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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李景端专栏】近日看到两则报道,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当作出版业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头一则报道是,宁波有书店“论斤卖书”。另一则报道是,新华出版社发表“废旧图书公开竞价处理公告”。
当前为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要求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要实行“去产能,减库存”。我联想到,出版业应该也有这个需要。近日看到两则报道,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当作出版业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几年,确有一批出版单位,转变以往单一出版模式,取得了可喜效果。但仍有些出版人习惯于广种薄收。
头一则报道是,宁波有书店“论斤卖书”。这虽不是头一回的新闻,但有再次敲响警钟之效应。另一则报道是,新华出版社发表“废旧图书公开竞价处理公告”。声称有412种、27.23万册图书,招标处理。要求现场切割损毁,全部报废出售。这批报废书总码洋为1117.12万元,竞标者先交5万元保证金,起拍总销价为15万元。未中标者可退还保证金。
前一则说明,书积压太多,到了只好论斤卖的地步。后一则表明,如果只能按底价中标,那么这1100多万元码洋的书,只能回收15万元。倘若竞价流标,连这点钱都收不回。
众所周知,书店和网购的图书品种不断增加,而买书的人和能够常销的书却反而呈萎缩趋势。有粗略统计,进店半年还销不出1本的新书,约占到进货的6成。有相当数量的新书,还没机会上架就成了压库书。出版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我国年出版图书1.4万种,2014年猛增至44.84万种。相比之下,近几年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维持在20万种、12万种和8万种。我国重印书中,历来都是新书比重高过重印书;但2014年新书比重竟首次低于重印书,这表明原创不足、销售不畅、产能过大状况,尚未得到有效遏止。
再看图书库存。我国书店及出版社自办发行的总库存,2004年为449亿元,2011年达到804亿元,2014年更增为1010亿元。销书退货率高达30~40%。据《人民日报》的文章报道,如今每销售1元图书,因滞退等原因,就要伴生1.77元的库存。因为库存不计入考绩指标,积压再多,出版社也无人担责,报废冲账就完事了。
常讲出版生产要转型,这几年,确有一批出版单位,转变以往单一出版模式,取得了可喜效果。但仍有些出版人,习惯于广种薄收。依赖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来弥补单种印数和盈利下降。特别是现在出版社基本上不强调专业分工,于是自家田歉收,就抢种别人地,不管是否懂行能把关,只要能赚钱,什么专业的书都敢出。不少出版社不注重发现和培养作者,舍不得在内容建设上投入,导致选题老化,创新乏力。于是只好跟风、傍名人、赶时髦、对他人成功的选题创意,来个“拿来主义”,换个包装,上市抢剩饭。做书如此偷懒,同质化的书怎能不多!特别是那些版权保护已过期的公版书,那更是低水平不断重复。例如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所谓不同译本多达几十种,有些译本,不但缺乏更新,甚至粗制滥造到了糟蹋名著的地步。2014年相比前一年,全国出书品种增长0.9%,但总印数反而下降1.51%,变化幅度虽不太大,但这个趋势,正是重规模、轻质量这种后果的反映。前一阵,许多出版社滥出五花八门的养生保健书,就是明显的教训。
当前出版业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包括制订和完善出版退出的机制,列为出版改革的重点项目。
出版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的原因有很多,本文着重分析两点。
一是书号控制出书品种的作用弱化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生前曾对我说,九十年代出版署出台出版书号管理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品种无序膨胀。起初书号管理很严格,配给每社的书号都有定额,出了问题图书,还要扣减书号,查出卖书号要受处罚,所以当时对控制图书品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现在虽未取消书号管理,出版社获得书号已非难事。没有了使用书号的约束,出书品种自发膨胀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出版生产缺乏完善退出机制。我国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对出版社的准入实行严格限制。那时对“进”,是管住了。但随着出版业逐步融入市场化,加上出版社出书范围和书号管理陆续松绑,出版社的出版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民营出版力量的兴起,不少民营文化公司和工作室,实际上已成为不挂牌的准出版社,这更使得我国的出版能力,越加强大。事实上,“进”也松动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业至今只见“进”,不见“退”。现今的出版社,大多是计划经济年代,按地区或部门设立的。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些出版社,或因同质化严重,缺乏竞争力;或因经营管理不善,生存相当艰难。但即使这样,也不见有倒闭退出的。十多年前,日本出版了《出版大崩溃》一书,讲了因出版泡沫,一度导致日本大批出版社倒闭的情况。在国外,出版社经营亏损就倒闭,这是既正常又常见的现象。而我国出版业,何以只有进,没有退?
在我看来,现今有些出版社虽衰落犹能生存的原因,除了有的依赖行政手段给予“输血”外,主要靠打擦边球,卖书号抢教辅;傍名跟风,抢他人饭碗;行政推销,公款买书;有偿出版,给钱就能出书;把部分编辑和发行业务,发包给个人或民企,等等。还有不正当的,就是不惜搞抄袭、剽窃和造假来非法牟利。出版社还在,当然要出书。只要有钱赚,垃圾书也照出不误。
综上所述,当前出版业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包括制订和完善出版退出的机制,列为出版改革的重点项目。这项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久拖不改,恐怕泡沫会越来越大。这是一项需要动体制、革弊端、推创新的文化治理工程。既要有顶层设计,也需要全体出版人,以及与出版业相关的部门,共同参与改革。特别是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老总,眼睛别只盯着“产业化”,“利润最大化”,盲目片面追求“兼并、做大、上市”,以致走偏了路,结果只落实到扩规模、促增长而出版的品质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本文编辑 诺亚)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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