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吧,想当初我们每个月除了必要的吃住开销,大把的零花钱和闲暇时间都交给书店,现在想来真有些不可想象了……”
没过几天,王晓秋又到国权路上逛鹿鸣书店,回程途中碰见了一位还在学校读研究生的学弟。同样来自文史哲科的学弟询问师兄怎么会在这里,王晓秋指了指手里的几本书,“刚去了鹿鸣买书。”
“鹿鸣,啥是鹿鸣?”学弟一脸彷徨,连发疑问。这让王晓秋感觉被“雷”了一般,万分惊讶的他一再反问
学弟是否真的不知道就在南区后面的鹿鸣书店?得到的回答:从来没有去过,从来没有听说过。
王晓秋顿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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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谈书文化
“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寻找着更好的书店,会在书店里买书。我的学生里,有些来自农村,穷得叮当响,但他们手上只要用钱,也会用来买书。
买书有一个氛围,老师这样做,学生也会跟着做。
但在大学里,我们这样的人似乎已经是‘异类’。一些学问也算做得不错的学者,正在课堂上号召学生们看电子书。而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也开始在网上买书。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拿到书,我们再跑去实体书店买,是不是很傻?
逛书店的乐趣,自是网上订书所难以替代的。逛书店,尤其是逛二手书店,找到一本好书,真堪比一场‘艳遇’,收获意外的惊喜。而在网上订书,我们只是带着目标搜索、订购,‘淘’的乐趣没有了,只剩下一种捡到便宜的侥幸。”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
要衡量一家书店的好坏,看的不是它能卖出多少畅销书,而是它能容纳多少常销书,以及它对常销书的数位定义(是一年卖50本算常销,还是一年卖100本才叫常销)。今天的台湾书市却处在常销书不断萎缩,畅销书则排山倒海的畸形状态。一本新书在大型连锁书店里只有不到两周的考核期,两周里卖不到理想的数量就要立即下架,退位让贤。难怪许多爱书人开始抱怨找不到书。
所以我说台湾的书店喧嚣,因为每一本新书都要在瞬间捉住顾客的眼球,它们看起来不再像书,却像做成书本的广告,争奇斗艳……到这地步,书店终于退去它那虚玄气质的伪装,还原到最赤裸的商场本质。故此,我不只不能在台北的书店找到正常书店所该具有的基本收藏,甚至不能在里头待得太久,因为它太吵了,就像一座大卖场。
―――摘自梁文道《台北书市的没落》为什么孩子不喜欢阅读?
台湾作家唐诺曾对此有所观察:“如今我们不吝惜给小孩一大堆书,却没给他们读这些书的时间,这是太多事太多东西的壅塞童年,像他们肩头上动不动就十斤重的大书包,像他们拥挤不堪的学校教室或补习班才艺班,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夜车念书绝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唐诺眼中,学校课本是令孩子讨厌阅读之源,因为学校教育的宿命保守性和安全性是“在同一年纪但其实个个心性、兴趣、才分不同的小孩中,勉强寻找出一个最基本的公约数来,这个尺度,本来就把几乎所有精彩的、有独特个性的、富想象力的,但也因此不稳定、带着争议甚至说有‘危险’的美丽东西给排除出去。一个人如果每天被迫和那寥寥两本无趣的教科书相处十二个钟头以上,若他还挣到半小时一小时自由时间,你以为他还肯再打开另一本书来看吗?”
教科书的劣性足以磨灭学生对阅读的胃口,课外书再美再好,孩子们早已无福消受;可恶的教科书,是谋杀阅读的利剑,见血封喉,孩子们死得不明不白。
―――摘自马家辉《“街坊式书展”还有存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