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任京官时，全年收入不过是129 两白银，一年的赤字是479 两，约合人民币95800 元。等他任两江总督时期，每年的灰色收入可以达到十八万两，合人民币三千六百万元。

曾国藩为官清廉，但也有很“浊”的一面，他的很多做法，和各地的贪官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他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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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以前介绍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收入。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这个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京官很穷，但是一旦做了地方官，马上就会变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而且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地方官在税收上弹性非常大，国家规定你一亩地收一两，你可以收到一两半，甚至二两，所以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既管民政，也管军队，所以清代的一个两江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三个省的省长加上大军区司令的权力。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元。而按我国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在这里显得是一脉相承。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今天形容贪官有句话，叫“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清代就是这样。因为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只此一项，比起曾国藩的穷京官时代，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什么呢？是陋规，或者收灰色收入。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是十八万两，合人民币三千六百万元。

如果真的这样，那曾国藩差不多可以说能排进大清帝国的富豪榜了。

那么，成了富豪，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确实是有变化，但是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别人眼中的富豪曾国藩活得像穷人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穿着。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也就是说，曾国藩穿着一件料子非常普通的衣服，而且帽子和鞋子都很破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 年），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在安庆跟曾国藩见了一面。这个戈登的秘书写了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当中说，他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时候不小心，上面呢，落了些汤汤水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国藩在北京时候，经济那么困难，却穿得那么讲究，当了总督之后，手里有了钱了，却穿得这么破旧呢？这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对穿着并没有什么要求，在北京穿得好，是因为他经常要见自己的上级。到了两江之后，他就是最大的官员，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下属，所以呢，穿衣服就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当了总督之后，就把家里人都接到总督府和他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女孩，干不了什么太多的活。人手不够，怎么办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定了一个功课表，要求她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忙到晚上。

曾国藩给他们制定的工作日程表，今天还保留在曾国藩孙女的回忆录当中，内容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之类，这是食事。

    上午，纺棉花织布，这是衣事。

    中饭后，要刺绣，绣花，这是细工。

    晚上，要做鞋子，这是粗工。

那么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到缝衣做鞋，这些活，都是总督侯爵曾国藩家的女眷亲力亲为。她们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点上蜡烛，在大堂的一边批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另一边的麻油灯下做鞋织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那么，我们说的那十八万两白银，都去了哪呢？

其实，这陋规中的大部分，曾国藩都没收。

过去官场上的陋规，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三节两寿的节礼。也就是过年过节，官长生日，下属都要给上级送礼，主要是送钱。

但是曾国藩规定，凡是送钱的，一律不要。这就相当于拒收了大部分陋规。

当然，除了送钱，还有人送礼品。对于礼品，曾国藩没有全部拒收。

既成为地方高官，如何处理礼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身在官场，一点礼不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礼物不只是代表着金钱，也代表着感情，片礼不收，不利于曾国藩与下属及朋友的情感交流。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曾国藩也会收礼。不过他收礼，很有特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亲自来到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是一个粗人，大字不识几个，性格很粗豪，同时他也很有钱。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很高兴，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鲍超把礼物打开，曾国藩一一细看了一遍，然后挑了一顶绣花的小帽收下，说这个帽子我很喜欢，其他的，你都带回去。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知道曾国藩说一不二，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这十六大包东西带回去了。

我们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人，学成之后他回国，和曾国藩一起办洋务。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美国采购机器。买来机器后，他到曾国藩家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带些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就是说，容闳送的东西，如果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那么可以收下，要是超过，那么就退还掉。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就是二十两白银，也就是四千多人民币。今天我们公务员收受礼物，超过五千元就构成犯罪，可见曾国藩的这个价格线，定得很科学。

二

以上我们讲的，是曾国藩身上非常清廉的一面。从这些内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清官。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经常大吃大喝。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去阅兵。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情况。我们看他在苏州，是天天请客吃饭，开始是苏州本地官员请他吃饭，喝酒，听戏，临走，他也摆了两桌，回请当地官员。可见，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

第二点，曾国藩也会给别人送礼。两江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经常有人出差经过这里。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除了请他吃饭之外，还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也就是路费。

我们讲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收了很多冰敬和炭敬。那么现在他做了地方官，而且是总督，当然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关记载，比如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过，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进京办事，离开京城时，给自己在官场上的熟人送的礼金。

那么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需要进京见皇帝和太后。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他已经多年没有进京，那些穷京官早就盼他去了，所以他送的别敬当然不可能太少。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送得不多。

以上是第二点，送礼。

第三点，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同治七年，捻军也被消灭，天下恢复太平，军费报销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需要到户部报销。

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送交户部。由户部审核，看看账目是否合理。

那么，户部凭什么来确定合不合理呢？凭“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送的多少而定。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关。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所以在报销前，曾国藩就托李鸿章到北京，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跑北京一问，给曾国藩写了封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这封信，今天就收在李鸿章全集当中。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实在是太多，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到北京，请户部的人吃吃喝喝，沟通感情。公关工作很见成效，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皇太后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说，曾国藩一直很忠诚，而且他们的军费很多是自筹的，所以同意他们免于审核，直接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但是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他还是照给了。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你这次不给，下次没法再进户部。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可是很大的数目，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啊，曾国藩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陋规平均一年会有十八万两之多。那么陋规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下属官员三节两寿送的礼，另一部分是下属一些部门，以公款的名义送的钱。对这些钱，曾国藩有选择地收了一部分。他属下有一些油水很多的部门，比如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他都收下了。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清代实行食盐专卖，所以盐运司就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钱很多，你要是不收，他们年底也给职工发福利了。

收这些钱的用途呢，就是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送的别敬，给户部送的八万两，平时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他的养廉银主要是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所以说，曾国藩当官，有和光同尘的一面，他的很多做法，和各地的贪官一样。

但是，和贪官不一样的是，其他各地官员，为官任满，走的时候，小金库中的钱都要带回老家。曾国藩不这样做。在曾国藩不做两江总督，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他查了一下，“ 小金库”中还剩了一万两白银。

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剩下的钱，你想办法捐掉，但是不要署名。

曾国藩要求匿名捐款，说“凡散财最忌有名”，他说，“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一个人捐款出了名，就会有很多事找上门来，所以不能使任何人知道。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因此我将他定义为“非典型类清官”。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清官办不成事。海瑞就是代表。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恪守低得可怜的薪俸，以致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在官场上，海瑞受到大家的排挤。对同事来说，你清官，显得我们都是贪官了。所以海瑞一到哪做官不久，当地官员就会联名向朝廷表扬他，说他做得太好了，品质太高尚了，太清廉了，建议朝廷赶紧升他的官，让他走人。海瑞一生有几次升官，都是这样升的。所以我们看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

曾国藩却不想以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他的这种做官方式，也许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议提供一些启示。

 * 本文为《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和反腐败》书摘，标题为编辑所加，资料由人民出版社提供

【关于本书】

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仅仅家庭藏书就达近万册）基于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了解，利用掌握的较为丰富的清代文献资料，选择广大普通读者比较关注的反腐话题，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得失进行了逻辑清晰、视角独特、可读性强的通俗解读。

张宏杰以非常确切的历史史实和真实数据，对中国汉宋元明清等时期官员的工作生活状况、收入支出情况，以及国家制度设计等有关从政的方方面面作了全面的介绍，深刻剖析了中国官员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生存之道，是了解中国社会和官场生态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文编辑 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