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陆续看到你选编和赏评的两套中国儿童文学选本,一套是外研社去年出版的“名家儿童文学读本”6册,另一套是浙少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共12册。为什么在各种儿童文学选本已经充斥书肆的情形下,你还会去编这样两套原创作品选本呢?
方卫平:首先当然是因为一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专业热爱,其次是出于对当下儿童读者阅读需求的个人认知。我在分级读本的前言《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中说,从中文世界的儿童文学阅读实际看,虽然翻译儿童文学和原创儿童文学均以现代汉语的言语形态呈现,但是很显然,两类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言语风格等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翻译儿童文学的文化认知和言语体味价值自然无可否认,但是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在展示母语的特色、丰富性和独特魅力方面,在儿童的母语体验、习得和语感培养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及其重要性等,都是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记者:除了母语体验、习得和语感培养等方面的思虑外,应该还有“文学”自身方面的考量吧?
方卫平:是的。也许我内心还潜藏着一个“野心”:希望通过这些选本的选评工作,重新触摸、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重新思考、整理我们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美学认知。一句话,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面向公众的读本选评工作,重新勾勒、呈现我个人心目中原创儿童文学的美学版图。
记者:通过选本工作来整理和重新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能具体谈谈吗,比如20世纪中前期的儿童文学,一般认为艺术面貌比较单一,教化色彩浓郁。
方卫平:我想说,20世纪中前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风貌也并不是单一的,例如冰心的深情和雅致,张天翼的诙谐与讽刺,严文井的哲理与诗情,《神笔马良》《野葡萄》等作品的民族化韵味,等等。但是,毋庸讳言,20世纪中前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艺术面貌更多地受到了社会性、教育性等方面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我在与《中华读书报》记者的对话中曾经坦承,在漫长、大量的搜寻和品读过程中,尽管我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史方面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准备,但是,那些传统的、深入我们作家艺术骨髓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和文化习性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影响甚至伤害,仍然让我深感震惊。例如,许多作品,包括名家笔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时出现的暴力、杀戮、侵害等情节和元素,成为了这些作品一种本能的叙事构成,而作家本人和一些选家对此可能浑然不觉。又如,不少作品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总是把儿童设定为一个被质疑、被否定的对象,作品中所潜藏、体现的童年观,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与童年为敌”,成为了历史上许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姿态。
记者:请举一个例子。
方卫平: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中,鲁兵先生的文化素养、文学智慧等都是我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在这一次比较集中地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深感他较早期的一些作品留下了不少令我感到遗憾的叙述和描写,例如“看我不把你撕得稀烂”(《老虎的弟弟》),“他叫黄鼠狼,几口就能咬断你的脖子”、“你这小子。我一巴掌就把你打成鲜肉馅饼”(《虎娃》),等等。我个人认为,无论故事中的主题倾向如何,当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幼儿文学作品中对这样比较血腥、暴力的描写的运用不加警惕的时候,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化和审美取向,就多少值得怀疑了。同时,过于强烈的训诫意味,也影响了鲁兵上述作品的美学价值。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也发现,在鲁兵创作的后期,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其作品中的主题设置和价值取向,也逐渐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我在选本鲁兵单元后所附的评析文字中认为,如儿童诗《小老虎逛马路》、童话《顶顶小人》、《一只小鸟和三个孩子》、《大树大树高高》等,显示了作家对于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可能性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在一个老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老虎因为偶然的原因“溜了出来逛马路”的故事中,作者由以往作品中常常扮演的童年的“训诫者”,变成了童年的“思考者”、“护卫者”;在围绕着小鸟、围绕着大树而展开的不同的故事中,作者把环境、自然及其与人类、与童年的关系和思考,巧妙地融入了故事的发展和叙述之中。我想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创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一种重要的提升乃至飞跃。所以,在这两套选本中,我都给了鲁兵的作品以重要地位。
记者:那么,重新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版图,首先就意味着要以自己的眼光和标准去重新寻找、选择散落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长河和当下现场的文本。
方卫平:是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遗存和当代积累,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丰富”的另外一层意思,可能就意味着混沌、驳杂。如前所述,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儿童观及其立场十分可疑,许多作品在美学上也乏善可陈。因此,我在选择作品和设置单元时,并不过多考虑既有文学史定评或某位作家创作的数量多寡或影响大小。在这两套选本中,除了冰心、任溶溶、鲁兵、包蕾、林良、圣野、孙幼军、金波、张秋生、张之路、林焕彰、桂文亚、曹文轩、秦文君、梅子涵、班马、乔传藻、葛冰、高洪波、沈石溪、周锐、冰波、金曾豪、彭懿、吴然、孙建江、汤素兰、王一梅等读者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之外,我还分别为顾乡、普飞、武玉桂、谢采筏、王淑芬、林芳萍、赵燕翼、诸志祥、湘女、吕丽娜、林世仁等作家设置了作品单元。例如,诗人顾工的女儿、80年代活跃一时的顾乡,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她的童话《往事》、《黄狗斑马和大象》有别于一般童话故事的独特的文学面貌与思想内涵,使我们很难不关注到它们。顾乡的童话不仅仅是童话,它们还是一些对人性、社会有着深刻的讽喻和批判的寓言。在做这样的单元安排时,我并没有遵循现今儿童文学界的普遍认知或人们习惯的编选习俗,比如某位是著名作家,就一定要安排在显要处,某位尚不知名或不很知名,就只能搁置在角落里,而是更多地根据自己的趣味、眼光和判断来决定取舍。
以前看一些选本,常常会觉得选文有大同小异之感。其实,一套选本的价值,除了是为公众提供一份独特的阅读材料之外,它也承担着一份为文学史筛选佳篇、酝酿经典的功能,而不同选家、不同眼光、不同选本的汇集,可以从一个方面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叙事提供一种毛坯、一份参考。
记者:除了作家作品的遴选,“重新呈现”还有其他方面的含义吗?
