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机会?》 新星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中间地带”的革命》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杨奎松小传
1953年10月生于北京,籍贯重庆。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失去的机会?》、《“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开卷有疑》、《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等。
说史观:党史应纳入历史
晶报: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史与历史是呈平行的发展状态,有时甚至高于历史,这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杨奎松: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材料首先是一些中共领导人写的材料,公允地说,这些材料不是纯粹出于宣传的目的,撰写者是抱着一种半回忆半研究的态度在写,主要是为了给后来人留下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段时间一切现代史、革命史都成了党史,不存在非党史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客观的、中立的审视角度。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陆续出现把党史纳入历史中去研究的著作。
晶报:似乎历史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认为党史是一门学问。
杨奎松:是的,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党史研究曾经在政治上的限制比较多,很难讲真话。第二,是中共党史研究距离今天太近了,因为时间太近,研究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史料与自己、自己父母的经历联系起来,就会选择站在自我的角度去看问题,就会很难客观地看问题。
我们过去的党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党史教学以及从事官方党史研究的人在做,由于这些研究者有很强的目的性、任务性,因此对于那种研究,你没办法要求能达到某种程度或者某种标准。
晶报:作为一名中共党史专家,您在研究中有没有一些遗憾?
杨奎松: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材料,另一个是尺度。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求研究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其次是全面的,但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长一段时期是在战争、革命、动荡的过程之中,很多材料是丧失的,很难找到。另外,一些材料虽然有,但长期在限制之中。
这个现象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生了改变。作为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水平与档案的开放关系太密切了,我们现在的政策接轨了国际目前通行的档案管理方式,也就是三十年以前的档案尽量开放,而三十年以内的档案不会开放。所以说,越早的历史,我们今天研究的自由度也就越大,而对于距离较近的历史,我们只能随着时间越推越远,才能看到越来越多被解禁的资料,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貌。
告晚辈:希望年轻学者多接地气
晶报:虽然很多材料已经解禁,很多限制也已经放开,可不少人一提党史,还是会自动选择一种“自我禁止”。这可能是很多东西被禁止太久的缘故吧,您认为该如何扭转这种“自我禁止”?
杨奎松:当更多的禁忌被开放,当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你说的老百姓这种“自我禁止”就会消弭。
曾经,党史这两个字就代表着神秘感,而我们为之努力的,就是“去神秘感”。比如我在1980年代做研究的时候,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都是不能研究的。等到1990年代,陈独秀已经没那么敏感了,可以说了,我就把1980年代写好的关于陈独秀的东西拿出来发表。随着时间不断地向后伸展,我们向前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通过越来越多的材料被披露出来,老百姓就会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人物和事件。
晶报:现在有一些学者在网上开了博客和微博,把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或者所感所想写给大家看。其实,党史也是需要有人去推广的,也需要有推广的媒介。
杨奎松:对于传播方式,我觉得不应该受到限制,我不排斥新媒体,只要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解,不同的媒体我都愿意尝试。实话跟你说,我一开始也开过微博,但是觉得140个字太受限制了,没办法深入。而且微博的即时性太强,一段文字、一张照片、一个视频让你产生了反应,你马上就会把它们转发出去,马上就会给出你的态度。我觉得这种没有沉淀和思考的方式不适合我,因为我是那种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负责的人,而对微博一些让我怀疑的东西,我不能马上去查资料,也不能胡乱回应,所以,干脆我就不写了。
晶报:著书是不是您觉得最适合自己的媒介?
杨奎松:是的,还有就是讲学、接受媒体的专访,这些媒介也同样可以做一些普及性的事情。
晶报:现在做党史研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您对这些晚辈有什么心得来分享。
杨奎松:我们以前著党史,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史,顶多加一些外交,经济没有讲到,社会也没有讲到,基本上都是一些上层路线、上层权力,很难讲到底层的东西,没有接地气。我希望年轻的学者们能多接接地气。
现在全球历史研究的方向是大家越来越关心普通人和普通的社会单位,比如一些村子、工厂,这个方向应该反映在我们的正史或者通史研究上,这样才能把社会不同的层面立体化地反映出来,这样才能让普通读者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后又对哪些旧的东西进行了改造。
另外,我发现有不少年轻学者喜欢使用数字,数字当然是最直接的材料,但如果把数字使用过多,就会让大多数人看得云山雾罩,渐渐地,读者们就会会失去阅读的兴趣。以我来说,我一般不会使用大量的数字,而是尽量形象地把它们归纳出来,然后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谈新作:研究中国不能离开国际背景
晶报:您在去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以及再版的《失去的机会?》,讲的都是当年国共两党在相互关系处理上的问题,这两本书是您对今天的一种提醒吗?
杨奎松:这两本书不在一个层面上。《失去的机会?》是出版社一再要求再版,因为书库里早就没有了。而且,《失去的机会?》中,在皖南事变之后的国共谈判,我当时也没有讲,一些朋友后来跟我提出来,说这一段应该补上,我也觉得这一段是一个缺憾,于是就再版了,并加入了新的内容。
《“中间地带”的革命》就不一样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是我十几年前写的,当时没有发出去,现在看来,这些我以前的观点仍然是我现在的观点,包括我对一些问题研究的角度和视野,也都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我觉得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意识到当时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个角度,不重视国际大背景这个问题。
晶报:不光是对以往中国的国际环境,不少人对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依旧是漠不关心、知之甚少。
杨奎松:你说得很对。在今天,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对外的形象越来越国际化,而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却越来越封闭。相比起来,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很开放,不排外,虽然大家都反抗外国侵略,但西方先进的东西却是抱着一种平和与接受的态度,对世界也是趋向融合的。可以说,在当时很激烈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新少林寺》,戏里面刘德华演了一个民国初年的军阀,当外国人向他推销大炮以此换取在他的地盘修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