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刘苏里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1993年10月,他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书店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于1993年10月,是民营学术书店和学人办店的先驱。书店早期位于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1994年三环路改造,万圣迁址于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街深巷,却由此打通了与北大、清华的血脉,一度被誉为海内外学子的精神家园。万圣和成府街几乎成为海淀一带的地标,创造了一段神话。
刘苏里:开书店是一种表达
本报记者 陈祥
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讲述了一家书店和读者间的情缘,像传说,留下千古绝唱。
无论中西,爱书人都向往这样的书店,为了人和书的相遇,为了交换彼此的思想,前提是需要一个不同凡响的书店经营者创造一个平台。于是,我们在北京看到了万圣书园、风入松,在南京看到了先锋书店,在上海看到了季风书园,在杭州看到了枫林晚、晓风,在广州看到了学而优书店,在偏僻的贵州,亦有西西弗斯书店如灯塔矗立。
尽管刘苏里一直强调自己的专业是卖书,但是,你说他是书贩兼儒商,自觉更像是在贬损他,对不住人。他身上涌动着的,更多是学者气质。刘苏里在天涯的博客叫作“苏里说话”,上面的文字和谈吐根本觅不到一丝商人狡黠、精明的气息。
他说,开书店是一种表达,“苏里说话”也是一种表达。在网络上,他时时热情又理性地评点时事,不时在《南方周末》上推荐书单,身体力行为这个社会普及着公民常识;在自家书店的沙龙里,他可以和京城大学者秦晖滔滔对谈“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
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刘苏里,其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极为稳重、温雅、开朗,不时开怀大笑,有时还从口中窜出一句国骂,他首先问记者,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得国内媒体狂欢,大众则翘首期盼在数人,整个社会像入了咒一样。
对话
万圣不是一家简单的书店
《东莞时报》:书店在经营过程中,资金流动成问题吗?很多独立书店就是在此触礁,最后转手,或者将所有书籍低价售罄后关门大吉。
刘苏里:有过一次,2002年,但一年左右就过去了。出版社对万圣的支持,使我们度过了这次困难。
《东莞时报》:在中小城市开设学术书店,你觉得可行吗?许多书店老板即使再固守人文理念,在市场的残酷考验面前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去。
刘苏里:我们没有中小城市开书店的经验,我说几句,供大家参考。中等城市,一般也有百八十万人口,即使小城市(甚至市镇),也应该有十几到几十万人口。人口基数是能否开成一家像样的书店最重要的硬条件。这些城市里,总有一批喜欢有一定品味和深度书籍的读者,即使售卖纯学术类图书的书店开起来有些难,但开一个甚至几个品味高些的书店,完全有可能。我算过一笔帐,只要你的书店能比较固定吸引5000位读者,就不至于失败。
假使一个中小城市有30万人口,2%,就是6000人。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找出5000位读书人,并不难。所以,难题首先要从开书店的有志者自身找起。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书店开起来之所以难,一是资金不足,二是经营者心态不稳,一个“硬件”,一个“软件”。“硬件”大家好理解。“软件”指的是,一个人决定开书店,你决心干一辈子么?下不了这个决心,建议大家干什么也别开书店。
我还想强调一点,开书店不是简单“固守人文理念”就可以成功的。开书店,首先是做生意,生意做不好,固守多好的理念都是白搭。
《东莞时报》:从你的经验出发,如何将理想主义和商业资本融合在一起?
刘苏里:书店首先不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我上面说了,它首先是门生意。但书店遇到暂时困难,是坚持下去,还是关门大吉,“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这时就该登台亮相了。生意无论大小,真正能把它做好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主义者未必能干成什么事。
《东莞时报》:卓越亚马逊、当当网之类的网购书籍冲击,对你影响很大吗?你是如何采取一定的针对措施来争夺消费潜力?
刘苏里:当然有影响,而且很早,比许多城市都早。但在它们能影响我们之前,我们已经打磨出了一个体系。这就是我06年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的背景。当时我说,任何商业竞争,击垮一家书店很容易,而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万圣不是一家简单的书店,它是一个体系。这说来话长。
《东莞时报》:你对学术书店的发展前景如何看待?