方卫平:当然还有,“重新解读”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名篇时。比如,关于冰心的书信体散文名著《寄小读者》,在儿童文学界,人们较多谈论的是它的童年理念和爱的哲学,我在“分级读本”小学卷第五册中选了其中四篇书信,并在“分享阅读”中特别指出了这部产生于“现代白话文诞生未久的时期”的作品所具有的语言特色。在内容方面,我则结合作品,认为“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也会随着安静下来,去体味、思考在我们身外的种种不幸,去学着同情、怜爱世上一切受苦的心灵。世上伟大的思想与情感并不在别处,而正在这些‘零碎的怜念’中”。我希望以这样的分析来陪伴读者走进作家情怀的细微之处。又如张天翼的《不动脑筋的故事》、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过去人们较看重这两部作品的教育意义,我在“分享阅读”当中提出,“我们今天读这两个与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距离的故事,很多时候都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脑筋动得越少,不成话的事就越多’、‘从小养成好习惯总是对的’这样明确的教育意涵上,而是更多地从故事本身所呈现出的夸张的幽默里去索取更多阅读快感。同样,故事里的赵大化、没头脑和不高兴也不再是些身上存在着缺点需要改正的孩子,而是充满了喜剧味儿的生动的文学形象。时代移易了,故事的接受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它却凭借它不曾降格的文学性,依然充满故事的魅力。这也正是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的阅读中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使搁置在今天的审美坐标上来审视,即使按照今天的艺术趣味来把玩,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些名篇的文学价值依然是毋庸置疑的。
记者:事实上,以前的人们并未误读这些作品,我们只能说,是今天的阅读立场、接受视角发生了变化。
方卫平:我很同意你的这个说法。记者:一个选本要吸引读者,体例和编排方式也十分重要。看得出来,这两套选本在这方面你下了不少工夫。
方卫平:谢谢你的细心。在体例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主要采用主题单元的编排方式,每篇作品之后附以“分享阅读”的点评导读文字,以求为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作品的解读提供一定的助益。而《儿童文学名家读本》则采用了每位入选的作家作品单独组成单元,同时附以作家评论与作家自述作为延伸阅读,以此为读者朋友们提供阅读上的帮助和参考,同时也希望以这样的组合方式,使读本在体例上显得活泼、好看。其中“延伸阅读”部分收入了许多描写作家性情和创作的妙文等,这些文字的作者,有的是作家的妻子、孩子,有的是作家的朋友、同事,因此笔下往往细节精彩,妙趣横生。比如,如果你想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最喜欢唱歌的四位作家是谁,各自的演唱个性和趣闻如何,想知道作家曹文轩为什么“气贯长虹一般”把一个“花瓶举过头顶,然后摔了出去”,想知道作家班马在创作长篇小说《六年级大逃亡》的日子里发生了哪些好笑的故事,想知道作家冰波为什么对作家周锐有一大堆的“意见”,想知道作家沈石溪为什么在家里被称为“沈老四”,那么,你会在延伸阅读部分读到生动的描述。选收这些文章,不仅可以增添读者的阅读兴味,同时可能帮助读者增加对作家个性和创作过程的了解和认识,也许,对于小读者来说,一个作家的生命和形象,就更加鲜活地从书页和字里行间站立了起来。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授权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未能进入这两套选本。对我来说,这当然留下了一点遗憾。
(《儿童文学名家读本》6册,18元∕册,外研社2010年6月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12册,20元∕册,均由方卫平选评,浙少社2011年1月出版)