刘苏里:整体看,最近几年一直比较困难。但我06年就开始说,谁能挺过未来10-12年,谁将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我估计,到2016-18年前后,独立的专业书店,将迎来黄金时代。算算,话音落下,已过四年。
万圣卖书和我“说书”是两回事
《东莞时报》:你有近半年没有更新天涯博客“苏里说话”了,虽然中间因为言论尺度收缩的问题,一度停过。
刘苏里:06年底,李国盛先生帮我开了天涯博客,我很上心写了两年,08年底以来,时写时停,这半年多,干脆不写了。这个时间段很有意思。再过些年,我们大概能总结出其中的某些玄机。
《东莞时报》:你曾一直在写作《重温美国制宪进程》系列文字,当时网刊《天涯读书周刊》持续进行转载,影响甚夥。这场专注的写作和思考,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苏里:谢谢您还能记得那个长篇。《进程》大概写了有四十几篇,每天一篇,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它。短则六七百字,长则两千字。后来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想出书。都被我婉拒了。我那是好玩,自己学习呢,怎够得上出版!可惜没能完成。没准儿什么时候高兴了,得把它续完。
要说有多大收获,也谈不上。因为我每天都在干同样的事情,比你看到的或许还要多些。每天的收获看不见的,时间长些,可能会有点体会。
《东莞时报》:万圣成为行业标杆,你在网络上的书单推荐,也成为许多读者的宠儿。对此,在
推荐书籍时,你注重怎样的选择标准?
刘苏里:万圣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出版商支持,读者捧场,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是万圣版的“三位一体”哲学。
至于说我自己,书是读了些,天天读,要说读懂了多少,实在说不上。“推荐书”,与其说是推荐,不如说是与读者交流读书心得。关于这个标准,我也说过不止一回。大家高兴,可以翻我博客。不管我有多少具体标准,有一条绝不违背:只尊重所订标准,其他因素盖不考虑。
《东莞时报》:对于《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类的书火爆一时,你是怎样看待它们的存在?对于一些在你眼中价值低劣、违背常识的社科类书籍,你会将他们放在店里吗?虽然它们会带来比较好的销售获益。
刘苏里:万圣卖书和我“说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卖书,万圣遵照“允许大狗小狗一起叫”的原则,不厚此薄彼,更不画地为牢。但我“说书”可有明确的立场。你提到的那些书,我都持批评态度。但《中国站起来》跟《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不一样。《不高兴》跟《货》又不一样。前者还有些真诚的激情,只一些。后者,首先它是一部涉嫌抄袭之作。“阴谋论”也谈的太夸张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万圣的态度很明确,有再好的商业收益,也不卖。要说“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如何与商业结合,这恐怕算作一例。
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如何安置好自己
《东莞时报》:人生忧患识字始,生于1960年的你,阅读兴趣经历了哪些转变?
刘苏里:谈得上批量阅读,已是上大学了,1979年。很难说有读书兴趣什么实质性的“转变”。兴趣不断扩大,倒是真的。为避免涉嫌显摆,我还是不列具体科目了吧。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您,我几十年来的阅读,一直想着的,其实就一件事儿,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如何安置好自己。既让自己体面,也不给世界造成太大的麻烦。
《东莞时报》:你觉得自己的思想启蒙是在何时,哪些书给你带来了最大的撞击?
刘苏里:启蒙?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成启蒙了,虽然我肯定不是柏拉图洞穴里从不抬头的那个人。非要说,有把握的是,我一直还在摸索中。前面似有光亮,但不敢肯定我是否走得出柏拉图洞穴。
但我有过几次觉悟,姑且叫觉悟吧,我都能记得住。最早一次,发生在1976年。当我听到播报当年“四•五”事件时,第一反应是,哪些理着小平头的人,不是反革命,而是英雄。08年底,是我最近的一次“觉悟”。
给我带来“最大的撞击”的书,实在太多了。早点的,有《豺狼的日子》、《甘地传》、《1984》、《古拉格群岛》等,晚一点的,有《枪炮、病菌与钢铁》、《<圣经>:从神话到历史》、《万历十五年》等,最近,有《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埃及记》,对了,还有《上学记》、《燃灯者》,或还该加上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和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东莞时报》:作为文化传播的学术书店老板,作为锐利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学者型书市观察者,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刘苏里:我主要是卖书人。万圣在行业里,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其间有我的贡献。
《东莞时报》:对于目前的创下事业,你满意吗?若有不足,在哪里?
刘苏里:我给自己打85分。
《东莞时报》:你最近在读哪些书?
刘苏里:刚刚读完《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国人的起源》等,正在读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蔡爱眉《大国兴亡录》、拉弗 等《繁荣的终结》、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和耿少将《羌族通史》。我常是七、八、十来本书一起读,不求甚解。
成稿于10-05-30
《东莞时报》2010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